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分析院际转运在危重症儿童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建设。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疾病转运中心通过院际转运收治PICU的296例危重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296例院际转运危重症患儿主要来自深圳地区及深圳周边地区共74家医院，辐射半径2.5~365 km，其中164例(55.4%)转运半径为50~200 km，117例(39.5%)转运半径为50 km以内，15例(5.1%)转运半径>200 km。转运患儿中男186例(62.8%)，女110例(37.2%)。年龄范围1月龄~16岁(中位数1岁10个月)。所有转运危重症患儿中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152例(51.4%)，转运途中发生不良事件4例(1.4%)。需紧急处理的：需吸痰18例(6.1%)，球囊通气1例(0.3%)，镇静药止痉4例(1.4%)，无一例患儿在转运途中死亡。转运病种呈多样化，其中意外伤害103例(34.8%)，呼吸系统疾病60例(20.3%)，神经系统疾病52例(17.6%)，心血管系统疾病24例(8.1%)，感染致多脏器功能障碍20例(6.8%)，消化系统疾病(含外科疾病)15例(5.1%)，传染性疾病11例(3.7%)，血液系统疾病5例(1.7%)，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各3例(1.0%)。296例危重症患儿均经过我院急诊科绿色通道收入PICU住院治疗，住院后经手术治疗39例(13.2%)，主要为颅脑手术29例(9.8%)，2例(0.7%)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住院天数1~246 d(中位数12 d)，243例(82.1%)治愈或好转出院，27例(9.1%)放弃治疗或转院，26例(8.8%)死亡。结论: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在三甲医院尤其是儿科专科三甲医院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周边大部分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疗设备不齐全和医疗水平受限的问题，有利于更迅速、更积极有效地救治危重症患儿，而持续推广和优化院际转运系统对实现三级诊疗阶梯建设、保障儿童健康和生存质量极其重要。

目的:总结第19届杭州亚运会救护车医疗保障经验，为今后大型体育赛事救护车医疗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根据亚运保障的实际情况，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为原则，确定保障对象；以动静结合、区域联动为原则配置各类救护车，救护车保障分为赛事侧和城市侧，以区域保障车作为赛事侧的补充和城市侧的保障，实行"一馆一策"、"一场一策"、"一地一策""一车一方案"，通过亚运智能医疗急救保障信息系统（The Asian Games Intelligent Emergency Medical Support System，EMSS）实现各医疗点(室）、定点医院、管理指挥人员与救护车的互联互通。结果:2023年9月16日08:00至2023年10月9日08:00期间，亚运会实际调用救护车207辆，竞赛场馆88（42.5%）辆，训练场馆11（5.3%）辆，非竞赛场馆30（14.5%）辆，区域保障车78（37.7%）辆；其中20辆场馆救护车空闲时参与了区域保障等任务；救护车共转送赛事侧患者345次，其中竞赛场馆转送次数最多，共187次，协办城市湖州转送次数最少，共6次；竞赛场馆救护车使用率最高为70.5%，训练场馆、非竞赛场馆、区域保障救护车使用率分别为45.5%、53.3%、42.3%；转送人员年龄中位数为26（21，36），男性居多（59.1%），运动员占52.5%,工作人员与观众分别占39.7%、7.8%，转送人员中出现关节损伤情况最多，为58（16.8%）例；区域保障救护车参与转运和补位75次，其中转运17（22.7%）次，补位58（77.3%）次。结论:本研究证实了亚运会救护车保障方案的可行性、高效性，且EMSS起到了关键作用，本研究提示除运动员外，应加强对工作人员医疗保障。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救治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突发自然灾害时，地面救援远远不能满足患者急迫的救治需求，此时航空救援（air ambulance）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快捷、高效的救援方式 [1]。航空医疗救援具有速度快、机动灵活及覆盖范围广等优点，为急危重症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和更大的生存希望，已成为紧急医疗服务（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S）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2]。近些年，我国的航空医疗救援系统已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尤其在携带机械循环辅助（mechanical cycle assist , MCS）装置进行重症患者转运方面 [1,3,4,5]。近日河南突发特大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严重，部分医疗机构断水断电，同时与外界交通及通讯中断，患者救治难以维持，本文通过本院的实际工作经历，总结和探讨在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时，携带多种器械及MCS装置急诊航空转运心脏危重症患者的可行性与过程管理，同时为其他医疗机构的航空医疗救援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目的:阐明第19届杭州亚运会主场馆医疗保障方案及其实践效果。方法:对第19届杭州亚运会主场馆医疗保障实施方案（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医疗保障运行体系、标准化培训与保障流程、亚运智能急救保障系统等）进行描述，并通过高仿真模拟演练验证主场馆医疗保障的运行效果（团队运行模式与演练反应时间）；最终通过亚运会和亚残会期间医疗服务效果（数量、病种、转运等）验证该保障方案可行性与效能。结果: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主场馆医疗保障团队包含管理团队与运行团队，其中44名医护人员（22名医生、22名护士）组成运行团队主体；并布置到16个保障位点，保障位点位配备16名志愿者用于辅助医疗人员完成患者急症识别与转运。此外，在观众医疗区的网格化区域内总共设置300名医疗观察员，用于满足观众突发急症的快速识别、干预、与保障点位医疗团队协作诊疗。网格化立体覆盖的医疗保障人员可以实现在接到任何保障需求后均能2 min内到达患者所在区域、8 min转运到救护车待命点、10~20 min内将患者转运至医疗保障定点医院。亚运会和亚残会期间保障团队共接诊患者3 742人次，场馆区内点位与医务室转诊9人次，完成场馆区—医疗定点医院间转诊83人次。结论:亚运会主场馆医疗保障实施方案为亚运会、亚残会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医疗保障；为国际重大赛事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救援难度大、环境复杂特点突出，直升机救援是目前应对灾难性事件的有效救援方式，同时院间转运可以有效缩短转运时间，直接将患者送抵满足其治疗技术要求的医院，避免二次转运可能造成的病情贻误。但目前我国的直升机救援尚处于起步阶段，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各类问题，期望达到预期效果需要进行严格的全程质量管理。该研究梳理了目前我国危重症患者直升机救援现状，并提出了一整套的危重症患者质量管理方案，包括基地建设、救援设备配备、救援人才选拔、救援体系建设、现场救援内容规范，以期为我国航空救援的发展提供参考，具备显著创新性和科学性。

目的:探讨院际急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性及其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转运团队主动院际转运237例急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转院前的危重评分、转运路程和需要的时间以及转运途中、住院期间相关资料和患儿的转归。结果:237例患儿中，男162例，女75例；转运的中位日龄为6 d，中位体质量2.98 kg；转运前新生儿危重病例评分(NCIS)(86.54±9.05)分，>90分136例，70～90分84例，<70分17例；转运距离中位数90 km，转运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时NCIS(87.05±8.19)分，>90分138例，70～90分82例，<70分17例，根据转运时间和路程分组，转运前后危重病例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46， P>0.05)；转运前后各急危重症患儿生命体征无明显恶化；转运过程中无一例死亡，外科手术及内科介入治疗好转及治愈出院222例，放弃治疗或丧失手术时机后死亡15例。 结论:院际急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转运按照原则及转运规章制度，做好双方医院医护人员的沟通，转运设备齐全，转运途中认真观察及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处理，急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的转运是安全有效的。

创伤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创伤救治体系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创伤救治体系模式，一种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院前救治强调快速转运模式，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院前救治强调现场救治模式。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欠缺完整的创伤救治体系。近十余年来，中国在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建立了“中国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CRTCS）”。CRTCS以一个政府主辖区作为区域单位，以一家大型三级医院作为创伤救治中心，以区域内5~6家二级医院作为创伤救治点，建立院前急救团队、院内急救团队，以及院内创伤专科救治团队，并强化其救治能力，形成闭环式区域性创伤分拣、转运救治流程。经过数年的建设和实施，CRTCS被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切实可行的新型创伤救治体系，明显缩短创伤救治时间，降低创伤死亡率，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目的:通过分析医疗机构可回收医疗废物处置现况和影响回收的因素，以提高可回收医疗废物的回收利用。方法:2019年对辽宁省20家三级医院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可回收医疗废物收集、处置等情况进行现况调查，对25名管理人员和5名转运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有18家三级医院单独回收可回收输液瓶和输液袋；仅有1家综合医院收集青霉素及头孢类抗生素的废弃瓶。可回收医疗废物量与实际开放床位数有线性关系( F＝47.177， P＝0.000)，综合医院医疗废物产生量和可回收医疗废物产生量均远高于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影响回收的主要因素为医院对法律法规掌握不及时、院内规章制度不完善以及区域内缺少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转运人员依从性差。 结论:医院应及时制定、更新规章制度，建立规范化收集流程；加强人员培训和监管；建议采用废弃物追溯系统。加强卫生健康委员会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按需评审可回收医疗废物企业资质。

目的:探讨 90Y树脂微球治疗在临床应用中的放射防护措施。 方法:模拟 90Y树脂微球治疗手术流程，通过监测术前药物分装准备、药物转运、术中药物操作和输注、术后患者住院观察各个阶段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分析临床应用中所应采取的放射防护措施。 结果:活性室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为0.12～0.42 μSv/h，通风橱周围剂量当量率为1.04～3.32 μSv/h。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室在 90Y＋DSA扫描时最高为0.78 μSv/h，在 99Tc m＋DSA时最高为0.36 μSv/h;透视防护区在 90Y药物时在第一术者位155 cm高度为13.19 μSv/h，而在 90Y＋DSA扫描时最高为80 cm高度处315.01 μSv/h。第二术者位在 90Y药物时最高为155 cm高度为6.28 μSv/h， 90Y＋DSA扫描时最高为155 cm高度处291.03 μSv/h。患者病房周围剂量当量率为0.11～0.58 μSv/h。 结论:核医学科及介入室等原有屏蔽措施能够满足 90Y树脂微球治疗的放射防护要求，但仍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同时应加强药物操作中的放射防护及表面污染处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