目的 探究某地区孕产妇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的临床感染特征及分娩情况,并对感染病例开展危险因素调查确定高危食品及危险因素,为临床诊治和改善妊娠结局提供资料.方法 选取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某地区确诊的10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孕产妇进行回顾性研究,对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进行调查,并对病例临床特征、妊娠结局的影响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10名孕产妇发病前曾食用过冰箱内存放的水果、过夜饭菜及各类凉拌菜;10名孕产妇家中环境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涂抹样本共检出18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主要来源于厨房菜板、冰箱内食物.10例孕产妇感染病例的孕周16～38周,平均(27.10±7.09)周,9例出现发热症状,8例胎动减少,并伴有腹痛、恶心等消化道症状.10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孕产妇中,1例胎死宫内,2例流产,3例早产,4例足月,85.71％(6/7)新生儿出现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结论 孕产妇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常发生在妊娠中晚期,与孕产妇饮食习惯、食物及环境交叉感染有关,孕产妇感染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后不具有特征性临床表现,抗感染后仍会出现不良妊娠结局,且可能会引起新生儿感染;应加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健康宣教,提升孕产妇对该病的警惕度及重视度,防控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

目的: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循环内皮微颗粒(EMPs)水平和内皮细胞功能的改变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120例的临床资料,按照疾病严重程度分为妊娠期高血压组34例、轻度子痫前期组45例、重度子痫前期组41例.选取同期正常妊娠孕妇30例为对照组.比较4组的内皮细胞功能、血清EMPs、脉压水平的差异,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妊娠期高血压组、重度子痫前期组、轻度子痫前期组脉压、血清EMPs、血清内皮素-1(ET-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高于对照组,NO水平低于对照组(P均＜0.05).与妊娠期高血压组、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重度子痫前期组患者血清ET-1、MCP-1水平较高,NO水平较低(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脉压、血清EMPs、ET-1、MCP-1水平呈正相关,与血清NO水平呈负相关(P均＜0.05).结论: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脉压水平、EMPs明显升高且存在内皮功能障碍;随着患者病情加重,脉压及血清EMPs、ET-1、MCP-1水平逐渐升高,而血清NO水平逐渐降低.

目的:探讨饮食运动管理联合中医治疗干预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该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216例，采用住院编号奇偶数字排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8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妊娠期高血压病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饮食运动管理联合中医治疗干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压血脂、免疫功能以及母婴结局。结果:实施饮食运动管理联合中医治疗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血压血脂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免疫功能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饮食运动管理联合中医治疗干预可有效控制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的血压血脂，显著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降低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为患者获取良好母婴结局具有积极意义，应用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新生儿低血糖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糖代谢疾病，尤其易发生于早产儿。反复持续的低血糖可导致早产儿出现永久性神经损伤或死亡等不良结局，严重影响患儿预后。研究认为孕母妊娠期疾病、妊娠期用药、早产儿的各种病理生理状态均可增加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病率。该文综合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就目前早产儿低血糖的病理生理机制、危险因素、诊断、预防与治疗进行综述，以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低血糖的发病率。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发病率2%~3%，是早期妊娠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占75%） [1,2]。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MTX）作为临床常用的抗代谢类抗肿瘤药物，大剂量方案（>500 mg/m 2）主要用于治疗各类恶性肿瘤，小剂量MTX也可用于异位妊娠的保守治疗 [3,4]。MTX治疗异位妊娠的常用剂量为50 mg/m 2或1 mg/kg，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其经济、有效且不良反应小，是国内外指南推荐临床治疗未破裂型异位妊娠最常用的药物，治疗成功率约70%~95%，可能取决于治疗方案和初始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 [5]。但应用MTX的患者个体化差异较大，据文献报道小剂量使用MTX，也可引起患者发生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剥脱性皮炎等一系列严重毒副反应，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6,7,8,9]。本文报道一例由MTX治疗异位妊娠所致喉头水肿的病例，旨在为临床应用MTX治疗异位妊娠提供参考，以期预防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27岁，G 1P 0，既往体健，否认遗传病史。本次妊娠早孕期口服地屈孕酮保胎治疗，孕12周超声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 NT)检查无明显异常。孕16周行无创产前检测为低风险。孕26周彩超检查示胎儿双顶径65 mm，头围249 mm，腹围210 mm，股骨长47 mm；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2.4 mm，见过隔血流信号。经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羊膜腔穿刺术，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孕29 +3周复查彩超：双顶径75 mm，头围276 mm，腹围250 mm，股骨长55 mm；胎心率144次/分，律齐，主动脉骑跨于室间隔之上，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3.5 mm，见过隔血流信号，主动脉内径5.4 mm，肺动脉内径5.5 mm，三尖瓣可见反流信号，反流面积1.40 cm 2，反流速度75.18 cm/s(图1)。考虑为胎儿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三尖瓣返流。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核型为46，XN。CMA结果为arr[GRCh38] 12p13.32p13.31(3 281 263-5 704 236)×1。提示12号染色体12p13.32p13.31区域缺失2.423 Mb(图2)。夫妻双方染色体核型及CMA检查未发现异常，提示胎儿为新发变异。经遗传咨询后，孕妇及亲属选择终止妊娠，拒绝对引产胎儿行病理学检查。本研究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临审2021-371号)。

目的:探究先兆子痫发生的危险因素及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EGFR-1)与胎盘生长因子(PLGF)对先兆子痫(PE)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产前检查并最终确诊为PE的148例孕妇作为PE组，并选取与PE组同时期进行产前检查的148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VEGFR-1、PLGF、VEGFR-1/PLGF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PE的危险因素，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与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并获取截断值，根据截断值绘制孕妇发生PE的生存曲线。结果:PE组VEGFR-1、VEGFR-1/PLGF水平高于对照组(均 P<0.05)，PLGF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VEGFR-1和VEGFR-1/PLGF为PE的危险因素(均 P<0.05)，PLGF是PE的保护因素( P<0.05)。VEGFR-1、VEGFR-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正相关(均 P<0.00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负相关(均 P<0.001)。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AUC＝0.773、0.791、0.825)，截断值分别为9 190.83 ng/L、508.17 ng/L、21.64。根据截断值将296例孕妇分为低、中、高风险3组，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三组发生PE的概率分别为1.36%、18.97%、66.67%。 结论:VEGFR-1与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临床可通过监测VEGFR-1/PLGF水平并联合其他检查手段提高PE诊断和预测的准确性，改善妊娠结局。

目的:调查常熟地区重症监护病房对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以及患者的预后情况。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筛选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入住常熟地区3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入选患者符合2016年脓毒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排除年龄小于18岁、妊娠、中途放弃治疗、入院后6 h内死亡以及已进入其他有关脓毒性休克干预治疗研究的患者。记录其基本情况，既往史，入院时情况，1 h、3 h及6 h集束化治疗（Bundle）的完成情况以及预后。根据患者存活与否分为两组，比较两组Bundle指标完成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并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3家医院共207例患者纳入研究，1 h Bundle完成率为27.1%，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81.2%，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72.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48.4%，液体复苏完成率74.4%，使用升压药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完成率86.0%；3 h Bundle完成率为67.6%，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97.1%，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84.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97.1%，液体复苏完成率76.8%；6 h Bundle完成率为30.4%，其中平均动脉压达标完成率98.1%，重新评估容量状态（至少两项指标）完成率48.3%，中心静脉压达标完成率42.5%，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 2）达标完成率10.6%，床边超声完成率48.8%，抬腿及补液治疗完成率42.5%，乳酸升高重新评估完成率55.1%。3 h及6 h Bundle总完成率为27.1%。三家医院的完成情况无明显差别。脓毒性休克患者总病死率为58.9%，住ICU时间为10 d（5，23） d，住院时间为14 d（6，26） d。单因素分析示抗生素使用时间，中心静脉压达标、床旁超声、抬腿补液试验，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以及6 h Bundle完成、3 h及6 h均Bundle完成、APACHEⅡ评分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P=0.005，0.001，0.001，0.002，均 P<0.01），对上述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中心静脉压达标（ OR=23.236， P=0.001）、抬腿补液试验（ OR=0.102， P=0.012），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 OR=0.197， P=0.001）及APACHEⅡ评分（ OR=1.103， P<0.01）为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28 d生存曲线显示6 h Bundle完成可降低病死率（Log Rank χ2=8.944， P=0.003）。 结论:常熟地区对于脓毒症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并不高，而依从性与预后密切相关，需要加强改进措施，提高指南的依从性。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