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外部验证IABP-ShockⅡ(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ng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by cardiogenic shock)评分及CardShock评分预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准确性，并与急性生理学-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 APACHEⅡ）评分进行比较。方法: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回顾性纳入2010年12月至2019年5月于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住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收集患者基本特点资料，并将患者按照院内存活情况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APACHEⅡ评分为患者住院期间评分，研究者回顾性收集。IABP-ShockⅡ评分与CardShock评分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评分，分歧与第三位研究者讨论解决。从区分度和校准度两个方面验证与比较评分预测的准确性。使用受试者操作曲线（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描述评分的区分度，使用Delong法比较区分度。使用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及校准曲线验证及比较评分校准度。结果:共纳入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150例，院内病死率为60%。IABP-ShockⅡ评分属于低风险（0~2分）、中等风险（3~4分）及高风险（5~9）的病死率依次为29%、68%、80%。CardShock评分属于低风险（0~3分）中等风险的（4~5分）及高风险（6~9分）的病死率依次为21%、57%、82%。APACHEⅡ评分<20分、20~30分及>30分的病死率依次为19%、69%、93%。对于院内死亡事件的预测，APACHEⅡ评分显示出优异的区分度（AUC=0.90，95% CI：0.84~0.94），而IABP-ShockⅡ评分与CardShock评分显示出良好的区分度（AUC=0.76，95% CI：0.68~0.83和AUC=0.79，95% CI：0.72~0.85）。在评分的比较中，IABP-ShockⅡ评分及CardShock评分的区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76 vs 0.79， P>0.05），但均显著低于APACHEⅡ评分（0.76 vs 0.90， P<0.05和0.79 vs 0.90， P<0.05）。根据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所有评分均获得充分的校准（ P>0.05）。根据校准曲线，三种评分均显示出较为准确的校准度。 结论:尽管准确性差于APACHEⅡ评分，但IABP-ShockⅡ评分及CardShock评分对于预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目的:探讨外科手术治疗心肌梗死（MI）合并室间隔破裂（VSR）患者的死亡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外科手术治疗的MI后VSR（PI-VSR）6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42例，女26例，年龄44~82（64.3±8.2）岁］。根据围手术期和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对存活患者进行随访，对各项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Cox回归分析影响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68例手术患者，围手术期死亡9例，对59例存活患者进行随访，平均随访时间4（0.1~10.5）年，随访死亡7例，据此纳入存活组52例，死亡组16例。单因素比较分析显示，术后存活组与死亡组年龄、VSR至手术时间<7 d、Killip分级≥3级、心源性休克、术前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急诊手术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将单因素比较分析 P<0.2的因素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HR=1.099，95% CI：1.010~1.195， P=0.028）、血小板计数（ HR=0.993，95% CI：0.986~1.000， P=0.044）、D二聚体水平（ OR=1.001，95% CI：1.000~1.002， P=0.011）、心源性休克（ OR=6.221，95% CI：2.054~18.841， P=0.001）是术后死亡的相对危险因素。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发现2、4、6、8和10年存活率分别为77.5%、77.5%、71.0%、71.0%和71.0%。 结论:年龄、血小板计数、D二聚体水平、心源性休克是MI合并VSR患者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外科手术是有效的治疗方法，术后院内存活患者的中远期预后良好。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在重症监护中用于严重难治性心脏和呼吸衰竭的管理，为严重器官功能障碍患者提供心肺支持 [1-2]。由于患者会受到快速安装ECMO发生并发症的影响，因此体外生命支持团队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应根据标准化操作程序启动体外生命支持 [3]。标准ECMO涉及将股静脉或左心房的静脉血引流到体外进行人工外循环氧气交换，然后通过相同的静脉（venovenous ECMO, V-V ECMO）或股动脉或升主动脉（venoarterial ECMO, V-A ECMO）回输至体内 [4]。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AMI-CS）是指心脏在短时间内心排血量急剧降低，从而导致各器官严重灌注不足而引起的全身微循环功能障碍，是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目前临床治疗AMI-CS的主要策略为血运重建，从而降低AMI-CS的病死率。但心肌组织缺血后复灌可导致缺血/再灌注（I/R）损伤，引起心肌线粒体功能障碍，大量活性氧（ROS）堆积。因此，心肌细胞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是心肌细胞死亡的主要原因。本文从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的开放、线粒体自噬、线粒体融合与分裂3个方面对线粒体在AMI-CS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上AMI-CS的防治提供新思路，识别潜在的防治靶点。

目的:探讨基于计划外再入院风险模型（LACE）干预计划在急性心肌梗死（AMI）合并心源性休克（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天津市人民医院接受PCI治疗的93例AMI合并CS患者，根据不同护理干预方法分为LACE干预组（46例）和常规干预组（47例）。常规干预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包括药物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健康宣教及电话随访；LACE干预组则先对患者进行LACE风险评估，然后根据LACE指数评分制定相关干预措施，包括强化风险认知、生活行为、日常生活能力、自我照护能力、健康恢复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两组干预随访时间均为3个月。比较两组干预前及干预3个月后心功能变化，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再入院率，干预后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水平的差异。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心功能和生活质量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3个月后，两组心功能和生活质量水平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且LACE干预组左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0.533±0.076比0.492±0.072， P<0.05），左室舒张期末内径（LVEDD）明显小于常规干预组（mm：47.09±7.01比53.23±7.15， P<0.01），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评分亦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分：66.32±6.19比55.79±7.26， P<0.01）。LACE干预组干预后冠心病自我管理量表（CSMS）中各项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不良嗜好（分）：17.37±3.24比14.21±2.73，症状（分）：14.82±3.11比10.56±2.65，情绪认知（分）：16.17±2.83比12.95±2.41，急救（分）：11.85±1.94比10.62±1.56，疾病知识（分）：15.58±2.73比12.68±2.61，日常生活（分）：17.80±2.61比14.33±2.36，治疗依从性（分）：11.47±1.84比8.56±1.23，均 P<0.01〕，且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再入院率均明显低于常规干预组（10.87%比29.79%，4.35%比17.02%，均 P<0.05）。 结论:基于LACE风险模型的干预计划可有效促进AMI合并CS患者PCI术后康复，同时有助于改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临床预测工具。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北京安贞医院住院并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合并肾功能不全的727例患者。记录患者基线特征、既往病史、本次并发症、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结果、治疗方法(包括靶血管重建方式、用药等)，随访患者全因死亡的发生情况。首先，在训练集(485例)应用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构建模型。其次，在验证集(242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进一步验证预测模型的效果。最后，根据验证后的风险因素开发列线图。 结果: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全因死亡预后的预测因子有9个，其中危险因素包括女性、共病、直接胆红素高、合并心源性休克、合并呼吸衰竭、合并感染、血滤；保护性因素包括PCI和服用阿司匹林。模型评估结果显示，验证集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 ROC曲线)下面积为0.82；校准线贴近理想校准线，且斜率≈1，截距≈0，拟合效果良好；临床决策曲线在患者全因病死率为35%时，基于 Cox模型执行主动干预患者净获益为38%。基于经评估预测效果良好的预后风险因素开发了可视化的列线图模型。 结论:女性、共病、直接胆红素高、合并心源性休克、合并呼吸衰竭、合并感染、血滤、PCI和服用阿司匹林这9个因素均会影响急性心肌梗死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全因死亡的发生概率，本研究所开发的模型准确性较高。

目的:观察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休克Ⅱ(IABP-SHOCK Ⅱ)评分对老年急性心肌梗死(AMI)合并心源性休克(CS)的30 d病死率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我院收治的138例老年AMI合并CS且置入IAB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IABP-SHOCK Ⅱ评分分为低危组(评分0～2分，72例)、中危组(评分3～4分，39例)和高危组(评分5～9分，27例)，比较3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和药物、介入和IABP等治疗情况，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3组患者的短期死亡情况，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IABP-SHOCK Ⅱ对30 d病死率的预测价值。结果:138例患者中，男性71例(51.4%)。中危组和高危组患者与低危组患者比较年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室射血分数、心率、血压、肌钙蛋白水平、血肌酐、尿素氮、B型利钠肽、乳酸、Gensini评分、心肌梗死溶栓试验(TIMI)血流无复流率、有创通气和床旁血滤应用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0 d，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患者死亡分别为25例(34.7%)、20例(51.3%)和23例(85.2%)，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3组患者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07， P<0.01)。ROC曲线显示IABP-SHOCK Ⅱ评分预测30 d死亡的敏感度为80.4%，特异度为87.1%，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3(95% CI：0.702～0.942， P<0.01)。 结论:IABP-SHOCK Ⅱ评分可有助于对老年AMI合并CS患者IABP置入术后的短期危险分层。

目的:探讨护理风险管理在急性心肌梗死(AMI)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护理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AMI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8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联合护理风险管理干预，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症状改善情况、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疗效总有效率〔95.00%(38/40)〕显著高于对照组〔80.00%(32/40)〕，干预后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差均显著提高，脉率显著降低，尿量显著增加，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12.50%(5/40)〕显著低于对照组〔37.50%(15/40)〕，护理满意度〔97.50%(39/40)〕显著高于对照组〔82.50%(33/4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护理风险管理在AMI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护理中的临床价值较高，可有效缓解患者病情，防止梗死进一步扩大，降低护理风险，提高患者满意度。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by cardiogenic shock, AMICS）患者应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us-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A-ECMO）的不同时机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5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VA-ECMO支持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PCI）的AMICS患者79例，根据VA-ECMO应用时机，分为早期VA-ECMO组和晚期VA-ECMO组；另纳入同期符合VA-ECMO适应症但未接受VA-ECMO支持的AMICS患者64例为对照组，收集3组患者的人口学基线特征、冠状动脉介入手术资料、围手术期并发症等指标。主要终点事件为1年内生存，次要终点事件为院内及围手术期死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及Cox回归模型评估AMICS患者院内及1年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3组患者1年内的生存结局。结果:共纳入143例AMICS患者，最终136例患者资料纳入分析，其中早期VA-ECMO组42例，晚期VA-ECMO组34例，无VA-ECMO组60例。与晚期VA-ECMO组相比，早期VA-ECMO组患者VA-ECMO后PPCI的比例更高，入院门至导丝通过（door to balloon time, D-to-B）的时间更长、VA-ECMO的支持时间更短、撤机成功率更高，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均 P<0.05）。与早期VA-ECMO组相比，无VA-ECMO支持组围术期、院内及1年病死率均明显升高（均 P<0.05）。早期VA-ECMO组与晚期VA-ECMO组围手术期及院内病死率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晚期VA-ECMO组1年病死率明显较高（ P<0.05）；晚期VA-ECMO组和无VA-ECMO组相比，围手术期、院内及1年病死率虽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及Cox回归模型分析提示，校正干扰因素后，早期VA-ECMO仍是院内（ OR=0.244， P=0.015）及1年（ HR=0.308， P=0.001）死亡的保护因素；Kaplan-Merier生存曲线显示较晚期VA-ECMO及无VA-ECMO组，早期VA-ECMO组1年内生存率最高。 结论:与晚期应用VA-ECMO支持PPCI相比，早期VA-ECMO可使AMICS患者获益更大。

2023年体外生命支持（ECLS）领域的临床研究关注了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此外，研究还探讨了静脉-静脉ECMO期间俯卧位的疗效，以及抗凝治疗、输血策略、肥胖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清醒状态下静脉-静脉ECMO展现出新的治疗潜力，但其最佳实践方法和管理策略仍需进一步研究。在院内心搏骤停患者中，体外心肺复苏相对于传统心肺复苏表现出更优的生存率和神经功能恢复。体外二氧化碳清除在不同类型的呼吸衰竭患者中疗效不同。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聚焦如何优化ECLS技术的应用策略、过程管理，深入研究个体化治疗方法，并全面研究如何改善幸存者的远期康复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