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学龄期儿童局部麻醉手术前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关的预测模型并实施验证分析.方法 采取便利性的原则,选择2022年1月至2023年8月接受局部麻醉手术的学龄期儿童273例的数据资料实施回顾性分析.描述全部纳入研究患儿的术前焦虑发生情况.学龄期儿童局部麻醉手术前焦虑的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学龄期儿童局部麻醉手术前焦虑的预测模型构建和预测效能分析.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儿之中术前焦虑平均得分为(34.60±8.17)分,得分30分的共273例,即发生术前焦虑的158例,未发生术前焦虑的115例.术前焦虑发生率为57.8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发生术前焦虑的学龄期患儿的年龄、既往麻醉经历、术前抽血操作时的疼痛评分、家长特质焦虑评分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既往麻醉经历、术前抽血操作时的疼痛评分、家长特质焦虑评分均是学龄期儿童局部麻醉手术前焦虑的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依据多因素分析所筛选出来的变量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C-index为0.733,校准曲线平均绝对误差为0.017o决策分析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在风险阈值概率13％～94％,净获益率＞0.利用回归模型的独立影响因素以及P值预测概率对学龄期儿童局部麻醉手术前焦虑发生情况进行ROC曲线的预测,约登指数分别为33.02％、17.31％、42.09％、47.96％、62.59％.回归模型P值预测概率的ROC曲线下面积明显高于其他独立影响因素指标(P＜0.05).结论 学龄期儿童接受局部麻醉手术前的焦虑比例较大,需要医务人员依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干预,这对于保证手术以及麻醉的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研究亲情化干预联合护理风险管理在急诊科上呼吸道感染合并发热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的100例上呼吸道感染合并发热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参照组，各50例。参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接受亲情化干预联合护理风险管理，比较两组临床指标(就诊时间、退热时间、上呼吸道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患儿家属心理状态〔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急诊护理质量和急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就诊时间、退热时间、上呼吸道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参照组(均 P<0.05)；干预后，两组患儿家属焦虑量表(S-AI)、特质焦虑量表(T-AI)评分较干预前均显著降低(均 P<0.05)，且观察组家属S-AI、T-AI评分均显著低于参照组(均 P<0.05)；观察组急诊护理质量、急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参照组(均 P<0.05)；观察组患儿相关风险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 P<0.05)。 结论:亲情化干预联合护理风险管理可促进急诊科上呼吸道感染合并发热患儿症状改善，缓解患儿家属焦虑情绪，提高急诊护理质量，降低患儿相关风险事件发生率，且家属护理满意度高。

目的: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调查表(cyberbullying inven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CICS)进行汉化，检验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度和效度并进行初步应用。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欺凌调查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cyberbullying inven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CICS-CV)，对1 528位大学生进行调查，6个月后，对其中208名大学生进行重测。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2的特质愤怒分量表和Buss-Perry攻击量表作为网络欺凌的效标，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作为网络被欺凌的效标，进行效标效度检验。使用SPSS 24.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效标效度检验和交叉滞后分析，采用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网络欺凌和网络被欺凌两个因子，因子载荷分别为0.59~0.82，0.59~0.8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两因子模型的拟合达到测量学要求( χ2/ df＝2.61，CFI＝0.90，TLI＝0.89，RMSEA＝0.04，SRMR＝0.0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9，重测信度为0.97。网络欺凌、网络被欺凌与各效标问卷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3~0.42，均 P<0.05)。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交叉滞后分析表明，第一次测量的道德推脱可显著预测第二次测量的网络欺凌( β＝0.16， t＝2.16， P<0.05)。 结论:CICS-CV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试用效果良好，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网络欺凌的有效测评工具。

目的:分析基于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在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术后恢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上海长征医院行腹腔镜肝癌切除术的患者102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1例)和试验组(51例)。对照组给予传统健康教育，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两组均干预至出院。比较两组围术期指标。干预前及干预后的焦虑、疼痛感、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及治疗依从性评分。结果:试验组腹腔引流管拔出时间(21.94±1.89)h、肛门排气排便时间(21.31±1.89)h、首次进食时间(10.26±1.14)h、术前准备时间(1.58±0.59)h、住院时间(7.57±0.74)h短于对照组(25.14±2.33)h、(23.93±1.94)h、(15.85±1.73)h、(1.96±0.64)h、(9.16±0.84)h，首次活动时间(32.64±6.73)min、首次活动距离(81.39±14.29)m长于对照组(22.74±4.83)min、(64.26±12.73)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情感状况、身体状况、社会状况、功能健康、肝胆特异性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静息时、活动时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试验组护理满意率为96.08%(49/51)，高于对照组的78.43%(40/51)，且试验组治疗依从性评分(10.84±1.12)分高于对照组(7.73±1.7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采用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进行干预，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其焦虑感及疼痛感，进而可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提高其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FCC）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相关性胃炎患儿遵医、情绪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3月—2021年3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102例Hp感染相关性胃炎患儿及其102名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1例患儿和51名主要照顾者。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FCC干预。评估两组患儿的遵医行为，并分别于护理前后采用家属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FM）评估两组患儿主要照顾者的疾病不确定感，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Y）和儿童生存质量测定量表（PedsQL TM4.0）评估两组患儿的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 结果:护理后，观察组的遵医行为率高于对照组，MUIS-FM各项评分、STAI-Y评分低于对照组，PedsQL TM4.0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Hp感染相关性胃炎患儿采用FCC干预可有效提高其遵医行为，缓解其焦虑与抑郁情绪，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对复发性抑郁障碍患者人格特征和疗效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在开滦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复发性抑郁障碍患者70例，分为研究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定患者人格特征与临床症状，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度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内外向维度评分[研究组：入组时：(46.14±10.99)分；5周末：(50.43±8.86)分；8周末：(53.86±7.08)分； F＝6.291， P＝0.003；对照组：入组时：(45.29±8.99)分；5周末：(48.29±8.31)分；8周末：(50.29±7.57)分； F＝3.211， P＝0.044]、神经质维度评分[研究组：入组时：(60.14±5.49)分；5周末：(53.29±4.53)分；8周末：(50.57±4.33)分； F＝36.809， P<0.001；对照组：入组时：(60.29±6.18)分；5周末：(55.86±6.00)分；8周末：(53.14±5.30)； F＝13.353，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一时点两组间神经质维度评分(5周末： F＝4.095， P＝0.047，8周末： F＝4.940， P＝0.0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入组8周后两组间内外向E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157， P＝0.045)。精神质维度评分在组内不同时点和组间同一时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入组时：(32.00±4.04)分；5周末：(15.23±5.01)分；8周末：(9.31±3.15)分； F＝282.376， P<0.001；对照组：入组时：(31.91±4.59)分；5周末：(17.86±5.11)分；8周末：(11.17±3.64)； F＝195.019， P<0.001]，同一时点两组间评分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5周末： F＝4.724， P＝0.033；8周末： F＝5.205， P＝0.026)。(3)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入组时：(18.69±8.87)分；5周末：(10.34±5.34)分；8周末：(7.97±2.98)； F＝28.679， P<0.001；对照组：入组时：(18.60±8.02)分；5周末：(13.31±6.35)分；8周末：(10.37±4.86)分； F＝14.241， P<0.001]，同一时点两组间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周末： F＝4.161， P＝0.045；8周末： F＝8.315， P＝005)。(4)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提示，森田疗法( β＝－0.312， t＝－2.360， P＝0.022)、内外向人格特质( β＝－0.334， t＝－2.355， P＝0.022)是HAMA的影响因素。 结论:相比接受单纯常规治疗，给予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可通过增强患者外向性人格特征进而减轻焦虑症状，同时亦能改善其抑郁症状。

目的:考察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对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的状态担忧、状态焦虑以及皮肤电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特质焦虑量表(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和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对北京地区1 378名高校学生进行调查，筛选出中、低特质焦虑个体(TAI得分≤54分)537名，再从中筛选高IU个体(IUS得分≤58分)和低IU个体(IUS得分>58分)，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IU得分配对分配到不确定组( n＝28)和确定组( n＝28)中，完成改编的NPU范式任务并填写简版宾州状态担忧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简版状态焦虑量表(brief state anxiety measurement，BSAM)，记录个体完成NPU范式任务时的皮肤电反应。使用SPSS 26.0进行两因素(分类：高IU、低IU；组别：不确定组、确定组)方差分析。 结果: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状态担忧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5)＝0.05， P>0.05， η2＝2.16]。分类主效应显著[ F(1，55)＝24.17， P<0.05， η2＝1 143.01]，高IU个体的担忧程度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1.45]，不确定组和确定组在状态担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状态焦虑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显著[ F(1，55)＝4.38， P<0.05， η2＝3.02]；简单分析结果显示，在不确定组中，高IU个体的状态焦虑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在确定组中，高、低IU个体的状态焦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皮肤电反应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0.00]。分类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7， P>0.05， η2＝0.00]，高、低IU个体的皮肤电活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组别主效应显著[ F(1，55)＝4.86， P<0.05， η2＝0.03]，不确定组的皮肤电活动高于确定组( P<0.05)。 结论:在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群体中，IU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状态担忧和状态焦虑程度的有效预测源。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116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调查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采用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TCSQ)调查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成人版(EPQ)调查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查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并分析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结果:116例患者的抑郁总得分为(29.94±4.65)分，处于中等水平；高分组精神质、神经质评分、消极应对评分高于低分组，内外向评分、积极应对评分、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低于低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抑郁症患者的焦虑/躯体、认知障碍、迟缓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呈正相关，焦虑/躯体、迟缓、绝望感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焦虑/躯体、认知障碍、绝望感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 结论: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与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临床工作者应及时发现这些高危因素，并积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控制患者的病情进展，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目的:探讨麻醉后监测治疗室整体护理对腹部手术患者生理、心理舒适程度的影响。方法: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2018年1～12月97例腹部手术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49例患者在麻醉监测治疗室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48例患者在麻醉监测治疗室采用整体护理。进入麻醉监测治疗室前、离开麻醉监测治疗室时采用Kolcaba简化舒适状况量表(GCQ)评价患者苏醒后心理、生理舒适程度；采用焦虑状态-特质问卷(STAI)评价患者焦虑程度，同时比较两组进入麻醉监测治疗室前、离开麻醉监测治疗室时血压变化。结果:观察组患者离开监测治疗室时收缩压(SBP)、心率(HR)较进入麻醉监测治疗室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者离开监测治疗室时SBP、HR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者离开监测治疗室时GCQ评分、SAI评分较进入麻醉监测治疗室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离开监测治疗室时GCQ评分、SAI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麻醉后监测治疗室整体护理可减轻腹部手术患者焦虑，从而稳定其SBP、DBP及HR并改善其生理、心理舒适程度。

目的:探讨基于IKAP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对慢性创伤性骨髓炎所致骨缺损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接受治疗的慢性创伤性骨髓炎所致骨缺损患者80例为受试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予以骨髓炎患者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基于IKAP模式的个体化护理。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伤口感染、针道感染、骨延迟愈合、深静脉血栓、关节肌肉挛缩等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3个月后负面情绪〔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变化，探究两组患者干预3个月后康复情况〔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及患者满意度(住院患者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量表)差异。结果:干预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3个月后，两组患者STAI量表的S-AI、T-AI维度得分较干预前下降，且干预组患者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3个月后，干预组患者FMA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干预组患者住院患者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基于IKAP模式的个体化护理有利于降低慢性创伤性骨髓炎所致骨缺损患者并发症发生，有助于改善患者负面情绪，促进患者康复，且对提升患者满意度有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