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健康护理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9月至2022年2月，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湖南省人民医院进行腹膜透析的100例中青年患者进行调查，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社会支持量表、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社会支持在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分别为（46.47 ± 10.23）分和（63.67 ± 10.37）分，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36.40 ± 7.27）分，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得分为（94.21 ± 11.40）分。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家庭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844~-0.373，均 P<0.05）。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通过社会支持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家庭抗逆力的间接效应明显，社会支持的间接效用分别占总效应的41.6%和48.8%。 结论: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中起中介作用，护理人员应以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减少成人依恋对家庭抗逆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目的:描述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帮助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制订有针对性的护理康复方案，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关怀给患者及其家属。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收治入院的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对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家庭抗逆力的横断面调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明确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307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288名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中，男84名，女204名，年龄≤30岁23名，31～40岁63名，41～50岁63名，51～60岁32名，≥61岁107名，家庭抗逆力总分为（210.80 ± 17.32）分。单因素分析显示，照顾者不同的职业状况、与患者关系、年龄、家庭居住地、婚姻状况、家庭类型、每天可照顾时长，以及患者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对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6、-3.38， F值为4.96～21.32，均 P<0.05）。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水平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及家庭支持均呈正相关（ r=0.375、0.627、0.642，均 P<0.05），与照护负担和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r=-0.444、-0.56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是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t值为-6.68～6.27，均 P<0.05），共同解释了57.5%的家庭抗逆力的变异。 结论: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处于高水平。主要照顾者获取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多，且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其家庭抗逆力水平较高。

目的:对家庭抗逆力干预在成人慢性病患者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方法: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CINAHL、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10月30日的相关研究，对纳入文献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共纳入9篇文献。家庭抗逆力干预要素包括提高对疾病和家庭特征的认知、家庭问题解决与应对、开展家庭互动沟通、整合家庭内外部资源、提供心理技术支持。结局指标为家庭抗逆力水平及有效性。结论:成人慢性病患者家庭抗逆力干预具有一定的成效和临床意义，但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后续需要开展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以验证长期干预效果和实施可行性，构建适合我国本土的多元化家庭抗逆力干预项目。

目的:探究肺癌化疗患者家庭抗逆力、宿命观、自我管理的相关性及宿命观在家庭抗逆力与自我管理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便利选取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进行化疗的376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家庭复原力评估量表、中文版宿命观量表、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测评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建立和检验宿命观在肺癌化疗患者家庭抗逆力与自我管理间的中介模型。结果:肺癌化疗患者家庭抗逆力总分为（102.01 ± 33.29）分，宿命观总分为（63.99 ± 9.41）分，自我管理总分为（87.95 ± 27.65）分。家庭抗逆力与宿命观呈负相关（ r=-0.418， P<0.01），与自我管理呈正相关（ r=0.476， P<0.01），宿命观与自我管理呈负相关（ r=-0.557， P<0.01）。宿命观在家庭抗逆力和自我管理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2%。中介效应模型各适配度指标值均在可接受范围。 结论:肺癌化疗患者家庭抗逆力、宿命观和自我管理密切相关，家庭抗逆力不仅能够直接影响自我管理，还能通过宿命观间接影响自我管理。临床护理中可对宿命观进行针对性干预，影响家庭抗逆力对自我管理的作用路径，从而促进肺癌化疗患者自我管理水平的提升。

目的:探索脊柱肿瘤患者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的潜在分型。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219例脊柱肿瘤患者，采用一般情况问卷、中文版家庭抗逆力量表（C-FRACS）、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中文版家庭危机个人评价量表（F-COPES）、社会支持量表（SSRS）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对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各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各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219例患者中，原发性脊柱肿瘤患者62例（28.3%）。患者的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可分为3种潜在剖面类型：家庭困境-抗拒型（38例，17.4%）、一般抗力-抗争型（99例，45.2%）和家庭适应-成长型（82例，37.4%），3种类型患者的职业状况、是否承担家务、家庭氛围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75， P=0.025； χ2=6.95， P=0.031； χ2=11.37， P=0.017），F-COPES总分和SSRS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5.95， P<0.001； F=19.06， P<0.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离退休［ OR=2.928，95% CI（1.098~7.808）］、家庭应对水平［ OR=1.113，95% CI（1.063~1.165）］、社会支持［ OR=1.226，95% CI（1.103~1.362）］是脊柱肿瘤患者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脊柱肿瘤患者的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其中一般抗力-抗争组患者占比较大，职业状况、家庭应对水平和社会支持是患者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5—8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就诊的220例中青年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知觉压力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结果: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总分为（209.34±27.52）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个数、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分级、知觉压力、家庭关怀度和社会支持是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 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40.4%。 结论: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对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家庭抗逆力的评估，结合其影响因素，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家庭抗逆力水平，改善其家庭功能。

目的:了解结直肠癌造口患者配偶在照护过程中的家庭抗逆力体验，为临床制订有效护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3年3—4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住院的结直肠癌造口患者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0名结直肠癌造口患者的配偶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共提炼出3个主题，分别为家庭危机与应对压力（照护负担加重、伴随情绪内耗、经济压力沉重）、家庭内部调整与适应（积极正向的家庭信念、家庭角色的适时调整、清晰有效的沟通互动）、家庭外部资源整合与利用（主动获取信息、医护专业支持、社会外部支持）。结论:医护人员应借助家庭优势视角，重视对结直肠癌造口患者配偶照护需求和家庭抗逆力的评估，充分调动优势资源，给予有效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及其配偶的家庭和社会适应水平。

恶性肿瘤不仅给患儿带来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且使家庭处于逆境和困难中，家庭需适应恶性肿瘤带来的众多变化。家庭抗逆力是恶性肿瘤患儿家庭成功适应逆境和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分析了家庭抗逆力的测量工具、肿瘤患儿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和临床干预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先天性胫骨假关节（CPT）患儿父母的家庭抗逆力资源，为制订提升其家庭抗逆力的护理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1月选取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病房住院治疗的13名CPT患儿父亲或母亲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法对CPT患儿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及主题提炼。结果:CPT患儿父母家庭抗逆力资源体现在3个方面：个人资源、家庭资源及社会资源。结论:临床对CPT患儿父母实施家庭抗逆力干预时应充分利用其自身资源，在考虑患儿父母的学习能力及心理状态基础上结合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连续干预；干预对象尽可能纳入更多家庭成员，并加强多元化支持体系的建立，帮助患儿父母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目的:家庭抗逆力能帮助早产儿家庭应对困难和逆境,可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以及个人心理健康的提升.本文调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日后干预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收治于同济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NICU治愈出院的192例早产儿及192例早产儿父母中的主要照护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应用中文版家庭抗逆力量表简化版(shorten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FRAS-C)、简易应对行为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Zarit照顾负担量表(Zarit 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ZBI)、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s,CV-PSOC)、家庭关怀度测评量表(Family Concern Index Questionnaire,APGAR)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总评分为96.87±6.20,应对方式、育儿效能、家庭关怀度和社会支持均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其89.6%的变异度.结论: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尚需提高,受到生态系统中各系统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微系统层面对家庭抗逆力的预测作用最强,其中应对方式是关键因素,提示医务工作者应在早产儿从NICU到家庭过渡阶段有意识地引导早产儿家庭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提高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的抗逆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