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病原菌培养阳性脓毒症（CPS）与培养阴性脓毒症（CNS）患者的特征和结局，以了解培养阴性对预后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死亡风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v0.4（MIMIC-Ⅳv0.4）中筛选出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确诊脓毒症前后24 h内病原菌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CPS组和CN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资料及医疗操作等。在3个回归模型下，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NS与住院病死率的关系。利用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影响。结果:共8 587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CPS组5 483例，CNS组3 104例。与CPS组相比，CNS组患者年龄更小〔岁：68（56，79）比70（58，8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进行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和使用血管升压素比例更高〔SOFA评分（分）：3（2，5）比3（2，4），机械通气：48.61%（1 509/3 104）比39.25%（2 152/5 483），肾脏替代治疗：13.69%（425/3 104）比9.68%（531/5 483），血管升压素：15.79%（490/3 104）比13.44%（737/5 483）〕，且ICU住院时间更长〔d：5（3，10）比3（2，6）〕，住院病死率更高〔25.00%（776/3 104）比18.53%（1 016/5 4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在性别分布、入ICU类型、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种因素校正后，CNS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41，95%可信区间（95% CI）为1.273~1.630， P<0.001〕。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没有显著影响，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是CNS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683，95% CI为1.328~2.134， P<0.05），CNS在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及院内死亡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Z＝5.302， 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7.58%。 结论:CNS患者较CPS患者病情更重，预后更差。既往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可能与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解释CNS高病死率的原因。

目的:初步探索眼动脉阻塞（OAO）或视网膜动脉阻塞（RAO）患者年龄校正Charlson合并症指数（aCCI）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性。方法: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2004年6月至2020年12月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OAO或RAO患者74例纳入研究。收集患者临床特征等基线资料，采用aCCI对患者的全身合并症情况进行评分。结局事件为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中位随访时间1 796.5 d。根据分段Cox回归模型的最大似然比和递归算法确定aCCI拐点值为6，据此将患者分为低aCCI组（<6分）和高aCCI组（≥6分）。采用Cox回归模型量化评估基线aCCI与结局事件的关联性。结果:74例患者中，男性53例，女性21例；年龄（55.22±14.18）（19~84）岁。OAO 9例，RAO 65例。aCCI值为1~10分，中位数3分。其中，低aCCI组和高aCCI组分别为63（85.14%，63/74）、11（14.86%，11/74）例。因2例患者无法确定从基线到发生结局事件的时间，故纳入72例患者进行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发生缺血性脑卒中者16例（22.22%，16/72）。低aCCI组基线aCCI与结局事件明显关联[风险比（ HR）=1.76，95%可信区间（ CI）1.21~2.56， P=0.003]，基线aCCI每增加1分，未来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平均升高76%；高aCCI组基线aCCI与结局事件无明显关联（ HR=0.66，95% CI 0.33~1.33， P=0.247）。 结论:aCCI评分是OAO或RAO患者重要的预后信息，较高的基线aCCI评分预示较高的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且其关联性存在饱和效应。

目的:探讨吞咽障碍与脑卒中患者预后和住院费用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于潍坊市3家公立医院康复科就诊的脑卒中住院患者1370例，根据吞咽造影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吞咽障碍组(499例)和非吞咽障碍组(871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病案号、年龄、性别、医保类型、卒中类型、病灶部位、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等。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吞咽障碍与肺炎发生情况、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改良Barthel指数(MBI)、住院时长、住院总费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本研究纳入脑卒中患者的吞咽障碍发生率为36.42%。校正混杂因素后，吞咽障碍组肺炎的发生风险是非吞咽障碍组的2.417倍[OR＝2.417，95%CI(1.902，3.072)， P＝0.000]。出院时，吞咽障碍患者mRS评分≥3分和MBI<60分的风险分别为3.272倍[OR＝3.272，95%CI(2.508，4.269)， P<0.001]和1.670倍[OR＝1.670，95%CI(1.230，2.268)， P<0.001]。多重逐步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吞咽障碍与出院时较高的mRS评分(β＝0.265， P<0.001)、较低的MBI评分(β＝－0.210， P<0.001)、较长的住院时间(β＝0.053， P<0.001)存在显著相关性。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影响住院费用的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住院时长(β＝0.618)、吞咽障碍(β＝0.147)、MBI评分(β＝－0.416)、肺炎(β＝0.133)、幕上卒中(β＝－0.053)、出血性脑卒中(β＝0.058)、CCI评分(β＝0.039)。其中，吞咽障碍与住院费用存在显著相关性(β＝0.147， P<0.001)。 结论:吞咽障碍会对患者的预后和住院费用产生显著影响，应尽早识别并予以干预，以改善预后、减轻经济负担。

目的:研究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前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并探讨潜在的线粒体机制。方法: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10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择期腹部手术的患者256例。术前使用改良衰弱指数（modified frailty index, mFI）量表评估衰弱状态。同时进行包括年龄校正的Charlson合并症指数(age-a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aCCI）评分等在内的术前基线资料的收集和评估，并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使用Seahorse XF24分析仪进行线粒体压力测试，获取细胞生物能量健康指数（bioenergetic health index, BHI）。随访患者严重并发症等指标至术后30 d。研究首要结局指标为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次要结局指标为：①衰弱患者与非衰弱患者在以下术后转归指标的差异，包括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综合并发症指数（comprehensive complication index, CCI）评分、术后30 d病死率、术后住院时长、是否入住ICU及ICU住院时长、总体医疗耗费；② BHI及其与衰弱状态及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结果:衰弱患者术前aCCI评分高于非衰弱患者（ P<0.05），两组患者其余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衰弱状态是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比值比5.89，95%CI 2.64~13.14， P<0.05）。调整变量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衰弱状态（比值比5.86，95%CI 2.34~14.68， P<0.05）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相关。衰弱患者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术后CCI评分、术后住院时长、总体医疗耗费均高于非衰弱患者（ P<0.05），术后30 d病死率、是否入住ICU及ICU住院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衰弱患者与非衰弱患者的BH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且BHI与衰弱状态及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均无相关性（ P>0.05）。 结论:老年患者术前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相关，衰弱患者的手术转归较非衰弱患者差；此外，反映线粒体功能的BHI尚不能单独用于预测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分析老年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危险因素，探究术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的水平与老年患者POD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全身麻醉下接受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531例，年龄≥65岁。使用混淆评估法（the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每天2次评估术后3 d内POD发生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OD分为术后谵妄组和非术后谵妄组。主要观察POD的发生率，并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POD的危险因素。同时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一步分析POD的危险因素。结果:共125例（23.5%）患者发生POD。年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1.044，95%CI 1.006~1.048， P=0.025）]、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OR=1.189，95%CI 1.031~1.370， P=0.017）、Hb（OR=0.988，95%CI 0.977~0.999， P=0.039）、手术时间（OR=1.003，95%CI 1.000~1.005， P=0.043）、拔管时间（OR=1.028，95%CI 1.012~1.044， P=0.001）、术后入ICU（OR=2.222，95%CI 1.308~3.775， P=0.003）、术后NLR（OR=1.027，95%CI 1.000~1.054， P=0.048）是POD的独立危险因素。文化程度（ P=0.061）、出血量（ P=0.16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P=0.368）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术后NLR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得出POD风险增加的术后NLR拐点值为11.85，将术后NLR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并代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校正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术后NLR拐点值>11.85者POD的风险明显增加[OR=2.019，95%CI 1.292~3.155， P=0.002]，同时将混杂因素进行PSM后显示，术后NLR水平升高使POD的发生风险增高（OR=1.033，95%CI 1.007~1.060, P=0.012）。 结论:对于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术后NLR水平升高增加POD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基于CT影像测量的髋部肌肉因素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1年内独立行动能力恢复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收治的680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1年内是否恢复至伤前独立行动能力分为独立组和辅助组。记录两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个人史、居住习惯、既往疾病、Charlson合并症指数、实验室检验指标、骨折类型、麻醉类型、手术方式、参与康复训练、受伤至手术时间、髋部肌肉参数。髋部肌肉测量时，采用Osirix软件分别测量CT影像中臀大肌及臀中小肌的肌肉面积和密度，计算平均值并记作为髋部肌肉面积和肌肉密度；后将两类参数分别作性别校正后的 Z-score标准化处理，以 Z=0将髋部肌肉面积和密度分别分为高面积组（ Z≥0）、低面积组（ Z<0）和高密度组（ Z≥0）、低密度组（ Z<0）。首先，按照独立组和辅助组对观察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或者差异无统计意义但根据前期研究仍可能影响行动能力恢复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设计三组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不校正，模型2对性别、年龄及体重指数进行校正，模型3对模型2中变量及上述分析后纳入的变量进行校正］分析肌肉参数是否为独立行动能力恢复的危险因素。采用经广义估计方程的重复测量分析髋部肌肉面积与术后独立行动能力恢复的相关性。 结果:与辅助组比较，独立组年龄更小，独居和长期居家不出比率、认知损害比率、Charlson合并症指数比率及血红蛋白和白蛋白水平更低，股骨颈骨折比率更高，内固定术比率更低，受伤至手术时间更短，髋部肌肉面积更大，髋部肌肉密度值更高（ P<0.05或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充分校正混杂变量的模型3中，仅有髋部肌肉面积仍保持与独立行动能力恢复的显著相关性（ P<0.05），高、低密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重复测量分析中，高面积组恢复独立行动能力的可行性是低面积组的1.84倍（ OR=1.84，95% CI 1.33，2.53， P<0.01）。 结论:基于CT影像测量的髋部肌肉面积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1年内独立行动能力恢复密切相关，且髋部肌肉面积越大，独立行动能力恢复可能性也越大。

目的:比较Ⅲ期老年胃癌患者根治术后单药与多药辅助化疗的疗效。方法: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及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456例行D 2根治术Ⅲ期老年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43例，女113例；年龄为71（65~89）岁。456例患者中，274例术后行单药辅助化疗设为单药化疗组；182例术后行两药或三药辅助化疗设为多药化疗组。观察指标：（1）倾向评分匹配情况及匹配后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2）化疗期间不良事件。（3）随访情况。倾向评分匹配按1∶1匹配，卡钳值设置为0.05。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倾向评分匹配情况及匹配后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456例患者中，306例配对成功，单药化疗组和多药化疗组各153例。倾向评分匹配后，消除年龄、年龄校正查尔森合并症指数、病理学TNM分期因素混杂偏倚，具有可比性。（2）化疗期间不良事件。单药化疗组和多药化疗组患者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分别为6例和16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0， P<0.05）。单药化疗组患者非血液学不良事件食欲减退、恶心分别为77、50例，多药化疗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96、69例，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80，4.96， P<0.05）。（3）随访情况。306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8（8~61）个月。单药化疗组和多药化疗组患者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36.08%和38.3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比=0.93，95%可信区间为0.70~1.20， P>0.05）。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单药化疗组97例患者与多药化疗组中97例两药化疗患者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32.41%和39.40%，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比=1.20，95%可信区间为0.82~1.70， P>0.05）。单药化疗组56例患者与多药化疗组中56例三药化疗患者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3.15%和37.11%，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比=0.81，95%可信区间为0.65~1.00， P>0.05）。 结论:与单药口服化疗比较，Ⅲ期老年胃癌患者根治术后行两药或三药辅助化疗的预后无明显优势，且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食欲减退和恶心发生比例更高。

分析患者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感染和死亡的相关因素。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三二〇一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CRKP感染患者作为病例组，按1∶1的比例选取同一时间段内碳青霉烯类敏感肺炎克雷伯菌（CSKP）感染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研究对象随访30 d，根据是否死亡分别将2组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CRKP病例组和CSKP对照组的30 d病死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感染CRKP以及CRKP感染后死亡的相关因素。本研究共纳入CRKP病例组和CSKP对照组各59例。CRKP感染和CSKP感染患者30 d病死率分别为30.5%（18/59）和5.1%（3/5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2=13.034， P<0.001）。感染KP前3个月内手术（ OR=17.285， P=0.001），感染KP前3个月内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 OR=11.235， P=0.002），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 OR=7.993， P=0.016），以及感染KP前患者白蛋白<30 g/L（ OR=10.463， P=0.002），性别（ OR=0.078， P<0.001）及糖尿病（ OR=0.076， P=0.011）为CRKP感染的相关因素。患者年龄校正Charlson合并症指数评分较高（ OR=1.522， P=0.024）和感染KP前3个月内患者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 OR=4.902， P=0.029）为CRKP感染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综上，医务人员应谨慎实施侵入性手术，严格把控抗生素的使用，尽早对高危患者予以针对性防护和治疗。

目的:探讨年龄校正查尔森合并症指数（aCCI）对老年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的临床预后的评估价值，并进一步探讨aCCI在评估脓毒性休克老年患者应用参附注射液时机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收治的老年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全部样本aCCI评分中位数为截断值，分为低aCCI评分组和高aCCI评分组，比较aCCI评分和脓毒症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对脓毒性休克老年患者预后和参附注射液应用时机的评估价值。结果:共纳入61例患者，高aCCI评分组31例。低aCCI评分组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脓毒性休克的比例较低（ P<0.05），aCCI评分（95% CI：1.229~2.615； P<0.01）较SOFA评分（95% CI：1.035~1.607； P<0.05）对老年脓毒症患者发生脓毒性休克的预测价值更大。低aCCI评分组28 d生存率较高aCCI评分组患者28 d生存率高（ P<0.05）；SOFA评分（95% CI：1.010~1.364）与aCCI评分（95% CI：1.072~10.501）都是影响28 d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是否使用参附注射液与老年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的生存预后有关（95% CI：0.012~0.788； P<0.05）。 结论:aCCI评分较SOFA评分可更有效评估老年脓毒性患者的休克风险，且对老年脓毒症患者生存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参附注射液可能有益于老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生存预后，但还需进一步的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验证。

目的:探讨年龄校正Charlson合并症指数（age-ad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CCI）在60岁及以上喉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患者的预后及临床治疗指导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2015年山西省肿瘤医院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符合入组标准的249例≥60岁喉鳞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234例，女15例，年龄60~88岁。收集患者临床特征、治疗信息以及随访数据，并采用ACCI对患者的合并症进行评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ROC曲线），根据ACCI的临界值划分ACCI分组为高ACCI组和低ACCI组，同时进行预后相关因素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249例喉鳞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54.6%，5年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率为59.4%，癌症特异性生存（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率为58.6%，中位生存期与PFS均为60个月，根据ROC曲线确定ACCI最佳临界点为5，Cox多因素分析发现ACCI是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FS、CSS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553、1.499、1.534， P值均<0.05）。高ACCI组中手术+放疗、单纯放疗的OS（χ 2=4.120、4.115， P<0.05）、CSS（χ 2=4.510、5.009， P<0.05）优于单纯手术，低ACCI组3种治疗方案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高ACCI是60岁以上喉鳞癌患者重要预后信息，并可指导临床治疗方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