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设计一种基于先验知识的宫颈癌自动计划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子宫内膜癌及直肠癌的病例，探讨模型的泛化性。方法:收集179例盆腔部位不同处方剂量下的双弧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临床计划，其中处方剂量50.4 Gy的99例宫颈癌临床计划作为训练集建立RapidPlan模型，剩余80例临床计划分为4个验证组(处方剂量50.4 Gy的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临床计划各20例，为A、B组；处方剂量45 Gy的子宫内膜癌和直肠癌临床计划各20例，为C、D组)，利用模型分别对4组中的临床计划进行重新优化设计并得到自动计划，对比自动计划与临床计划靶区(PTV)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参数。结果:A、B、C、D组中自动计划靶区的适形度指数(CI)与临床计划相当，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B、C组中自动计划的均匀性指数(HI)和 D2%均小于临床计划，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I： Z＝-3.248、-3.360、-2.329， P<0.05； D2%： Z＝-2.987、-3.397、-2.442， P<0.05)。D组自动计划的HI和 D2%与临床计划相当，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保证PTV受量的同时，所有组中自动计划的OAR剂量学参数的平均值均低于临床计划。 结论:由宫颈癌临床计划建立的RapidPlan模型能够完成对不同处方剂量下子宫内膜癌及直肠癌的自动计划设计，初步证明了RapidPlan模型泛化的可能性。

目的:介绍基于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立体定向心脏放射消融术(SCRA)，并通过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对该新型治疗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方法:室性心律失常(VA)患者被评估并纳入临床试验，受试者均接受了真空垫体位固定和四维CT模拟定位，本研究以计划靶区体积(PTV)为目标，采用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设计立体定向放疗计划，使用R 50%、均匀性指数、适形性指数等参数评估治疗计划，并对比受试者治疗前后动态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结果:3例室性心动过速(VT)和1例室性期前收缩(PVC)受试者接受了处方剂量25 Gy的单次SCRA，PTV平均值为71.3 cm 3(60.3~89.4 cm 3)，平均治疗时长12.0 min (4.5~21.0 min)。短期随访平均持续了18周(14~25周)，结果显示受试者未出现并发症，VT负荷和PVC负荷显著下降。 结论:SCRA术短期内有效和安全，但关键放疗技术的效果和使用规范仍需要继续探索。

目的:研究基于联影直线加速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在体剂量验证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的肿瘤患者，其中，头颈部32例、胸部16例和腹盆部20例。每位患者均执行治疗前Arccheck剂量验证(Pre Arccheck)、治疗前EPID剂量验证(Pre EPID)，以及治疗中前3次和随后每周1次的扇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FBCT)位置验证和在体EPID剂量验证(In vivo EPID)。当任一方向摆位误差(左右 x、头脚 y和垂直 z)均<3 mm时实施治疗，并根据 x、 y和 z计算三维摆位偏差 d；否则，执行位置校正。 结果:68例患者Pre EPID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分别为(99.97±0.1)%和(94.15±3.84)%，与Pre Arccheck的(98.86±1.48)%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9.43， P<0.05)。胸部、腹盆部和头颈部的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re EPID γ通过率和首次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的差值(5.56±3.72)%与对应的三维摆位偏差 d(1.46±1.51)mm之间无相关( P>0.05)。随着治疗进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由第1周的(94.15±3.84)%逐步减小到第5周的(92.15±3.24)%；从第3周开始至第5周，In vivo EPID γ通过率与第1周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2.75、3.09， P<0.05)。 结论:3 mm内摆位误差不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γ通过率，在体剂量验证γ通过率临床可接受阈值的确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体剂量验证可为自适应放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探讨难以行常规分割放疗的局部晚期/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的近期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64例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晚期NSCLC患者。使用Pinnacle 9计划系统设计计划，并采用调强放疗或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行胸部大分割放疗(45 Gy分15次)。探讨其近期疗效、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26个月。在可评价的58例患者中2例(3%)完全缓解，22例(38%)部分缓解，28例(44%)疾病稳定，6例(9%)疾病进展，局部控制率为90%。中位复发时间、总生存期分别为8.2、21.0个月，1、2、3年复发率分别为37%、28%、14%，总生存率分别为66%、43%、27%。放疗期间11例(17%)急性食管炎，12例(19%)急性肺炎，13例(20%)骨髓抑制，未发现≥3级食管炎和肺炎。结论: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在局部晚期/晚期NSCLC中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比较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调强适形放射治疗（IMRT）2种技术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CNS）生殖细胞肿瘤（GCT）放疗中的海马保护和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接受全CNS放疗的12例GCT患儿的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患儿4例、女性患儿8例，年龄7~14岁，中位年龄11岁。对所有患儿进行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勾画，分别设计VMAT计划和IMRT计划，处方剂量30 Gy，每次3 Gy，共照射10次。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获取各剂量学参数并进行配对 t检验，比较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通过比较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长评估计划实施效率。 结果:VMAT和IMRT 2种技术均能得到较好的靶区剂量学分布。VMAT技术的靶区均匀性略优于IMRT技术，均匀性指数分别为0.11±0.02和0.14±0.0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392， P<0.001）。VMAT和IMRT2种技术的左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5.99±0.70）Gy和（21.21± 1.07）Gy、右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6.13±0.58）Gy和（21.35±0.69）Gy，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622、-21.628，均 P<0.001），VMAT技术在海马保护上达到了剂量限制要求。VMAT技术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方面较IMRT技术优势明显，除双肺外，在眼晶状体、甲状腺、肾脏保护方面VMAT技术全面优于IMRT技术，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198~-2.231，均 P< 0.05 ）。VMAT技术在治疗效率方面同样优于IMRT技术，VMAT的机器跳数为1 749±95、治疗时长为（354±31）s，均仅为IMRT技术的40%左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0.883、-22.790，均 P<0.001）。 结论:在儿童CNS GCT放疗中，VMAT技术能够在保护海马的情况下实现更好的靶区均匀性，同时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和治疗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

目的:比较非均整器（FFF）模式和均整器（FF）模式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深吸气屏气（DIBH）动态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DIBH放疗的16例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7~61 (43.5±5.7）岁。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FFF和FF模式的VMAT计划，给予计划靶区（PTV）相同的处方剂量50 Gy/25次，在达到相同的剂量归一条件下，比较靶区剂量学、危及器官受量及机器执行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2种模式下靶区PTV的D 2%、D 50%、D 98%（D x%表示x%靶体积的受照剂量）、适形指数、平均指数及梯度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19~1.644，均 P>0.05）；FFF模式的心脏V 5 Gy、V 30 Gy（V x Gy表示≥x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及平均剂量（D mean ），患侧肺V 5 Gy、V 10 Gy及D mean，全肺V 5 Gy、V 10 Gy、V 20 Gy及D mean，患者受照剂量的V 5 Gy均优于FF模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41~-2.156，均 P<0.05）；FFF模式机器跳数是FF模式的1.32倍[（1073.41±143.79）MU对（815.70±87.69） MU]，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为FF模式的88.9%[（128.00± 11.64） s对（144.75±11.45） s]，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4.373，均 P<0.05）。 结论:2种模式下靶区剂量相似，FFF模式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更低，并且可显著缩短DIBH治疗时间。

目的:探讨Halo-Vest支架对颈椎原发恶性肿瘤不同放疗技术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择10例曾接受Halo-Vest支架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的颈椎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Monaco计划系统，在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设计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然后复制相同射野参数的IMRT和VMAT计划到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重新计算剂量分布，比较靶区、危及器官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差异。结果:对于VMAT计划，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和计划肿瘤靶区(PGTV)的剂量学参数除PGTV 107%外的各参数平均差异均< 1%。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和脊髓-PRV平均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38和0.42 Gy( Z＝-2.803、-2.803， P<0.05)，脊髓和脊髓PRV Dmean分别增加0.35和0.37 Gy( Z＝-2.703、-2.801， P<0.05)。黏膜、甲状腺、腮腺、下颌骨、下颌关节和正常组织的 V5、 V30和 Dmean最大差异为0.74%。对于IMRT计划，两组计划的PTV和PGTV间剂量学参数差异较VMAT技术的差异增大，大部分差异超过1%，最大差异为4.55%。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平均最大剂量和脊髓-PRV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48和0.59 Gy( P>0.05)，脊髓和脊髓PRV的平均 Dmean分别增加0.57和0.59 Gy( Z＝-2.293、-2.293， P<0.05)。其他危及器官的最大差异为1.98%。 结论:CT图像外轮廓勾画或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VMAT计划间剂量差异很小，临床上可以忽略，但IMRT计划间剂量差异偏大，需要考虑忽略或部分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的外轮廓时对剂量分布带来的影响。

目的:比较质子调强和光子容积旋转调强在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选取10例胰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分别使用Eclipse和RayStation进行容积旋转调强治疗(VMAT)和质子调强治疗(IMPT)的计划设计。完成计划后的剂量文件统一导入MIM软件以提取评估参数。主要评估参数包括计划靶区(PTV)的 Dmin、 Dmean、 Dmax、适形指数(CI)和新适形指数(nCI)、均匀指数(HI)、梯度指数(GI)、覆盖率(coverage)和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 结果:靶区方面两组的适形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MAT组取得了更高的PTV Dmin、 Dmax、D 98%、D 2%、HI和覆盖率以及更优的剂量梯度GI和 D2 cm( t/ Z＝-4.63~5.32， P<0.05)，IMPT组则获得了更低的10%_PD( t＝-7.47， P<0.05)。危及器官方面，两组的空回肠最大剂量 Dmax、胃 Dmax、十二指肠 Dmax以及左肾的平均剂量 Dmea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IMPT组在空回肠的体积剂量 D5 cm3、胃的 D10 cm 3、十二指肠的 D5 cm 3及 D10 cm 3、左肾的 D2/3、右肾的 Dmean及 D2/3上均低于VMAT组( t/ Z＝-8.12~-2.60， P<0.05)，但是IMPT组脊髓的 Dmax和 D0.35 cm 3均高于VMAT组( t＝7.30、6.77， P<0.05)。 结论:VMAT和IMPT都能实现满足临床要求的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二者在在毗邻胰腺靶区的胃肠道组织最大受量上的保护无差异，在胃肠道的体积受量保护上IMPT拥有更大优势，但对射束肿瘤靶区前缘的危及器官保护上可能弱于VMAT。

目的:探究行保守手术治疗的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采用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对患者急性期和晚期皮肤毒性和放射诱发的肺纤维化的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肿瘤医院236例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容积调制弧光（VMAT/RapidArc ?）治疗，于治疗期间及治疗后进行临床检查以检测放疗相关的皮肤毒性，同时在随访阶段通过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对肺纤维化程度进行评价。 结果:220例患者进行了深吸气屏气技术（DIBH）扫描，剩余16例因依从性差（无法耐受屏住呼吸至少20 s）行自由呼吸（FB）扫描，采用DIBH扫描的患者右肺体积为（2 416.3 ± 550.8）cc，FB扫描患者右肺体积为（1 278.6 ± 514.3）cc；采用DIBH扫描的患者左肺体积为（2 125.4 ± 428.6）cc，FB扫描患者左肺体积为（1 058.9 ± 520.5）cc，DIBH和FB的肺容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右肺 = 0.001， P左肺 = 0.001）。169例（71.6%）出现1级皮肤毒性，56例（23.7%）为2级，2例（0.8%）为3级，9例（3.8%）无任何皮肤毒性反应。在放疗期间、放疗结束6个月均无症状性放射性肺炎、肺纤维化。晚期皮肤毒性评价显示绝大多数患者无明显皮肤毒性反应，皮肤毒性反应中主要以毛细血管扩张症、乳房水肿和皮肤萎缩为主；12例出现肺纤维化表现，检测到肺纤维化的随访时间为12 ~ 28（12.5 ± 0.6）个月。肺部纤维化病变的体积为1.5 ~ 18.3（6.6 ± 1.0）cc。部分体积（V20、V30、V40及V50）与肺纤维化发生风险显著相关（ P < 0.01）；在12 ~ 33（28.6 ± 1.2）个月的随访时间内无复发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为100.0%。 结论: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治疗保守手术后同期双侧乳腺癌患者是较为安全和有效的，值得临床上参考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