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结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应用于宫颈癌患者的效果及对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125(CA125)、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于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18例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传统开腹组(42例,接受传统开腹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微创组(76例,接受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比较两组手术效果及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结果 微创组手术时间较开腹组更长,术中出血量较开腹组少,住院时间、胃肠道恢复时间短于开腹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881、12.348、21.622、11.780,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两组血清CA-199、CA125、SCC-Ag水平均下降:术前>术后2周>术后1月,微创组术后各时间点上述指标水平均低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37.516、8.733、6.182、251.616、12.520、7.069、250.512、14.554、4.663,P<0.05);微创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116,P<0.05).结论 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结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宫颈癌,可以优化手术效果,促进术后康复,提高安全性,改善预后.

目的建立一个基于矢状位T2加权图像(T2 weighted imaging,T2WI)的瘤内结合不同瘤周区域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危险因素的列线图,评估其术前预测宫颈癌ⅠB期和ⅡA期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120例两家医院术前接受MRI检查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清扫并经术后病理证实的ⅠB和ⅡA期宫颈癌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资料和MRI图像,分为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对矢状位T2WI图像瘤内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和1～6 mm的瘤周环(ROI-1、ROI-2、ROI-3、ROI-4、ROI-5和ROI-6)分别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Pearson分析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进行特征选择.以最佳者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构建0～6 mm瘤周影像组学模型,并筛选出最佳影像组学模型,基于以上最佳影像组学模型评分与临床独立危险因素构建联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以校准曲线评估模型校准度,以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价模型的应用价值.结果由瘤内结合瘤周3 mm区域得到6个有效特征建立的影像组学模型预测效能最佳,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972和0.857.由肿瘤最大径、红细胞计数(red blood cell,RBC)的临床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临床模型预测效能次之,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AUC分别为0.940和0.847.基于肿瘤最大径、RBC、瘤内结合瘤周3 mm的6个有效特征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效能更稳定,在训练组和外部验证组AUC分别为0.952和0.939,经校准曲线和DCA分析,列线图的校准度较高,临床净收益较大.结论基于T2WI瘤内和瘤周3 mm组学特征构建的影像组学列线图可以较好地术前预测ⅠB期和ⅡA期宫颈癌,对指导患者个体化治疗有着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变量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鳞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ACSCC)患者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结转移状况.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两个中心2013年1月至2022年2月的265例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的LACSCC患者病例及影像,中心1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中心2的数据用于模型验证.所有患者NACT治疗前行盆腔MRI检查.于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和延迟期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通过K最佳(K-Best)及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降维并筛选出与淋巴结转移强相关影像组学特征.基于每个序列筛选后的组学特征构建三个单序列模型,在所有特征间作相关性分析,排除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并对临床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融合临床变量及筛选后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临床-影像组学的组合模型,比较模型间性能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及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估模型的诊断性能及临床效能.结果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分别筛选出6、3、7个与淋巴结转移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其中2个形状特征和10个纹理特征被纳入组合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RI评估的淋巴结状态是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素(P<0.05).与单序列模型相比,组合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诊断能力最高,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48[95％(confidence interval,CI):0.785～0.912]、78.2％、74.4％和0.827(95％CI:0.737～0.917)、80.8％、69.4％.DCA显示如果风险阈值超过60％,则用组合模型预测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状态可获得较大的临床效益.结论基于治疗前MRI,联合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的组学特征及临床信息对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转移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LACC)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脉管间隙浸润(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LVSI)状态.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300例于2013年至2022年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训练集187人,LVSI阳性73人)和河南省肿瘤医院(验证集113人,LVSI阳性31人)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LAC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于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和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上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特征,利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与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筛选影像组学特征.随后,基于逻辑回归分类器分别建立单序列模型,双序列模型及基于三序列组学特征的联合序列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各模型性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通过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临床价值.结果在验证集中,基于Ax_DWI、Sag_T2WI及Sag_T1C构建的单序列模型的AUC分别为0.717[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605～0.829]、0.734(95％CI:0.633～0.836)和0.733(95％CI:0.626～0.841);基于Ax_DWI+Sag_T2WI、Ax_DWI+Sag_T1C及Sag_T2WI+Sag_T1C构建的双序列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763(95％CI:0.660～0.866)、0.786(95％CI:0.692～0.881)与0.815(95％CI:0.731～0.899);联合序列模型的AUC值为0.829(95％CI:0.740～0.914),高于各单序列模型与双序列模型,但联合序列模型与Ax_DWI模型、Sag_T2W1模型及Ax_DWI+Sag_T2W1模型之间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5～0.047).决策曲线显示联合序列模型的临床净效益高于单序列模型与各双序列模型.结论基于治疗前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联合序列模型可有效预测LACC患者NACT后的LVSI状态.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MR的影像组学融合模型术前预测宫颈鳞癌脉管间隙浸润（LVSI）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2019年3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宫颈鳞癌患者168例。患者年龄22~76（52.0±10.1）岁，临床分期为国际妇产联盟（FIGO）ⅠB期127例、ⅡA期41例。所有患者术前行多参数盆腔MR扫描，均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收集其临床病理资料和多参数MRI数据，以7∶3的比例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训练集117例和验证集51例。在T 2加权像（T 2WI）、表观弥散系数［ADC，由2个b值的弥散加权成像数据自动生成］及增强T 1加权像（cT 1WI）3个序列的MRI上，对病灶进行手动分割勾画肿瘤轮廓感兴趣区（ROI），得到三维感兴趣区（VOI）并提取特征，通过以最大相关最小冗余和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为主的三步降维法筛选特征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临床特征并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建立融合模型，制作列线图。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校正曲线、决策分析曲线评估列线图的效能及临床效益。 结果:术后病理检查确诊LVSI阳性42例，阴性126例。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的年龄、FIGO分期、肿瘤最大径、肿瘤分化程度、LVSI状态等临床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基于T 2WI、ADC及cT 1WI多参数MRI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经特征筛选后得到7个关键特征，均与宫颈癌LVSI相关（ P值均<0.05），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训练集T 2WI、ADC及cT 1WI 3个序列独立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30［95%可信区间（ CI）0.557~0.698］、0.686（95% CI 0.563~0.694）、0.761（95% CI 0.702~0.818），3个序列共同构建的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对应的AUC为0.887（95% CI 0.842~0.925），诊断效能最优，并在验证集中得到验证。联合影像组学模型与肿瘤分化程度构建的融合模型列线图预测宫颈癌LVSI，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893（95% CI 0.851~0.929）、0.854（95% CI 0.749~0.943），校正曲线显示出列线图有良好的校正性能；决策曲线表明当风险阈值概率范围在0.50~0.96时，采用影像组学融合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净收益优于“将所有患者视为宫颈癌LVSI阳性或阴性”。 结论:基于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特征的融合模型对宫颈癌LVSI状态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宫颈癌仍是中国常见的妇科肿瘤疾病。早期宫颈癌（FIGO分期ⅠB-ⅡA期）的治疗常常首选根治性手术，术后病理往往存在不良预后因素影响患者的生存。根据NCCN指南推荐，存在中危因素（淋巴血管间隙受累、肿瘤大小或深层间质浸润）且符合Sedlis标准的宫颈癌患者，建议术后补充盆腔外照射±含顺铂同步化疗。但是目前早期宫颈癌术后中危因素的定义标准、辅助治疗的指征及方式仍存在争议，本文重点阐述早期宫颈癌根治术后中危因素的定义标准及辅助治疗的研究进展。

目的:探讨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患者出现持续性输尿管狭窄的相关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确诊为宫颈癌、子宫内膜癌需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术后持续性输尿管狭窄的发生率和相关危险因素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最终共有1 068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194例患者在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出现持续性的输尿管狭窄，总体发生率为18.2%，其中子宫颈癌的发生率为18.7%(151/807)，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为16.5%(43/261)，两种类型肿瘤术后输尿管狭窄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FIGO分期、术后辅助化疗、脉管浸润、淋巴结转移、术后辅助放疗、术后输尿管瘘、术后淋巴囊肿、术前白蛋白与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出现持续性输尿管狭窄有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后辅助放疗、术后辅助化疗、术后输尿管瘘、术后淋巴囊肿是其独立的危险因素(均 P<0.05)。术后有、无持续性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患者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持续性输尿管狭窄的发生率较高，术后输尿管瘘、术后辅助放疗、术后辅助化疗、术后淋巴囊肿是其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持续性的输尿管狭窄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

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是早期宫颈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方式。该术式范围大、风险高，如何在保障手术范围的同时减少手术并发症是妇科肿瘤医师共同面对的难题。减少宫颈癌手术并发症的措施涉及从患者选择到术后管理的各个环节，通过严格把握手术指征、熟悉器械使用、关注手术操作细节和技巧的应用、加强术后管理、重视手术者学习曲线，可以将手术损伤发生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目的 探讨微肽抑制肌动蛋白细胞骨架(MIAC)和水通道蛋白2(AQP2)与宫颈癌症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科收治的100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接受根治性子宫颈切除术,收集肿瘤组织及肿瘤周围组织用于蛋白和免疫组化分析.根据肿瘤分期分析MIAC和AQP2表达,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MIAC和AQP2表达组间的中位生存时间.通过免疫组化分析癌旁组织和宫颈癌组织中MIAC和AQP2的表达.通过免疫共沉淀实验分析MIAC与AQP2的相互作用.结果 宫颈癌组织中MIAC与AQP2的蛋白表达较癌旁组织降低(MIAC:1.02±0.02 vs 1.85±0.16;AQP2:1.09±0.04 vs 1.75±0.14,P＜0.05).染色分析显示宫颈癌组织中MIAC与AQP2的蛋白表达较癌旁组织降低(MIAC:2.49±0.67 vs 6.33±1.26;AQP2:3.26±0.49 vs 7.49±1.15,P＜0.05).Ⅲ～Ⅳ病期组患者 MIAC 和 AQP2 蛋白表达较Ⅰ～Ⅱ病期组降低(P＜0.05),随着宫颈癌病期的进展,MIAC和AQP2的表达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高MIAC表达的患者群体在整个时间范围内的生存率普遍高于低MIAC表达的患者(P＜0.05),高MIAC表达与更好的生存预后相关,而低MIAC表达的患者生存率较低.与非特异性的IgG对照组相比,使用针对MIAC和AQP2的特异性抗体时,AQP2和MIAC蛋白表达升高(P＜0.05),表明MIAC与AQP2之间存在相互作用(MIAC IP为1.75±0.16;AQP2 IP为1.86±0.15;IgG对照为1.04±0.02).结论 宫颈癌中微肽MIAC与AQP2的相互作用对肿瘤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两种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与病情的恶化相关,而高MIAC表达与更佳的生存预后相关,揭示了它们在宫颈癌进展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