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社区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青岛、广州和苏州3 个城市辖区内6 个街道社区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60 岁),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慢性病患病情况和HRQoL等进行调查.对不同特征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健康效用值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Tobit回归对健康效用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总体健康效用值为0.847(0.569,0.939).EQ-5D量表中疼痛/不适维度存在健康问题的比例(45.8%)最高.已婚(β=0.049,95%CI为0.000～0.098)、子女或孙辈每天探望(β=0.074,95%CI为0.022～0.126)的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健康效用值较高;年龄≥80 岁(β=-0.067,95%CI为-0.119～-0.016)、患3 种慢性病(β=-0.045,95%CI为-0.087～-0.004)和4 种及以上慢性病(β=-0.092,95%CI为-0.137～-0.047)、每天睡眠时间≥8 h(β=-0.098,95%CI为-0.149～-0.046)、居住方式为福利院/养老机构/保姆/护工(β=-0.086,95%CI为-0.148～-0.023)、主要经济来源为家人提供(β=-0.116,95%CI为-0.229～-0.002)、子女或孙辈1a及以上探望1 次(β=-0.122,95%CI为-0.234～-0.009)的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健康效用值较低.结论: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HRQoL较差,疼痛/不适是主要健康问题,需探索更有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以更好地改善老年多重慢性病患者HRQoL.

目的:评估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A-MRSA)的感染率，明确其危险因素并评估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模式，以此推荐临床上疑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最佳经验治疗方案。方法:回顾2008～2019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Shaare Zedek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患儿的医疗资料。将CA-MRSA感染患儿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CA-MSSA)感染患儿进行比较。结果:研究共纳入620例患儿，其中CA-MRSA组有124例，MSSA组有496例。CA-MRSA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小(1～5岁)、女孩、阿拉伯民族且居住在东耶路撒冷。CA-MRSA的发病率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加，平均为11.2%。MSSA对克林霉素耐药性增加，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耐药性仍较低。结论:耶路撒冷的CA-MRSA发病率不断升高，MSSA和MRSA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模式发生改变。持续监测CA-MRSA患病率和耐药性以优化疑似葡萄球菌感染的经验性治疗是很有必要的。

目的:了解医院内丙型肝炎筛查及诊治现状，分析医院内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影响因素，以期达到院内丙型肝炎消除。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20年9月患者抗-HCV、HCV RNA检测结果，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以及不同科室抗-HCV阳性率及其影响因素。将抗-HCV阳性患者与HCV RNA阳性患者以"姓名"和"出生日期"进行重复项比对后，将数据分为三类：即抗-HCV阳性未行HCV RNA检测者、HCV RNA单次检测阳性者、HCV RNA多次检测仍阳性者。对以上三类患者行电话随访，根据随访结果，分析院内丙型肝炎诊治现状，研究医院内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连续性校正的 χ2检验。 结果:抗-HCV阳性检测率1.34%（899/66 866），其中男性、40岁及以上、居住于城市的患者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40岁以下及居住于农村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55.178、264.11、36、351， P < 0.05）；病例来源于门诊90例（10.02%），住院部809例（89.98%），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002， P > 0.05）。抗-HCV阳性患者总数量分别为消化内科196例（22.0%），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75例（8.3%），神经内科74例（8.2%），骨科63例（7.0%），内分泌科55例（6.1%），不同科室间其阳性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χ2 = 271.585， P < 0.05）。随访480例患者中，失访者215例（44.79%），其中电话为空号者84例（39.07%）；未治疗者77例（16.04%），其中不知晓病情者15例（19.48%）；已诊断未重视患者46例（59.74%），已诊断未服药患者16例（20.78%）；服用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患者60例，其中服用同类药物29例（48.33%）。 结论:深入非专科进行丙型肝炎诊治宣教与及时常态化随访患者，是医院内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关键因素，是制定简便、易行、可持续模式的重要环节，以此提升院内丙型肝炎筛查率、诊断率、治疗率，在实现"2030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战略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构建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并评价其实施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2021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收治的132例恶性肿瘤行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化疗且带管出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治疗间歇期返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PICC门诊进行PICC维护的67例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维护方法。将治疗间歇期选择居住地附近维护点进行PICC维护的65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维护方法。比较两组患者PICC自我管理能力、带管满意度、PICC并发症发生率、PICC维护所花的平均费用和平均时间。结果:两组患者带管日常生活、带管运动、导管异常情况处理、导管维护依从性及导管管理信心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带管满意度调查表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PICC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PICC维护所花的挂号费、维护费、交通费均低于对照组，往返时间、就诊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能够保证恶性肿瘤行PICC化疗且带管出院患者的PICC维护质量，提高其PICC自我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时间效益。

目的:探讨甘肃省汉族、回族、藏族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7290例40~55岁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以问卷方式调查人口学特征、婚育月经史，并采用改良Kupperman评分对围绝经期综合征相关症状进行评估。资料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甘肃省女性自然绝经年龄为（47.43±3.99）岁，其中回族女性最早，为（47.08±4.29）岁；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三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01， P=0.005）；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回族为58.85%（246/418），藏族为44.16%（136/308），汉族为41.06%（2695/6564），三个民族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相关症状汉族轻度人员占比最多，回族、藏族中度人员占比最多，三个民族之间轻度和重度的发生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从事重体力劳动是三个民族女性发生围绝经期综合征共同的危险因素。 结论:促进和帮助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改变落后生活劳作模式，加大教育及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强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针对各民族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逐项改善，将有助于围绝经期综合征预防和诊治工作的开展，对促进各民族女性健康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目的:了解贵州农村老年人遗忘型轻度认知功能损害(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MCI)的流行现况及影响因素，为老年人认知功能损害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从贵州省贵阳市和黔南州选取1 535名60岁及以上的农村汉族、布依族老年人进行现况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特征、社会行为、疾病史、身高、体质量等，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进行认知功能测定，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χ 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 OR)和95%置信区间(95% CI)。 结果:共检出aMCI老年人242例(15.8%，242/1 53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民族(χ 2＝4.333， P<0.05)、性别(χ 2＝18.367， P<0.01)、婚姻状况(χ 2＝9.721， P<0.01)、职业(χ 2＝7.786， P<0.01)、家庭年收入(χ 2＝28.085， P<0.01)、吸烟(χ 2＝11.873， P<0.01)、特定爱好(χ 2＝25.968， P<0.01)、体育锻炼(χ 2＝11.871， P<0.01)、居住方式(χ 2＝13.190， P<0.01)、参加活动(χ 2＝13.004， P<0.01)对aMCI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布依族( P<0.05， β＝0.288， OR＝1.333，95% CI＝ 1.002～1.775)和女性( P<0.05， β＝0.516， OR＝1.676，95% CI＝1.233～2.278)是aMCI的危险因素；高家庭年收入( P<0.05， β＝-0.839， OR＝0.432，95% CI＝ 0.308～0.606)、特定爱好( P<0.05， β＝-0.580， OR＝0.560，95% CI＝ 0.394～0.795)、体育锻炼( P<0.05， β＝-0.410， OR＝0.664，95% CI＝0.493～0.894)、参加活动( P<0.05， β＝-0.424， OR＝0.654，95% CI＝0.488～0.877)、非独居( P<0.05， β＝-0.563， OR＝0.569，95% CI＝ 0.374～0.866)是其保护因素。汉族与布依族患病情况比较，布依族aMCI检出率(18.0%)高于汉族(14.1%)(χ 2＝4.333， P<0.05)。按性别、家庭年收入、特定爱好、体育锻炼、参加活动、居住方式分层后显示，布依族女性老年人检出率高于汉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5.562， P<0.05)；布依族老年人在家庭年收入为3万元以下水平检出率高于汉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8.570， P<0.01)。 结论:布依族发生aMCI概率更高，女性患病风险相对高于男性。应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引导形成知-信-行的健康相关行为模式，以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发生认知功能损害的风险。

目的:基于后疫情时期，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调查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服务的需求，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大连市四个社区的478名老年人，调研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模式的需求状况。结果: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的知晓率为25.1%，对"互联网+养老"持需要态度的为31.8%，对"互联网+养老"需求最高的为紧急热线服务(60.7%)和远程医疗服务(52.7%)。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情况、自理能力、医疗服务评价等均可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的使用需求。结论: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较低，建议增加"互联网+养老"宣传力度和途径，满足医疗健康服务需求。

目的:了解患者对护理人文关怀的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提升医院护理人文关怀服务质量提供参考。方法:2022年7—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抽取全国30个省份的门诊和住院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和经课题组本土化修订后的护理人文关怀满意度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横断面调查，护理人文关怀满意度问卷分为护理协调、能力、教学/学习、情感支持、尊重个性、身体舒适、可用性、帮助/信任关系、患者/家庭参与、物理环境、精神环境和结果12个维度。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患者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共抽取107家医院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三级医院86家，二级医院21家，回收有效问卷29 108份。患者对护理人文关怀的满意度得分为(5.40±0.86)分，其中得分最高的3个维度为能力(5.50±0.89)、情感支持(5.47±0.88)和帮助/信任关系(5.46±0.86)，得分最低的3个维度为教学/学习(5.38±1.01)、精神环境(5.36±1.04)和患者/家庭参与(5.11±1.28)。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职业、居住地、经济区域、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保险类型、就诊科室以及是否手术的患者人文关怀满意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我国医院患者对护理人文关怀的满意度处于中上水平，今后应强化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构建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家庭参与式护理人文关怀模式，在护理服务过程中要考虑患者的人群特殊性，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了第四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流行，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带来严峻挑战。冬奥村是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居住生活的场所，内部空间布局复杂、人员流动性强，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通过规范执行《防疫手册》，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建立健全监测体系，周密部署核酸检测，规范开展应急处置，严格落实预防性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构建了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大型赛事公共卫生保障模式，相关经验为今后大型活动公共卫生保障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究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与实际供给及影响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因素。方法:采用2018年第7次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CLHLS)截面数据，选取其中15 854例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城市、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社区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5 854例老年人中，男6 912例(43.60%)、女8 942例(56.40%)；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价结果显示，11 109例老年人可完全自理，失能老年人3 889例，失能率为25.93%。城镇老年人在起居照料、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提供保健知识，处理家庭邻里纠纷等方面期望社区为其提供的社会服务比例高于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从社区为老年人实际提供的服务来看，除了上门看病送药服务，城镇与农村老年人其他社区服务可获得的比例相近，但明显低于城市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比例。年龄、有无配偶、居住地、文化差异、健康状况、生活来源及居住意愿对照料需求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高龄[70~79岁老年人( OR＝2.29、95% CI：1.04~5.03)、≥80岁老年人( OR＝2.94、95% CI：1.38~6.25)]、无配偶( OR＝3.50、95% CI：2.49~4.92)、失能等级高[轻度失能老年人( OR＝4.24、95% CI：3.12~5.77)、中度失能老年人( OR＝7.54、95% CI：5.19~10.95)、重度失能老年人( OR＝10.50、95% CI：7.59~14.53)]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 结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老年人对照料服务需求增加，但城镇老年人所在社区实际提供的照料服务尚待提高，其照料方式与农村老年人相同仍倾向于家庭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