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晚期癌症患者住院期间子女孝道价值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83名住院晚期癌症患者的子女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孝道价值观现状。结果:本次受调查者子女孝道价值观总分为（66.50 ± 4.10）分，患者年龄、婚姻状况、医疗支付方式、病程、住院次数、患者对病情了解程度，子女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职业、有无子女、月收入、对患者病情了解程度、独生子女、是否与患者同住、平均每天照顾时间影响子女孝道价值观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值为16.64~62.94， U值为2.04~4.27， P<0.05）。 结论: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对孝道相关概念的理解较好，护理人员了解了我国传统孝道和家庭照护模式情境下的晚期癌症患者子女的孝道价值观情况，可增强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孝顺与被孝顺体验，改善患者心理健康问题，最终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质量。

目的:探讨晚期胃癌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与其照顾反应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1—5月选择天津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的189名晚期胃癌患者子女为研究对象。采用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FPVS）和照顾者反应评估量表（CRA）对患者子女进行调查。结果:189名晚期胃癌患者子女FPVS、CRA总分分别为（60.66±3.21）、（76.39±12.46）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晚期胃癌患者子女的年龄、居住状态，患者年龄、疾病知晓程度是晚期胃癌患者子女照顾反应的影响因素（ 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晚期胃癌患者子女的FPVS总分与CRA总分呈负相关（ r=-0.200， P<0.01）。 结论:晚期胃癌患者子女的孝道价值观水平越高，其照顾积极体验越明显。临床工作应重点关注晚期胃癌患者子女的照顾反应，采取措施及早干预，提升其照顾积极感受和价值感，减轻其照顾负担，改善其行孝过程中的负性体验，提升患者照顾质量。

目的:编制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为评估癌症患者子女的孝道价值观提供一个有效的测评工具。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半结构式访谈、专家函询形成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的初稿。采用便利抽样法，纳入352名晚期癌症患者子女为调查对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采用项目分析法及信度、效度检验进行删减条目，最终形成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结果: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86，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0.93~1.00；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2个因子，其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0.25%，2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照顾（含10个条目）和尊敬（含5个条目）。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总分与中文版孝道价值观量表（FVI）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96，与FVI中照顾、尊重维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0、0.46，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编制的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孝道价值观的评估工具。

目的:探讨失能老人子代照料者的抑郁症状与孝道观念的关系及相依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383名子代照料者,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双元孝道问卷(DFPS)、相依关系量表(MS)进行测量.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检验相依关系在抑郁症状与孝道观念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CES-D得分与相互性孝道得分、MS得分均负相关(r=-0.49、-0.48),与权威性孝道得分正相关(r=0.37);MS得分与相互性孝道得分正相关(r=0.76),与权威性孝道得分负相关(r=-0.84),均P＜0.01.相互性孝道得分与CES-D得分负关联(β=-0.67);MS得分在相互性孝道得分与CES-D得分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89％.结论:失能老人子代照料者的抑郁症状与孝道观念、相依关系相关.

目的:探讨父母粗暴养育、青少年责任心、内隐人格观与青少年孝道信念的关系.方法:使用粗暴养育量表、大五人格量表中的责任心分量表、内隐人格观问卷及双元孝道信念量表对562名初中生进行施测.结果:①父母粗暴养育与青少年责任心、互惠孝道、权威孝道均呈显著负相关;责任心与互惠孝道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权威孝道的相关不显著.②父母粗暴养育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互惠孝道,而且能够通过责任心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的互惠孝道;而责任心在父母粗暴养育与青少年权威孝道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③父母粗暴养育对青少年互惠孝道的直接效应以及责任心的中介效应均能够被内隐人格观调节,即该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在持人格实体观的青少年群体中更加显著.结论:责任心是父母粗暴养育损害青少年互惠孝道的纽带,而人格增长观是父母粗暴养育导致青少年责任心和互惠孝道降低的缓冲器.

通过分析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终结问题产生的变化与可能影响,指出生命终结需要决断,临终者不能安然离去,根本源于技术的本质,身体在技术具身中成为被摆置的对象,现代医疗偏离了初衷.应伦理先行,基于对生命的伦理关切,主动地思考技术时代生命终结的可能方式,提高生命质量与死亡质量;探索中国孝道文化与临终关怀理念的内在契合性,为避免两者的现代偏离,构建传统孝道与技术的良性交互,以安宁疗护予以伦理关怀,帮助临终者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目的:考察农村老年人代际关系对自我忽视的影响,以及抑郁与孝道期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代际关系、自我忽视、抑郁和孝道期望四个量表对693名老年人(≥60岁)进行调查,并分析四个变量的关系.结果:抑郁部分中介了代际关系对农村老年人自我忽视的影响;孝道期望在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间起调节作用,随着孝道期望升高,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结论: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抑郁和自我忽视水平,抑郁会加重老年人的自我忽视,且代际关系对抑郁的影响受孝道期望的调节.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运用混合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发现:中国式家庭"互惠性孝道"代际交换关系,对于改善老人主客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有重要作用;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三类代际交换,通过老人"逆反哺"中介机制非对称影响老人健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同时以直接机制与对"子女代际交换-老人代际交换-老人健康"路径关系的混合调节中介机制,非对称影响老人健康.应多路径强化家庭代际交换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嵌合匹配性,优化家庭代际交换关系.

随着我国人口高龄慢病化、失能失智化趋势的到来,长期照料需求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受当前尚不健全的社区医养体系及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患者的日常照料主要由其家属承担,由此家庭照顾者角色在长期照料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显示,家庭照顾者在照护过程中所显现的健康赋权能力与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密切相关﹝1,2﹞;有效的照顾者赋权行为对患者疾病自我意识、自我决策的增强有着深刻影响﹝3﹞;不仅能够激发患者的自主责任意识,还能够大大提升家庭功能,促进家庭福祉﹝4﹞.关注家庭照顾者的健康赋权能力,或可为优化慢病管理、解决长期照护困境提供新视角.本文拟对近年来家庭照顾者健康赋权的相关研究进行阐述.

近年全球百岁老人数大量快速增长,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对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挑战.百岁老人占全球人口数极少(0.0000613％),但百岁老人是死亡率极高的脆弱人群,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特殊关爱(包括精神支持、经济补助,提倡孝道等).不少国家有百岁老人研究团队及其应对措施,我国多年来同样关注百岁老人研究工作[1].本文综合探讨百岁老人快速增长的现况及其启示,以有助于对百岁长寿老人健康长寿问题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