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抗病毒治疗策略使得我国艾滋病形势有所缓解，但由于HIV在急性感染期已形成病毒储存库，因而难以彻底清除。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利用单克隆抗体的抗原结合位点同T细胞的信号激活机制相结合，摆脱了MHC限制，其主要结构包括胞外、跨膜、胞内三个部分，分别起着与抗原特异性结合、锚定受体和传输信号的作用，但该疗法目前仍存在HIV易感性、扩增困难、脱靶效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问题。此外，CAR-T免疫疗法在治疗白血病、胃癌、肝癌、慢性乙型肝炎等疾病中也有应用。本文对CAR-T免疫疗法在艾滋病及其他疾病方面的应用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非血缘脐带血移植(UCBT)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EBV-HLH)的临床经验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诊治的1例复发难治性EBV-HLH合并肠穿孔，最终接受UCBT治愈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儿，男，1岁6个月，因"发热15 d，皮疹9 d"为主诉入院，主要表现为高热，肝、脾、淋巴结大，快速进展的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损害，骨髓涂片可见吞噬血细胞，2015年9月确诊为EBV-HLH，按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制定的HLH-2004方案化疗，维持期间2次复发，给予挽救性二线方案"培门冬酰胺酶、阿霉素脂质体、依托泊苷、甲泼尼龙"(L-DEP方案)化疗，化疗后评估噬血细胞综合征指标完全缓解，突发肠穿孔，紧急外科手术行小肠造瘘术，病情稳定后，给予"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Flu+BU+CY方案)预处理后行UCBT，全程静脉营养支持，移植后第13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第35天血小板植入，嵌合率为100%，植入成功；移植后第15天出现肝小静脉闭塞征，移植后第22天出现真菌性肺炎，移植后第26天出现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Ⅱ度，给予相应治疗好转；移植后第49天行二期肠造瘘关瘘术；现随访至移植后70个月，患儿一般状况良好，病情持续缓解，无慢性GVHD及其他合并症。结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EBV-HLH的唯一有效手段；无合适同胞或非血缘供者时，非血缘脐带血干细胞可作为移植物来源；肠穿孔术后肠造瘘不是移植禁忌。

目的:构建老龄小鼠非清髓性单倍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PSCT）后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模型。方法:选用6~8周龄C57BL/6（H-2 b）雄性小鼠作为供鼠，14~16月龄CB6F1（H-2 b×d）雌性老龄鼠作为受鼠。供鼠于移植前5 d皮下注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进行造血干细胞动员；将受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CG）、脾细胞低剂量组（SL）、脾细胞中剂量组（SM）、脾细胞高剂量组（SH），每组各16只，均接受总剂量为6 Gy的直线加速器X射线全身照射（TBI），照射后4 h内经尾静脉输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和不同剂量的脾细胞（SL组、SM组和SH组分别为0.5×10 7/只、1.0×10 7/只和2.0×10 7/只），CG组仅输注等量生理盐水。移植后观察各组受鼠的生存情况及体重变化，观察期为30 d，并定期监测小鼠血常规变化。移植后21 d取小鼠外周血检测供体嵌合率。移植后21 d取小鼠颈背部皮肤、肝脏、结肠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分析aGVHD靶器官的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 结果:各组小鼠均移植成功。各组小鼠TBI后体重、活动度均下降，并出现骨髓抑制现象。观察期内CG组和SL组小鼠全部存活，SM组死亡3只，生存时间为（26.0±5.8）d，SH组小鼠死亡6只，生存时间为（20.9±7.3）d。SH组小鼠体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移植后21 d体重低于CG组、SL组和SM组［分别为（25.0±0.7）、（25.5±0.4）、（25.0±1.4）比（20.8±0.8）g，均 P<0.05］。移植后21 d，与CG组、SL组和SM组相比，SH组小鼠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水平降低（均 P<0.05）。SL组、SM组和SH组供体嵌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95.8%±0.8%）、（95.5%±1.4%）和（95.1%±1.3%），均 P>0.05］。与CG组、SL组、SM组相比，SH组aGVHD靶器官组织结构破坏严重，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且组织病理学评分高于SL组、SM组（均 P<0.05）。 结论:对于老龄CB6F1小鼠，给予直线加速器X线6 Gy TBI预处理之后，输注PBMC（1×10 7/只）、脾细胞（2.0×10 7/只）能成功诱导出非清髓性haplo-PSCT后aGVHD模型。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在临床应用中取得成功．宿主免疫系统在识别和靶向肿瘤细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利用人体免疫细胞进行免疫治疗已取得诸多进展。最近研究表明，单一的免疫疗法应用于肿瘤，尤其对实体瘤的治疗效果欠佳。因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免疫细胞疗法的组合等联合手段手段逐渐得到重视。文章介绍了免疫细胞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并对应用现状和前景进行展望。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患者逐年增多。该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治疗方案尚不统一。针对DLBCL合并HBV感染患者DLBCL的首选治疗方案为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但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HBV再激活，严重者甚至可导致肝功能衰竭或者患者死亡。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作为一种新疗法，治疗复发/难治性DLBCL已取得显著疗效，但仍存在争议。对于DLBCL合并HBV感染患者，化疗前应实施预防性抗HBV治疗，从而避免HBV再激活，使患者可完成多个疗程化疗，改善患者预后。为了进一步探索DLBCL与HBV之间的关系，笔者拟就DLBCL合并HBV感染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病机制、治疗和预后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目的:分析靶向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的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对表达HBsAg的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方法:构建HBsAg-CAR基因，通过慢病毒载体将其转导入T细胞(健康捐献者的血液中获取)，制备HBsAg-CAR-T细胞。制备CD19-CAR-T细胞作为Mock组，未转导的T细胞为Untransduced组。上述三种效应细胞分别与肝癌细胞共同培养，检测三组细胞对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及抗肿瘤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2等)释放水平。建立免疫缺陷NPG小鼠PLC/PRF/5肝癌皮下成瘤模型，随机分组，尾静脉注射HBsAg-CAR-T细胞(实验组， n＝5)或未转导的T细胞(对照组， n＝5)，注射后第15天测量肿瘤体积。 结果:体外培养过程中，HBsAg-CAR-T细胞具有较高的增殖能力及存活率，CAR的表达稳定。与表达HBsAg的肝癌细胞共培养后，HBsAg-CAR-T组释放的抗肿瘤细胞因子明显高于Mock组及Untransduce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BsAg-CAR-T组对HBsAg表达阳性的肝癌细胞的杀伤率明显高于Mock组及Untransduce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实验组NPG小鼠肿瘤体积为(250.8±62.8)mm 3，低于对照组小鼠肿瘤体积(757.5±102.6)mm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BsAg-CAR-T细胞能够特异性识别并杀伤HBsAg阳性肝癌细胞，并释放高水平的抗肿瘤细胞因子。

目的:观察靶向CD22的抗体奥加伊妥珠单抗两剂疗法对于多线治疗后特别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在北京高博博仁医院血液科接受两剂CD22单抗治疗并评估了疗效的R/R B-ALL患者（包括成人和儿童）。所有患者治疗前均经流式细胞术检测证实表达CD22抗原（>80%白血病细胞表达CD22）。所用CD22单抗为注射用奥加伊妥珠单抗，剂型为1 mg/瓶。成人每剂1 mg，儿童每剂不超过1 mg，最大剂量0.85 mg/m 2；每例患者用两剂，总剂量均小于标准剂量1.8 mg/m 2。 结果:共纳入21例R/R B-ALL患者，5例儿童（<18岁）和16例成人。17例患者骨髓/外周血白血病细胞比例为5.0%~99.0%或伴有髓外病变，4例仅骨髓微小残留病（MRD）阳性。14例患者接受过CD19和CD22 CAR-T细胞治疗，4例接受过CD19 CAR-T细胞治疗，3例接受过CD3/CD19双特异性抗体治疗。11例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经CD22单抗治疗后，14例（66.7%）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其中1例为MRD阳性CR），4例仅有骨髓MRD阳性者均转为MRD阴性。6例CD22 CAR-T细胞治疗失败者中，4例经随后的CD22单抗治疗达到CR。7例（33.3%）患者治疗无效。5例（23.8%）患者在抗体治疗过程中发生Ⅰ~Ⅲ级肝毒性，1例无效患儿在挽救性移植过程中发生肝静脉闭塞病（HVOD），经治疗后痊愈。结论:对于多线治疗（包括移植及CD19/CD22 CAR-T细胞）后的R/R B-ALL患者，两剂CD22抗体方案疗效好、费用低，肝毒性和HVOD发生率低。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肝癌是全球最常见癌症和癌症死亡原因，其起病隐匿，病程进展快，预后差，使得治疗较为棘手。现有的治疗方式，如手术切除、消融，术后复发是其常见问题；靶向药物治疗的疗效亦不够理想。免疫治疗是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分子层面的免疫抑制剂初显成效，而细胞层面的过继免疫细胞疗法也显露了可喜的成果，后者的典型代表为嵌合抗原受体(CAR)细胞疗法。本综述旨在阐述近年来CAR疗法在肝癌治疗上的研究进展。

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在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排第四位，病死率排第二位。目前临床主要采取以手术治疗为主，介入治疗、局部放疗和化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法，但由于肝癌发病隐匿，多数患者被诊断时已进入晚期而缺乏有效的治疗方式，使得肝癌患者总体生存率低、病死率高、预后差。免疫治疗特别是细胞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癌症治疗手段，可通过分离激活免疫效应细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或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常见方法包括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等。细胞免疫治疗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患者复发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等特点，现已成为研究热点。现就细胞免疫治疗在肝癌临床应用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