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45例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方法 以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功进行PCI并置入至少1枚支架(除外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单纯药物涂层球囊或非药物球囊治疗以及同时口服抗凝药物治疗)者4 876例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术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DAPT患者45例进行分析,随访其临床结局.结果 45例患者中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龄48～80(61.7±15.3)岁.中断DAPT原因包括:出血35例;恶性肿瘤手术3例(含2例出血患者);创伤5例;血液病2例;自行终止DAPT 2例.停药期间有低分子肝素替代治疗的6例患者均未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或其他MACE;无抗栓替代治疗的39例患者中,5例发生了支架内血栓和急性心肌梗死(11.1％,5/45),除1例为PCI术后2周自行停用DAPT者,其余4例均为PCI术后2周内合并出血患者,停用DAPT时间均在10 d以上,支架内血栓形成分别发生于停用DAPT后第10天、第11天、第11天、第13天,其中2例并发急性左心衰竭,1例死亡;另有1例因脑干出血死亡.结论 PCI术后过早停用DAPT潜在很大风险,停药时间早、停药持续时间长、无替代治疗者风险尤高.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以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等为特点,是世界各国亟需攻克的一项公共卫生难题[1].开放性创伤性脑损伤(open traumatic brain injury,oTBI)是指外伤导致颅骨和硬脑膜破裂,使脑组织外露于外界环境中的一类严重脑损伤.该类损伤多发生在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和恶性袭击等意外事件中.我国的领海面积大、海岸线长、岛屿多,海上作业、旅游、登岛作战、海上灾害如船运事故等特殊环境下,均可发生海上oTBI.

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一种有效的体外循环支持系统,对治疗严重心肺系统疾病具有重要意义.ECMO导管的有效固定可以避免移位、意外拔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而保证ECMO治疗的有效性和连续性.目前临床上多采用透明敷料、外科敷贴及绷带等多种工具结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存在固定不够牢靠、外观不够美观整洁、更换不够方便等问题,尚缺乏特异性有效敷料来固定ECMO导管,为此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特设计了一种ECMO敷料,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2120543021.3).该装置包括依次薄弱连接的上部敷料、中部敷料、下部敷料 3 个部分.上部敷料顶面为上部敷料层,上部敷料层顶面设有第 1 刻度标识,底面中部设有纱布层;中部敷料顶面为中部敷料层,底面 2 个长度方向边沿设有网状层,2 个网状层之间设有切口纱布,切口纱布 2 个长度边沿连接网状层,切口纱布与中部敷料层之间设有塑料薄膜,切口纱布沿长度方向等间隔设有裂缝,中部敷料层顶面设有第 2 刻度标识;下部敷料与中部敷料的连接处设有开口,下部敷料底面为胶黏层.该装置设计简单,固定效果好,方便更换,可避免导管滑脱、移位,减少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的发生,提高临床工作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急救护理流程风险管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随机选取2018年1~8月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收治的120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急诊入院后按照常规流程进行急救护理；随机选取2019年1~8月急诊收治的120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作为试验组，试验组基于FMEA模式对患者急救护理流程进行风险管控，统计两组患者急诊接诊后各项急救措施落实的时间，比较两组患者急救护理过程中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和患者心功能相关指标变化情况。结果:试验组患者从急诊接诊到首份心电图完成的时间、到ACS确诊的时间、到高敏肌钙蛋白检测完成的时间、到实施球囊扩张治疗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患者在急救护理过程中出现管道意外、设备故障、急救物品准备不充分、护理文书不完整、护理交接不完整、护患纠纷等事件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入院时两组患者LVEF、LVEDD指标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时试验组患者LVEF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LVEDD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各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采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急救护理流程中进行风险管控，可有效缩短患者接诊后各项检查治疗的时间，减少患者急救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基于循证护理的标准化转运流程对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12月于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监护室住院，且完成院内转运至CT检查区域的危重症患者600例。按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0例。观察组基于循证的标准化转运流程进行转运护理，对照组接受常规转运护理。比较两组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患者家属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院内转运时突发抽搐或烦躁不安、血氧饱和度下降、血压/心率波动>20%、导管意外滑脱或堵塞、输液管脱管或堵塞、氧气不足、仪器设备故障、药品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为1.3%（4/300）、7.0%（21/300）、4.7%（14/300）、0.3%（1/300）、8.3%（25/300）、0.3%（1/300）、0.7%（2/300）、0.3%（1/300），低于对照组的4.0%（12/300）、22.3%（67/300）、9.3%（28/300）、3.0%（9/300）、19.3%（58/300）、2.7%（8/300）、3.3%（10/300）、6.0%（18/3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整体满意率为91.9%（262/285），高于对照组的69.0%（187/2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实施基于循证的标准化转运流程能有效降低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转运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家属满意度。

目的: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方法: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 IC）法及报告比值比（ 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 IC的95%置信区间（ CI）下限>0或 ROR的95% 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共收集到1 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 IC法和 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 IC=7.81， ROR=235.74）、脑病（ IC=4.74， ROR=26.96）、失语（ IC=4.28， ROR=19.58）、脑水肿（ IC=3.35， ROR=10.24）、失禁（ IC=3.04， ROR=8.22）。失禁（报告数6， IC=3.04， 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目的:探讨孙氏手术与去分支杂交手术治疗老年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方面的临床疗效。方法: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天津市胸科医院收治53例年龄大于60岁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行孙氏手术35例，去分支杂交手术18例。杂交手术组较孙氏手术组术前脑梗塞病史更多，其余术前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选择了中低温脑保护策略，孙氏手术术中予双侧顺行脑灌注以及停循环期间降主动脉球囊阻断保持下肢和脏器血供，去分支杂交手术弓部血管重建后术应用覆膜支架封闭全主动脉弓以及分支血管。统计分析患者基本资料、围手术期情况，并随访至术后1年，比较两组手术效果及近期预后。结果:杂交组避免了停循环，术中最低鼻咽温度略高于孙氏组[(25.1±0.4)℃比(27.7±0.6)℃]，两组手术操作时间[(178.9±43.5)min比(166.9±95.4)min]以及术中出血量[(1 724.9±1 394.2)ml比(1 590.7±920.5)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肾衰竭(20.0%比11.1%)、脑血管意外(脑梗塞/脑出血)(11.4%比5.6%)、认知功能障碍(17.1%比11.1%)、呼吸机辅助时间[84.0 h(25.0，160.0)h比61.7 h(17.3，90.5)h]、ICU停留时间[6.5(2.9，14.3)天比4.4(2.0，6.1)天]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孙氏手术组围手术期死亡3例，杂交手术组围手术期死亡2例。所有患者随访平均14.8个月，孙氏手术组无新发脑血管事件，1例术后2个月死亡，1例胸降部远端假腔存在活动性血流；杂交手术组随访期内无死亡，新发脑血管事件1例，两组术后1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60岁以上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孙氏手术和杂交手术均安全有效。

目的:分析院际转运在危重症儿童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建设。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疾病转运中心通过院际转运收治PICU的296例危重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296例院际转运危重症患儿主要来自深圳地区及深圳周边地区共74家医院，辐射半径2.5~365 km，其中164例(55.4%)转运半径为50~200 km，117例(39.5%)转运半径为50 km以内，15例(5.1%)转运半径>200 km。转运患儿中男186例(62.8%)，女110例(37.2%)。年龄范围1月龄~16岁(中位数1岁10个月)。所有转运危重症患儿中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152例(51.4%)，转运途中发生不良事件4例(1.4%)。需紧急处理的：需吸痰18例(6.1%)，球囊通气1例(0.3%)，镇静药止痉4例(1.4%)，无一例患儿在转运途中死亡。转运病种呈多样化，其中意外伤害103例(34.8%)，呼吸系统疾病60例(20.3%)，神经系统疾病52例(17.6%)，心血管系统疾病24例(8.1%)，感染致多脏器功能障碍20例(6.8%)，消化系统疾病(含外科疾病)15例(5.1%)，传染性疾病11例(3.7%)，血液系统疾病5例(1.7%)，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各3例(1.0%)。296例危重症患儿均经过我院急诊科绿色通道收入PICU住院治疗，住院后经手术治疗39例(13.2%)，主要为颅脑手术29例(9.8%)，2例(0.7%)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住院天数1~246 d(中位数12 d)，243例(82.1%)治愈或好转出院，27例(9.1%)放弃治疗或转院，26例(8.8%)死亡。结论: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在三甲医院尤其是儿科专科三甲医院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周边大部分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疗设备不齐全和医疗水平受限的问题，有利于更迅速、更积极有效地救治危重症患儿，而持续推广和优化院际转运系统对实现三级诊疗阶梯建设、保障儿童健康和生存质量极其重要。

完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TLTG）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而更多的挑战体现在消化道重建环节。线型吻合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化道重建的难度，并有力推动了全胃切除术由腹腔镜辅助向完全腹腔镜的过渡。但在实施完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中，应用线型吻合器完成消化道重建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关注。笔者通过分享自身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相关文献，对TLTG中应用线型吻合器完成消化道重建的诸多技术细节进行了剖析，包括与术野显露相关的技术细节、应用线型吻合器行食管空肠吻合术发生特有意外事件相关的技术细节、与腹内疝及Roux淤滞综合征相关的操作细节以及食管或空肠残端钉合线（缝钉）的处理细节等，为有效规避陷阱、确保手术的流畅与安全提供了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临床参考。

目的:探讨腔内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的效果及术后再狭窄的影响因素。方法: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9年1月—2021年6月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下肢ASO患者182例，其中男126例、女56例，年龄46~93（70.5±10.2）岁。患者术前均行CTA或动脉造影检查，踝肱指数（ABI）为0.15~0.58（0 .38±0.18）。182例患者均行腔内治疗。观察指标：（1）观察182例患者腔内治疗的疗效（血管一期通畅率、治疗后1个月ABI等），以及围手术期心脑血管意外、肾功能不全、大截肢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2）统计182例患者术后12个月动脉再狭窄发生情况。依据患者是否发生动脉再狭窄分为再狭窄组和非再狭窄组，对2组患者性别、年龄、Fontaine分期、内科合并症、吸烟史等临床基线资料，以及下肢ASO病变部位、狭窄程度、病变长度、治疗方式、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时间等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对 P<0.01的变量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182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临床症状均不同程度缓解，无大截肢、消化道出血及严重心脑血管并发症和死亡病例。术后血管一期通畅率100%，治疗后1个月ABI为0.68±0.25，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15， P<0.001）。（2）182例患者术后12个月发生动脉再狭窄100例，发生率54.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下肢ASO病变长度、抗血小板治疗时间、吸烟史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69、8.43、9.25， P值均<0.01）；而性别、年龄、内科合并症及下肢ASO病变部位、狭窄程度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长度≥3 cm（ OR=2.835，95% CI：1.478~5.438）、吸烟（ OR=2.776，95% CI：1.460~5.277）是ASO患者腔内治疗后发生动脉再狭窄的危险因素（ P值均<0.001），而抗血小板治疗>6个月（ OR=0.220，95% CI：0.084～0.574）是腔内治疗术后预防管腔再狭窄的保护因素。 结论:采用腔内治疗下肢ASO安全有效；ASO患者病变长度≥3 cm、有吸烟史是影响术后发生动脉再狭窄的危险因素，而术后抗血小板治疗>6个月是预防管腔再狭窄的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