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重症颅脑损伤(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sTBI)患者血清血小板反应蛋白-1(thrombospondin-1,TSP-1)、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nous acidic protein,GFAP)及局部脑氧饱和度(local cerebral oxygen saturation,rScO2)对脑功能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sTBI患者112例,根据3个月后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进行脑功能预后分组,分为脑功能预后不良组(GOS≤3分)与预后良好组(GOS>3分).比较两组临床资料、TSP-1、GFAP及rScO2,并分析血清TSP-1、GFAP及rScO2与sTBI患者脑功能预后的关系,评价血清TSP-1、GFAP及rScO2对脑功能预后的预测价值;并比较不同TSP-1、GFAP及rScO2水平患者病死率,分析血清TSP-1、GFAP及rScO2对sTBI患者病死风险的影响.结果 脑功能预后不良组58例(51.79%),预后良好组54例(48.21%).预后不良组血肿量、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与脑疝比例均较预后良好组高,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分较预后良好组低(P<0.05).预后不良组血清TSP-1、GFAP均较预后良好组高,rScO2较预后良好组低(P<0.05).血清TSP-1、GFAP及rScO2为sTBI患者脑功能预后独立影响因素(P<0.05).血清TSP-1、GFAP及rScO2预测脑功能预后的AUC值分别为0.771、0.778、0.795,三者联合预测AUC值为0.930,最佳敏感度、特异度分别82.76%、87.04%.血清TSP-1、GFAP高水平亚组病死率明显高于低水平亚组,rScO2高水平亚组低于低水平亚组(P<0.05);当血清TSP-1、GFAP及rScO2 处于高水平时,sTBI患者病死风险分别是低水平的4.667(1.419～15.350)倍、3.250(1.129～9.359)倍、0.133(0.032～0.556)倍.结论 sTBI患者血清TSP-1、GFAP升高,rScO2下降,相关指标有助于预测脑功能预后与死亡风险,可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依据.

2019年国际重症医疗实践中有如下趋势呈现：对脓毒症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表型的分析与验证研究逐渐增多；感染性休克早期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抗菌药物的证据增多，也包括对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早期呋塞米刺激试验。除此之外，本年度有显著意义的阳性结论的临床研究有：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感染性休克，压力支持通气（PSV）的撤机策略，氨甲环酸治疗颅脑损伤和新型单克隆抗体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阴性结论的研究有：中重度ARDS的个体化机械通气、最大化肺复张和肌松联合深度镇静，N95面罩预防流感病毒，机械通气患者的弹性探视制度预防谵妄和右美托咪定用于早期镇静，机械通气患者的日记疗法或复合式预防性心理干预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rhsTM）治疗脓毒症相关性凝血病等。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以表型分析为突破点，从而确定符合患者病理生理特点和免疫特点的个体化疗法。

目的:分析影响急性颅脑损伤（ABI）患者围手术期孤立性下肢远端深静脉血栓（IDDVT）发生和进展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凝血功能指标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对IDDVT发生和进展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重症科（NCCU）收治的ABI围手术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比较是否发生IDDVT及IDDVT是否进展患者基本特征、疾病特征、治疗方案、预后，以及术后1、2～4、5～7、>7 d凝血功能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IDDVT发生和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分析D-二聚体对IDDVT发生和进展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64例ABI患者，以老年人〔年龄为60（51，69）岁〕、男性〔99例（占60.4%）〕和重型损伤〔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6（5，8）分〕患者为主。164例ABI患者中围手术期IDDVT发生率和进展率分别为61.6%（101例）和16.8%（17例），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发生率为12.8%（21例）。与发生IDDVT组（101例）比较，未发生IDDVT组（59例）患者年龄更小（岁：55±13比62±13），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更短（d：12±6比15±7），体质量指数（BMI）和入院时GCS评分更高〔BMI （kg/m 2）：23±5比19±8，GCS评分（分）：7±2比6±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IDDVT进展组比较，IDDV未进展组男性更少〔61.9%（52/84）比88.2%（15/17）〕，输注红细胞和接受抗凝治疗的比例更小〔8.3%（7/84）比29.4%（5/17）和47.6%（40/84）比94.1%（16/17）〕，脑疝发生率更高〔42.9%（36/84）比11.8%（2/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时间延长，是否发生IDDVT两组D-二聚体升高，发生IDDVT组于术后5～7 d达峰值，随后下降；而未发生IDDVT组>7 d达峰值；IDDVT是否进展两组D-二聚体均逐渐升高，于术后5～7 d达峰值，随后下降。术后2～4 d起发生IDDVT组患者D-二聚体显著高于未发生IDDVT组〔mg/L：4.1（2.3，8.0）比2.4（1.7，3.4）， P<0.05〕，持续到术后5～7 d〔mg/L：5.5（3.3，11.4）比3.9（2.6，5.8）， P<0.05〕；术后2～4 d起IDDVT进展组D-二聚体水平即显著高于未进展组〔mg/L：11.2（4.7，20.0）比3.7（2.1，6.8）， P<0.05〕，持续到>7 d 〔mg/L：11.0（3.0，18.9）比4.1（2.6，6.5），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优势比（ OR）＝3.43，95%可信区间（95% CI）为1.69～6.96， P＝0.001〕、GCS>8分（ OR＝0.35，95% CI为0.17～0.76， P＝0.008）、ICU住院时间>13 d（ OR＝2.25，95% CI为1.08～4.70， P＝0.031）是影响ID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女性（ OR＝0.19，95% CI为0.02～0.71， P＝0.019）、输注红细胞（ OR＝6.50，95% CI为1.33～31.94， P＝0.021）、脑疝（ OR＝0.18，95% CI为0.37～0.90， P＝0.036）均是影响IDDVT进展的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年龄和术后5～7 d D-二聚体对ABI患者IDDVT的发生均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为0.68和0.72，95% CI分别为0.60～0.75和0.64～0.80， P值均为0.000 1〕；当界值年龄为60岁和D-二聚体为5.4 mg/L时，其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60.6%、54.4%，特异度分别为71.2%、80.9%，阳性预测值分别为78.7%、84.5%，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1.2%、48.1%。术后5～7 d D-二聚体较术后1 d的增高值对IDDVT进展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81，95% CI为0.71～0.88， P＝0.000 1）；当增加值的界值为3.9倍时，诊断IDDVT进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6.5%、74.6%、41.9%、90.3%。 结论:危重ABI患者围手术期有较高的IDDVT发生率和进展率。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特别是5～7 d的增加值对于预测患者IDDVT的进展有较高价值，从而利于指导施行全下肢深静脉超声。

目的:评价电针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sTBI）患者急性胃肠损伤（AGI）的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收治的126例sTBI合并AGI患者。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包括治疗原发疾病，留置鼻胃管每6 h回抽胃内容物判断胃残留量（GRV），在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实施肠内营养（EN）并根据GRV调整EN饲入量及速度等，连续治疗7 d；观察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取足三里、天枢、上巨虚、下巨虚、中脘五穴进行电针刺激治疗，每天早晚各1次，每次30 min。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3 d、7 d胃肠功能指标〔腹内压（IAP）、血清二胺氧化酶（DAO）和胃肠功能衰竭评分（GIF评分）〕的变化；记录两组患者ICU院内获得性肺炎（HAP-ICU）发生率、机械通气（MV）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28 d病死率及电针刺激的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28 d生存分析。结果:126例患者在7 d治疗观察过程中有26例退出研究，最终入组100例，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治疗3 d时两组患者IAP和DAO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对照组：IAP（cmH 2O，1 cmH 2O＝0.098 kPa）为13.75±2.76比18.11±3.97，DAO（U/L）为129.88±24.81比158.01±22.64；观察组：IAP（cmH 2O）为13.56±2.19比18.50±3.54，DAO（U/L）为129.11±29.32比159.36±28.65；均 P<0.01〕；随治疗时间延长，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指标均逐渐改善，且观察组治疗7 d时IAP、DAO和GIF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IAP（cmH 2O）：11.28±3.61比12.68±3.23，DAO（U/L）：49.69±17.56比57.27±20.15，GIF评分（分）：2.02±0.74比2.40±0.70，均 P<0.05〕。观察组患者MV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MV时间（d）：15.72±4.60比18.08±4.54，ICU住院时间（d）：16.76±4.68比19.26±5.42，均 P<0.05〕，且HAP-ICU发生率和28 d病死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12.0%比30.0%，22.0%比32.0%，均 P<0.05）。生存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6.4%比76.1%；Log-Rank检验： χ2＝37.954， P<0.001）。观察组患者无明显电针刺激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电针刺激相应穴位治疗能有效改善sTBI合并AGI患者的胃肠功能，有利于缩短ICU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康复，降低28 d病死率。

目的:探讨早期目标导向镇静（EGDS）策略用于急性脑损伤患者的临床效果和可行性。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110例急性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EGDS组和按需镇静组。EGDS组患者入组后立即持续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镇静，以0.2 μg·kg -1·min -1为起始剂量，连续72 h；按需镇静组则静脉推注丙泊酚按需镇静。采用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和脑电双频指数（BIS）持续监测镇静深度。所有患者均给予舒芬太尼维持镇痛，并依据病情需要给予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止血或抗血小板等综合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镇静前及镇静24、48、72 h的生命体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BIS和动脉血气分析，以及机械通气时间、镇痛药物用量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① 110例患者中剔除脑出血再次手术、脑疝病情恶化、家属放弃治疗、中途退出试验患者后，最终有105例完成治疗，其中EGDS组56例，按需镇静组49例，两组性别、年龄、颅脑损伤类型、基线APACHEⅡ和GCS评分及机械通气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与镇静前比较，两组镇静后心率（HR）均显著下降直至72 h，以EGDS组降低更显著（次/min：70.49±7.53比79.83±9.48， P<0.05）。除HR外，按需镇静组APACHEⅡ和GCS评分于镇静72 h较镇静前明显改善，其余指标均无明显变化。与镇静前比较，EGDS组于镇静24 h起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即明显升高，48 h起平均动脉压（MAP）明显降低、GCS评分和BIS明显升高，直至72 h，且各指标均较按需镇静组明显改善〔72 h PaCO 2 （mmHg，1 mmHg＝0.133 kPa）：40.30±5.98比31.57±8.20，72 h MAP（mmHg）：85.01±8.26比89.54±9.41，72 h GCS评分（分）：8.62±3.34比7.89±2.74，72 h BIS：60.87±24.79比56.68±33.43，均 P<0.05〕；EGDS组APACHEⅡ评分仅于镇静72 h明显低于镇静前，且与按需镇静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17.10±7.05比18.90±3.32， P>0.05）；EGDS组氧合指数（PaO 2/FiO 2）仅在镇静24 h较按需镇静组显著升高（mmHg：261.05±118.45比226.45±96.54， P<0.05）。③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机械通气时间显著缩短（h：20.56±9.03比27.75±11.23， P<0.05），舒芬太尼总量显著减少（μg：79.16±26.76比102.46±35.48， P<0.05）。④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心动过缓发生率显著升高〔10.71%（6/56）比6.12%（3/49）， P<0.05〕，心动过速发生率显著下降〔14.29%（8/56）比38.78%（19/49）， P<0.05〕，而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6%（3/56）比4.08%（2/49）， P>0.05〕；按需镇静组意外拔管发生率为4.08%（2/49），而EGDS组无一例意外拔管事件发生。 结论:EGDS可提高急性脑损伤患者GCS评分和BIS，提示该镇静策略可能有助于改善急性脑损伤患者神经功能，且方法安全、可行。

目的:观察早期目标导向镇静（EGDS）对急性脑损伤患者脑氧代谢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08例急性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右美托咪定禁忌及耐受情况，并结合家属意愿将患者分为EGDS组和按需镇静组。两组患者均根据病情进行外科手术、机械通气、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止血或抗血小板等常规综合治疗，均持续泵入舒芬太尼镇痛。EGDS组给予以右美托咪定为基础的连续72 h镇静，输注速度0.2～0.7 μg·kg -1·min -1；按需镇静组仅在患者出现躁动而影响治疗时静脉推注0.5～1.0 mg/kg丙泊酚镇静。比较两组患者镇静前及镇静24、48、72 h血流动力学指标〔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脑灌注压（CPP）、颅内压（ICP）〕、镇静指标〔脑电双频指数（BIS）〕、病情严重程度指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和脑氧代谢指标〔颈内静脉血乳酸（Lac）、颈内静脉血氧饱和度（SjvO 2）、脑动脉血氧含量（CaO 2）、脑氧摄取率（CERO 2）、脑动脉-静脉血氧含量差（a-vDO 2）〕的差异。 结果:① 108例患者中，因脑出血行二次手术或脑疝剔除3例，最终共105例完成研究过程，其中EGDS组54例，按需镇静组51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颅脑损伤类型、GCS评分、机械通气比例、手术治疗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与镇静前相比，两组患者Lac、CERO 2和a-vDO 2均随镇静时间延长呈降低趋势，而SjvO 2和CaO 2逐渐升高；以EGDS组起效更快，Lac、SjvO 2、CERO 2和a-vDO 2均于镇静24 h即较镇静前明显改善，且EGDS组镇静72 h时上述指标均明显优于按需镇静组〔Lac（mmol/L）：1.81±0.31比2.19±0.12，SjvO 2：0.714±0.125比0.683±0.132，CaO 2（mL/L）：201.21±15.25比179.65±14.07，CERO 2：（27.87±3.66）%比（33.00±2.58）%，a-vDO 2（mL/L）：44.32±5.68比48.57±8.22，均 P<0.05〕。③与镇静前相比，两组患者HR、MAP和ICP均随镇静时间延长呈下降趋势，而CPP、BIS和GCS评分均呈升高趋势；以EGDS组起效更快，镇静24 h时HR以及镇静48 h时MAP、CPP、BIS和GCS评分均较镇静前明显改善，且EGDS组镇静72 h时上述血流动力学指标、镇静指标和GCS评分均明显优于按需镇静组〔HR（次/min）：70.69±7.80比79.85±9.77，MAP（mmHg，1 mmHg＝0.133 kPa）：84.23±8.76比89.97±9.48，ICP（mmHg）：14.23±8.76比15.97±9.48，BIS：60.56±24.58比56.86±33.44，GCS评分（分）：8.06±3.63比7.86±2.98，均 P<0.05〕。两组患者APACHEⅡ评分均于镇静72 h时较镇静前明显降低，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按需镇静相比，EGDS能降低急性脑损伤患者脑氧代谢，改善昏迷程度，减轻病情严重程度。

目的:分析营养支持信息化软件目标导向治疗对成人重型颅脑损伤（sTBI）患者营养达标的效果。方法:选择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收治的成人sTBI患者为研究对象。以2019年3月1日信息化软件上线时间为节点，将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实施早期规范化肠内营养（EN）流程的患者作为对照组；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借助与重症信息系统软件相嵌合的危重患者营养支持管理系统软件实施营养管理的患者作为试验组。评价两组患者营养支持效果，包括启动EN支持时间，7 d和14 d的能量总供给量、蛋白质总供给量、能量达标率，静脉输注白蛋白总量；以及危重症管理相关指标，包括重症监护病房（ICU）28 d存活率、持续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撤离有创机械通气成功率、自主呼吸试验（SBT）完成时浅快呼吸指数（RSBI）、7 d和14 d血清胆碱酯酶等。结果:51例sTBI患者纳入分析，对照组28例，试验组23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营养风险评分（NUTRIC）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启动EN支持时间明显提前（h：26.82±8.33比36.73±12.86， P＝0.046），7 d和14 d蛋白质总供给量〔g·kg -1·d -1：1.87（1.36，1.92）比1.02（0.87，1.67），2.63（1.49，1.92）比1.23（0.89，1.92），均 P<0.05〕、14 d能量总供给量（kJ·kg -1·d -1：154.26±68.16比117.99±112.42， P＝0.033）明显增加，14 d能量达标率明显升高〔80.0%（16/20）比35.7%（10/28）， P＝0.002〕，14 d血清胆碱酯酶明显升高〔U/L：5 792.5（4 621.0，8 131.0）比4 689.7（3 639.0，7 892.0）， P＝0.048〕，而其他指标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 d能量总供给量（kJ·kg -1·d -1）：91.50±30.50比92.88±28.16， P＝0.184；7 d能量达标率：34.7%（8/23）比21.4%（6/28）， P＝0.288；静脉输注白蛋白总量（g）：97.80±46.29比114.29±52.68， P＝0.086；ICU 28 d存活率：87.0%比78.6%， P＝0.081；持续有创机械通气时间（d）：14.33±7.68比15.68±6.82， P＝0.074；撤离有创机械通气成功率：69.6%比67.9%， P＝0.895；SBT完成时RSBI（次·min -1·L -1）：26.84±10.69比33.68±8.94， P＝0.052；7 d血清胆碱酯酶（U/L）：4 289.7（2 868.0，7 291.0）比3 762.2（2 434.0，6 892.0）， P＝0.078〕。 结论:营养支持信息化软件的临床运用有助于成人sTBI患者的营养支持治疗流程的规范化落实，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神经系统并发症严重影响体外膜肺氧合（ECMO）患者的短期和长期预后。随着ECMO应用的日益增多，ECMO患者脑功能监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临床上神经系统检查、脑损伤相关标记物检测、经颅多普勒/经颅彩色多普勒脑血流监测、视神经鞘直径测量、近红外光谱法脑氧饱和度监测、连续脑电图监测、体感诱发电位等多种脑功能监测方法已在ECMO患者中使用，但是单一的脑功能监测手段在预测脑功能损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上尚存在不足。因此，重症医学以及体外生命支持多学科专家越来越提倡多模态脑功能监测，以提高监测ECMO患者急性脑损伤发生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及早发现急性脑功能损伤并进行干预，进而提高ECMO患者预后。但目前尚缺乏多模态脑功能监测的规范化实施流程，制订ECMO患者多模态脑功能监测流程，在多中心进行验证并不断完善，将之转化为正确治疗决策是新使命。

目的:探讨急性脑损伤伴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综合征(PSH)患儿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自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40例急性脑损伤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其住院资料、住院花费、出院转归等资料，并对比其中伴PSH症状患儿[PSH(+)组)]与不伴PSH症状患儿[(PSH(-)组)]间上述资料的差异。结果:PSH(+)组患儿9例(PSH发生率为22.5%)，其中抗 N-甲基- 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5例、急性坏死性脑病2例、重症病毒性脑炎2例；PSH(-)组患儿31例，其中代谢性脑病5例、重症病毒性脑炎19例、抗NMDAR脑炎3例、急性脑梗死1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1例、急性坏死性脑病1例、重型闭合型颅脑损伤1例。PSH(+)组患儿中抗NMDAR脑炎比例高于PSH(-)组，意识障碍持续时间长于PSH(-)组，住院时间长于PSH(-)组，住院花费高于PSH(-)组，出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低于PSH(-)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PSH在急性脑损伤患儿中并不少见，且可导致患儿的意识障碍时间延长、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花费增高、预后变差，从而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加重。

由于胃肠道在人体器官功能的作用中扮演着消化和免疫的双重重要角色，在危重症疾病的应激作用下容易出现胃肠功能障碍（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GID），并且出现常提示危重症患者的病情恶化 [1]。急性胃肠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是危重症患者在急性疾病（如休克、重症感染、严重烧伤、严重颅脑损伤等）应激情况下因机体发生缺血、缺氧、微循环功能障碍等导致的 [2]，病情危急的可进展为胃肠功能衰竭。AGI表现多样，主要以腹胀、腹泻和消化道出血为主。胃肠运动障碍引起消化道细菌和毒素分泌受损，肠道细菌过度增殖，可菌群失调，肠道微生物分布紊乱，胃肠黏膜屏障功能以及免疫功能受损等，因此加剧炎症反应、多器官功能障碍（multiple orgr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