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睑板前筋膜与眶隔-提肌腱膜复合体固定法重睑术的临床效果.方法 2022年3～10月就诊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92例单睑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46例.试验组采用睑板前筋膜与眶隔-提肌腱膜复合体固定法重睑术,对照组采用传统Park法重睑术,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手术并发症、手术效果以及术后满意度.结果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消肿时间以及一期愈合情况例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手术效果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半年试验组眼部外观满意度、心理状态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睑板前筋膜与眶隔-提肌腱膜复合体固定法重睑术模仿了生理性重睑的结构和动力传导,形成的重睑形态自然稳定且并发症少,满意度高.

医生代表着"专业""冷静""理性",但面对某些特别的疾病,医学显得无能为力,医生无法治愈每一个病人、每一种疾病.医生常常陷入两难困境,如果投入过多的情感,面对病人疾病与痛苦却束手无策,就会感到莫大的痛苦.医生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面对病痛和死亡时既保持必要的理性,又给予病人足够的关怀和关心,给予生命足够的尊重?基于生命关怀立场的叙事医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目的 探讨患者共同参与模式对改善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碍(ED)患者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病耻感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7月至12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男科诊治的60例心理性E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采用男科常规教育疏导方式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教育疏导基础上采用共同参与模式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病耻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应对方式得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病耻感、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均低于干预前,且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患者共同参与模式可以提高心理性ED患者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改善应对方式,降低病耻感.

目的 探讨血管平滑肌细胞Krüppel样因子4(Krüppel-like factor 4,KLF4)对高血压小鼠心脏重塑的调控作用.方法 采用皮下埋植缓释泵灌注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28 d建立小鼠高血压模型,剂量1500 ng/(kg·min).构建他莫昔芬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Klf4基因特异敲除(Klf4-SMKO)小鼠,9～10周龄雄性Klf4-SMKO和Klf4-flox野生型小鼠各13只,分别随机分为2组,共4组:野生对照组(Klf4-flox+生理盐水灌注,6只),Klf4敲除对照组(Klf4-SMKO+生理盐水,6只),野生高血压模型组(Klf4-flox+Ang Ⅱ,7只),Klf4敲除高血压模型组(Klf4-SMKO+Ang Ⅱ,7只).在建模0、7、14、21、28 d分别测量模型组小鼠血压;28 d心脏超声检测心功能;收取小鼠心脏检测心脏质量/体质量比值;切片进行麦胚凝集素和天狼猩红染色,分别检测心肌细胞大小和心脏纤维化重塑.结果 高血压建模后Klf4-SMKO和Klf4-flox两组小鼠的血压无明显差异,心脏超声检测平滑肌细胞Klf4特异性敲除降低了高血压模型小鼠左心室质量.Klf4敲除显著降低了高血压引起的心质量/体质量比值增加,并且抑制了高血压造成的心肌细胞肥大和心脏血管周围纤维化.结论 血管平滑肌细胞KLF4缺失改善了高血压小鼠心脏病理性重塑.

近年来,公众对疫苗接种犹豫的现象凸显,其后果可能会阻碍免疫规划的推进.提高公众的疫苗接种信心,对合理有效推动人群的免疫接种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结合锚定效应、损失厌恶、双系统理论、羊群效应,探讨公众疫苗接种决策背后的非理性因素和决策偏好,进而提出有效助推的话语策略.

通过文献研究,从晋唐经方盛行的时代背景和晋唐方书的内容两方面入手探究晋唐经方的辨证方式.发现晋唐经方中蕴含辨方证论治、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的多元化辨证体系.辨证方式因方书的受众不同而不同.方书具便民的实用特质,故对民众而言是据病选药的工具,辨方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辨证方式居主导地位.对医者而言,方书是明理的工具,辨证论治方式居主导地位."病源"是晋唐医家关注的焦点,辨证论治是晋唐医家的核心辨治方式.《诸病源候论》作为医经和经方的交集,体现了晋唐经方背后的理性内核.

病理性瘢痕是真皮纤维化疾病中的一类，以过度纤维化和胶原沉积为特征，主要包括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病理性瘢痕形成的潜在病理机制尚未阐明，且其临床疗效不佳、复发率高，故其防治一直是临床上致力解决的难题。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是维持心血管稳态的重要内分泌级联，其组成成分均在皮肤各细胞中表达，皮肤局部RAS可以独立于血浆RAS发挥作用。在创伤修复过程中，皮肤局部RAS激活，其主要活性成分血管紧张素Ⅱ(ATⅡ)通过作用于血管紧张素受体1(ATR1)和血管紧张素受体2(ATR2)两个特异性受体对受伤创面发挥相反的作用影响病理性瘢痕的形成。本文首次全面综述了皮肤局部RAS系统的经典通路、肥大细胞诱导的糜酶旁路及瘢痕疙瘩相关淋巴组织诱导的溶酶体蛋白酶旁路环路在创伤修复及病理性瘢痕形成中的作用。

目的:从国家、医院、和个体3个层面构建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基于疫情防控视角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为公立综合医院制定新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新发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损失""新冠疫情""评价"等和"infectious diseases""public health emergency""social loss""COVID-19""evaluate"等为检索词，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Web of Science, Google Scholar检索截至2020年12月23日发表的文献。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咨询法，从国家、医院和个体3个层面初步构建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的公立综合医院社会损失指标体系。根据初步构建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分别针对国家、医院和个体3种主体设计调查问卷，于2021年12月25日至2022年5月20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问卷数据以优化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公立综合医院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包括14个一级指标和60个二级指标，国家层面的一级指标为政府治理能力、国家直接经济损失、社会保障、网络舆情、间接经济损失和国际合作；医院层面为医院人力、物力及信息资源，医院服务和医院运行情况；个体层面为生理健康、心理社会健康和外在环境。各层面权重最高的一级指标分别为社会保障，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源以及生理健康；权重最高二级指标分别为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非医护人员过劳和医疗保险。结论:本研究构建的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为公立综合医院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适合心房 18F-FDG PET/CT显像的方法，并分析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患者心房异常摄取的特征。 方法:前瞻性入组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间北京朝阳医院69例房颤患者[男43例，女26例，年龄(64±11)岁]行60及120 min 18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另招募10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3名，女7名，年龄(66±4)岁]行60 min 18F-FDG PET/CT显像。采用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美国核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血管计算机断层扫描学会(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生理性摄取。图像分析：(1)左心室心肌 18F-FDG摄取情况定性分析：0级，左心室心肌摄取低于或等于心血池；1级，轻度高于心血池；2级，明显高于心血池。另观察左心房、左心耳和右心房的 18F-FDG摄取情况，高于心血池判定为异常摄取；采用配对 χ2检验比较早期相与延迟相各心房及心耳结构异常摄取的比例。(2)定量分析：测定左心房、左心耳、右心房的SUV max，并测定左右心房腔的SUV mean，计算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的靶本比(TBR)；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各心房及心耳结构早期相与延迟相TBR间的差异。采用 χ2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房颤患者和对照组心房各结构 18F-FDG摄取差异。 结果:84.8%(67/79)的受试者左心室心肌生理性摄取被有效抑制，仅1例由于左心室摄取较高而影响对左心耳的判读。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左心房、右心房及左心耳延迟相异常摄取的比例均高于早期相，其中左心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9%(19/68)与42.6%(29/68); χ2＝8.10， P＝0.020]。定量分析示，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延迟相TBR均高于早期相TBR[左心房：1.1(1.0，1.3)与1.1(1.0，1.2)；左心耳：1.2(1.0，1.5)与1.0(0.9，1.2)；右心房：1.4(1.1，1.9)与1.3(1.0，1.5)； z值：-6.81~-3.42，均 P<0.05]。87.0%(60/69)的房颤患者存在心房异常摄取，明显高于对照组[0(0/10); χ2＝31.50， P<0.001]，其中左心耳、右心房异常摄取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心耳：30.4%(21/69)与0(0/10); χ2＝4.10， P＝0.042；右心房：53.6%(37/69)与0(0/10); χ2＝8.00， P＝0.001]。 结论:采用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的生理性摄取并适当延长采集间隔，有利于观察心房的 18F-FDG异常摄取。房颤患者心房 18F-FDG摄取增加。

术后慢性疼痛(CPSP)是影响术后恢复的重要因素。CPSP的发生率为5%~85%，目前认为CPSP的定义需要同时满足以下5个要求：①手术后出现或强度增加的疼痛；②持续时间至少3~6个月并显著影响生活质量；③出现于一段无症状期后或由持续的急性术后疼痛转归；④局限于术区的或是投射在相应神经支配区的疼痛；⑤排除其他疼痛原因 [1]。CPSP的发生机制可能与局部创伤、炎症反应或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关 [2]。CPSP会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残疾，也是阿片类药物长期使用的危险因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