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结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应用于宫颈癌患者的效果及对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125(CA125)、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于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18例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传统开腹组(42例,接受传统开腹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微创组(76例,接受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比较两组手术效果及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结果 微创组手术时间较开腹组更长,术中出血量较开腹组少,住院时间、胃肠道恢复时间短于开腹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881、12.348、21.622、11.780,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两组血清CA-199、CA125、SCC-Ag水平均下降:术前>术后2周>术后1月,微创组术后各时间点上述指标水平均低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37.516、8.733、6.182、251.616、12.520、7.069、250.512、14.554、4.663,P<0.05);微创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116,P<0.05).结论 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结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宫颈癌,可以优化手术效果,促进术后康复,提高安全性,改善预后.

目的建立一个基于矢状位T2加权图像(T2 weighted imaging,T2WI)的瘤内结合不同瘤周区域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危险因素的列线图,评估其术前预测宫颈癌ⅠB期和ⅡA期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120例两家医院术前接受MRI检查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清扫并经术后病理证实的ⅠB和ⅡA期宫颈癌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资料和MRI图像,分为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对矢状位T2WI图像瘤内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和1～6 mm的瘤周环(ROI-1、ROI-2、ROI-3、ROI-4、ROI-5和ROI-6)分别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Pearson分析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进行特征选择.以最佳者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构建0～6 mm瘤周影像组学模型,并筛选出最佳影像组学模型,基于以上最佳影像组学模型评分与临床独立危险因素构建联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以校准曲线评估模型校准度,以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价模型的应用价值.结果由瘤内结合瘤周3 mm区域得到6个有效特征建立的影像组学模型预测效能最佳,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972和0.857.由肿瘤最大径、红细胞计数(red blood cell,RBC)的临床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临床模型预测效能次之,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AUC分别为0.940和0.847.基于肿瘤最大径、RBC、瘤内结合瘤周3 mm的6个有效特征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效能更稳定,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AUC分别为0.952和0.939,经校准曲线和DCA分析,列线图的校准度较高,临床净收益较大.结论基于T2WI瘤内和瘤周3 mm组学特征构建的影像组学列线图可以较好地术前预测ⅠB期和ⅡA期宫颈癌,对指导患者个体化治疗有着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变量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鳞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ACSCC)患者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结转移状况.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两个中心2013年1月至2022年2月的265例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的LACSCC患者病例及影像,中心1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中心2的数据用于模型验证.所有患者NACT治疗前行盆腔MRI检查.于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和延迟期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通过K最佳(K-Best)及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降维并筛选出与淋巴结转移强相关影像组学特征.基于每个序列筛选后的组学特征构建三个单序列模型,在所有特征间作相关性分析,排除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并对临床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融合临床变量及筛选后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临床-影像组学的组合模型,比较模型间性能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及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估模型的诊断性能及临床效能.结果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分别筛选出6、3、7个与淋巴结转移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其中2个形状特征和10个纹理特征被纳入组合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RI评估的淋巴结状态是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素(P<0.05).与单序列模型相比,组合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诊断能力最高,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48[95％(confidence interval,CI):0.785～0.912]、78.2％、74.4％和0.827(95％CI:0.737～0.917)、80.8％、69.4％.DCA显示如果风险阈值超过60％,则用组合模型预测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状态可获得较大的临床效益.结论基于治疗前MRI,联合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的组学特征及临床信息对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转移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LACC)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脉管间隙浸润(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LVSI)状态.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300例于2013年至2022年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训练集187人,LVSI阳性73人)和河南省肿瘤医院(验证集113人,LVSI阳性31人)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LAC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于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和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上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特征,利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与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筛选影像组学特征.随后,基于逻辑回归分类器分别建立单序列模型,双序列模型及基于三序列组学特征的联合序列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各模型性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通过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临床价值.结果在验证集中,基于Ax_DWI、Sag_T2WI及Sag_T1C构建的单序列模型的AUC分别为0.717[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605～0.829]、0.734(95％CI:0.633～0.836)和0.733(95％CI:0.626～0.841);基于Ax_DWI+Sag_T2WI、Ax_DWI+Sag_T1C及Sag_T2WI+Sag_T1C构建的双序列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763(95％CI:0.660～0.866)、0.786(95％CI:0.692～0.881)与0.815(95％CI:0.731～0.899);联合序列模型的AUC值为0.829(95％CI:0.740～0.914),高于各单序列模型与双序列模型,但联合序列模型与Ax_DWI模型、Sag_T2W1模型及Ax_DWI+Sag_T2W1模型之间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5～0.047).决策曲线显示联合序列模型的临床净效益高于单序列模型与各双序列模型.结论基于治疗前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联合序列模型可有效预测LACC患者NACT后的LVSI状态.

目的:比较不同麻醉方式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患者围术期血浆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浓度。方法:择期行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的患者68例，年龄34~68岁，BMI 19~24 kg/m 2，ASA分级Ⅰ或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34)：全身麻醉组(G组)和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组(GE组)。G组采用咪达唑仑、依托咪酯、顺式阿曲库铵进行麻醉诱导，采用瑞芬太尼、丙泊酚、顺阿曲库铵维持麻醉；GE组麻醉诱导前经L 1，2间隙行硬膜外麻醉，待麻醉平面达到T 6后进行全身麻醉，方法同G组。术后采用PCIA，维持VAS评分≤3分。于麻醉前10 min(T 0)、手术结束时(T 1)、术后1 h(T 2)、24 h(T 3)和48 h(T 4)时，采集外周静脉血样，采用ELISA法测定血浆HMGB1、γ-干扰素(IFN-γ)以及IL-4浓度；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水平和CD4 +/CD8 +比值。 结果:与G组比较，GE组T 2，4时血浆IFN-γ和IL-4浓度降低，T 2~4时血浆HMGB1浓度降低，T 2~4时CD3 +、T 2时CD4 +、T 2，3时CD8 +水平和CD4 +/CD8 +比值升高( P<0.05)。 结论:相比全身麻醉，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患者血浆HMGB1浓度更低，进而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更小。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卡铂联合宫颈癌根治术对宫颈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Th1/Th2型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西北妇女儿童医院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间96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手术组直接进行宫颈癌根治术（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化疗+手术组于术前进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比较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Th1/Th2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IL-4、IL-6]表达及骨髓抑制发生情况，并评价近期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血清CEA、CA125、CA19-9、SC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有明显降低（ P<0.05），其中化疗+手术组显著低于手术组（ P<0.05）。治疗后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IFN- γ分别为20.58±3.52和25.69±3.61，相比治疗前的11.75±2.59和12.15±2.65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2分别为24.68±4.46和29.53±5.28，相比治疗前的17.26±3.96和17.52±4.23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4分别为17.65±4.12和13.59±4.23，相比于治疗前的22.56±4.74和23.13±4.86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的IL-6分别为24.59±3.85和31.76±4.42，相比于治疗前的41.78±4.71和42.35±5.59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血清CEA分别为（33.89±5.51）ng/L和（30.46±4.86）ng/L，相比于治疗前的（44.34±5.62）ng/L和（44.71±5.75）n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25分别为（51.96±5.85）μg/L和（47.23±5.46）μg/L，相比于治疗前的（64.81±6.71）μg/L和（65.43±6.62）μ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9-9分别为（42.21±5.23）U/mL和（37.56±5.61）U/mL，相比于治疗前的（51.46±5.71）和（52.13±6.20）U/m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SCC分别为（1.12±0.12）μg/mL和（0.96±0.15）μg/mL，相比于治疗前的（1.22±0.17）μg/mL和（1.24±0.18）μg/mL均明显降低。化疗+手术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手术组（ P<0.05），两组骨髓抑制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宫颈癌根治术前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目的:比较不同方式治疗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不良反应和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将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94例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分期为Ⅲ期宫颈癌患者(Ⅲ A期16例，Ⅲ B期23例，Ⅲ C1期136例，Ⅲ C2期19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根治性放疗±化疗组(81例)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13例)，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良反应的差异。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无进展生存曲线，并行Log rank检验。进一步对136例Ⅲ C1期患者进行分析不良反应和预后的差异。 结果: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3、4级血红蛋白下降( χ2＝10.68， P＝0.004)、直肠黏膜炎( χ2＝14.41， P＝0.001)以及阴道瘘( χ2＝7.16， P＝0.012)，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10.96， P＝0.002)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8.49， P＝0.010)升高。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8.3%和74.5%( χ2＝5.33， P＝0.021)。在136例Ⅲ C1期患者中，根治性放疗±化疗组(34例)更容易发生直肠黏膜炎( χ2＝13.25， P＝0.003)，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02例)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χ2＝6.18， P＝0.046)。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5.5%和86.3%( P＝0.893)，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5.6%和77.1%( P＝0.244)。 结论:对于Ⅲ期宫颈癌患者，与根治术+放疗±化疗组相比，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更容易发生进展，预后较差；对于Ⅲ C1期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预后无明显差异。2种治疗方式可导致不同的不良反应，无明显优劣。考虑手术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负担，更推荐Ⅲ C1期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

目的:探讨E-钙黏蛋白（E-cad）在子宫颈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预后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2013年1月至2016年10月行根治性放疗的80例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临床资料。采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癌组织中E-cad蛋白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80例患者中30例（37.5%）死亡，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43.7个月（95% CI 46.3~62.4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未达到。E-cad低表达率为53.75%（43/80）。低分化患者E-cad低表达率高于中、高分化患者[75.0%（21/28）比42.3%（22/52）， χ2=7.83， P=0.005]，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Ⅲ A~Ⅲ B期患者E-cad低表达率高于Ⅰ B2~Ⅱ B期患者[65.9%（31/47）比36.5%（12/33）， χ2=6.83， P=0.012]。E-cad低表达患者的PFS及OS均较E-cad高表达患者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51， P=0.018； χ2=7.48， P=0.00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E-cad低表达是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PFS及O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836，95% CI 1.023~3.297， P<0.05； HR=2.439，95% CI 1.091~5.698， P<0.05）。 结论:E-cad低表达是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EDVT）患者焦虑及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9年6月—2022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LEDVT存在焦虑及抑郁状态的患者作为观察组，依照是否存在焦虑、抑郁状态分为焦虑组（65例）、抑郁组（58例）（部分患者同时存在焦虑与抑郁2种状态），另选同期90例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LEDVT不存在焦虑及抑郁状态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设计临床资料调查表、疾病认知情况调查表了解患者临床资料、疾病认知情况，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估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进行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LEDVT患者抑郁与焦虑状态单因素分析。结果:焦虑组和抑郁组自费、未生育子女、待业或无业、家庭月收入<5 000元、社会支持较少、疾病认知度<80分占比分别为36.92%、67.69%、69.23%、66.15%、46.15%、70.77%和34.48%、68.97%、72.41%、65.52%、44.83%、68.97%，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4.44%、40.00%、33.33%、32.22%、11.11%、23.33%（均 P<0.01）；焦虑组和抑郁组混合型血栓、中央型血栓、周围型血栓、双侧血栓、右侧血栓、左侧血栓占比分别为30.77%、20.00%、49.23%、16.92%、35.38%、47.69%和32.76%、15.52%、51.72%、12.07%、37.93%、50.00%，与对照组的32.22%、17.78%、50.00%、10.00%、36.67%、53.3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自费、待业或无业、未生育子女、家庭月收入<5 000元、社会支持较少、疾病认知度<80分与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LEDVT患者抑郁和焦虑状态相关（均 P<0.01）。 结论:宫颈癌根治术后继发LEDVT患者抑郁、焦虑状态与自费、待业或无业、未生育子女、家庭月收入低、社会支持较少、疾病认知度低等因素有关。

目的:评价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的120例ⅡA1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41~63(49.2±4.6）岁。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0例），研究组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对照组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观察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变化；比较2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高危因素、间质浸润情况以及脉管癌栓的差异；采用后期放射性损伤评分标准评估比较2组患者急慢性放射性损伤的差异；通过随访比较2组患者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和总生存（OS）率的差异。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 结果: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降期率为95.0%（57/60），术后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占15.0%（9/60）。2组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恢复时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430、0.137、0.100，均 P> 0.05）。在术后高危因素的比较中，研究组患者淋巴结（+）、残端（+）、宫旁浸润的发生率分别为3.3%（2/60）、1.7%（1/60）、0(0/60），低于对照组患者的8.3%（5/60）、3.3%（2/60）、6.7%（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335， P<0.05）；研究组发生术后间质浸润的患者中，病理完全缓解率、间质浸润浅1/3的百分比分别为15.0%（9/60）、31.7%（19/60），高于对照组的0(0/60）、20.0% （12/60），间质浸润中1/3和深1/3的百分比分别为41.7%（25/60）、11.7%（7/60），低于对照组的50.0%（30/60）、30.0%（18/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875 ， P<0.01）；研究组患者术后脉管癌栓的发生率为26.7%（16/6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6.7%（3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1.109， P<0.01）。研究组患者1~2级急慢性放射性肠炎、急慢性放射性膀胱炎和急性血液学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927~6.508，均 P<0.05）。研究组患者的5年PFS率、OS率分别为66.7%、80.0%，高于对照组的65.0%、78.3%，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7、1.96，均 P>0.05）。 结论: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可有效减少术后高危因素和放射性损伤，但不影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