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精神障碍者暴力攻击行为与其情绪之间的联系,评价表情分析技术在监管场所内精神障碍者暴力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为暴力风险评估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39例监管场所男性精神障碍者,采用修改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暴力历史、临床、风险评估量表中文版,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和简明精神病量表,评估受试者的暴力风险、认知功能、精神症状及严重程度,对受试者进行情绪唤醒并记录唤醒前、唤醒后及唤醒过程中的情绪及表情动作单元强度,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唤醒前、唤醒后及唤醒过程中的情绪和表情动作单元强度差异,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计算7种基础情绪表情强度与评估量表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受试者的悲伤、惊奇和惧怕3种情绪在不同时间段强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内侧眉毛提起动作单元强度在诱发情绪前后强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愤怒情绪强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均与修改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评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眉毛提起、眼睑收紧、上眼睑提起等眼部动作单元可以作为识别暴力攻击行为相关的负性情绪(如悲伤、愤怒)的有效动作单元,表情分析技术可作为辅助手段应用于监管场所内精神障碍者的潜在暴力风险评估.

目的:探讨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患者的面孔与非面孔加工以及不同情绪效价下面孔加工的相关激活脑区。方法:通过关键词检索了PubMed、Medline、Sciencedirect、CNKI等数据库，得到符合要求的31项经同行评议的SAD患者情绪面孔研究，其中SAD患者面孔与非面孔加工元分析纳入13篇文献，包含被试481人、161个激活点。SAD患者不同情绪效价的面孔加工元分析纳入18篇文献，包含被试586人、331个激活点。基于Talairach空间下采用簇水平整体错误(Cluster-level family-wise error，FWE， P<0.05)方法分析。 结果:SAD患者的面孔加工激活了左侧杏仁核(x＝-18，y＝-8，z＝-12)，右侧杏仁核(x＝26，y ＝0，z＝-20)，内嗅皮层(Brodmann脑区28，x＝16，y＝-8，z＝-10)和内侧前额叶皮质(Brodmann脑区10，x＝2，y＝44，z＝-8)。并且，SAD患者在处理负性面孔时左侧杏仁核(x＝-26，y＝0，z＝-16)，右侧杏仁核(x＝26，y＝0，z＝-12)，左内侧苍白球(x＝-20，y＝-10，z＝-6)和右内侧苍白球(x＝20，y＝-10，z＝-6)有强烈激活，其中恐惧面孔激活双侧杏仁核(左：x＝-28，y＝0，z＝-16，右：x＝28，y＝-2，z＝-12)、愤怒面孔激活内侧苍白球(x＝20，y＝-8，z＝-6)。结论:SAD患者的面孔加工存在特定神经机制，双侧杏仁核、内嗅皮层和内侧前额叶皮质是面孔加工的关键脑区，杏仁核和内侧苍白球是负性情绪面孔加工的重要神经区域。

目的:探究急性脑梗死后吞咽障碍患者经相互作用分析理论下持续性管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后吞咽障碍患者103例，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实验组52例(基于相互作用分析理论下持续性管理干预)和对照组51例(常规护理干预)。分别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吞咽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情绪状态、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实验组洼田饮水试验Ⅰ级率为55.76%，高于对照组的29.41%；实验组Ⅲ级率与Ⅳ级率分别为7.69%和1.92%，低于对照组的29.41%与1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ADL)评分、情绪状态量表(POM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干预后紧张、抑郁、愤怒、精力、疲劳、迷糊以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患者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以及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3.77%、3.77%、5.66%，低于对照组的17.30%、15.38%、19.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相互作用分析理论下持续性管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急性脑梗死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吞咽障碍情况，调整患者情绪状况，恢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级别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制定人群心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2020年1月30日至2月28日通过网络对857名广东省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根据人群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第一级人群215人、第二级人群91人、第三级人群120人、第四级人群431人，并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10)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分别对各级人群间3个量表总分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并根据Bonferroni法对各组进行两两比较，最后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一步分析其各量表维度间的差异。 结果:857名受试者GAD-7评分为4(1,8)分，PHQ-9评分为4(1,9)分，PSS-10评分为16(11,19)分。不同级别人群中GAD-7（ H=15.235， P<0.01）、PHQ-9（ H=9.265， P=0.026）、PSS-10（ H=8.435， P=0.049）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AD-7评分：第一级人群焦虑程度高于第二级人群且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932、-4.012、-2.949，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感到害怕、似乎将发生可怕的事情”等维度；PHQ-9评分：第一级人群、第二级人群抑郁程度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87、-2.682，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感到心情低落沮丧”“入睡困难或睡不醒”等相关维度；PSS-10评分：第三级人群应激程度高于第一级人群且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702、-3.693、-2.735，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对自己感到信心”“事情发展如预料一样”“能够控制愤怒情绪”“事情都在控制中”等相关维度。 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级别的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各不相同，应针对不同人群结合其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合适的心理干预。

目的:探讨基于5A模式的围手术期早期康复在复发性肝癌腹腔镜肝切除术联合微波消融术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该院2018年7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复发性肝癌患者97例，按随机数字分为康复组(53例)和对照组(54例)，比较两组症状评估、自我效能、情绪变化、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记忆症状评估量表(MSAS)总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MSAS总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康复组MSAS总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量表(GSES)总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GSES总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康复组GSES总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简明心境状态量表(POMS)中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均低于干预前，且康复组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健康调查简表(SF-36)各项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SF-36各项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康复组SF-36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5A模式的围手术期早期康复在复发性肝癌腹腔镜肝切除术联合微波消融术中的应用效果良好，减轻了患者症状困扰和不良情绪，提高了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中度抑郁症患者在五行音乐治疗期间的负性体验。方法:本研究为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1—4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接受五行音乐治疗的7例中度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共提炼出3个主题和8个亚主题，其中消极认知反应包括唤起负性回忆；负性情绪反应包括孤独、恐惧、愤怒、无奈、悲伤和痛苦；行为反应包括哭泣、活动增多。结论:在五行音乐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及行为反应，及时询问患者感受，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并根据患者情志及时转换调式，从而稳定患者情绪。

目的:探讨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冲突效应及认知融合差异。方法:采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认知融合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进行测评，应用2×2×2词-面孔Stroop任务混合试验设计，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 n＝22)和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 n＝22)完成情绪面孔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以两组被试( n＝44)的BSI-CV得分为因变量，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愤怒面孔的反应时、面孔词一致的反应时、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BDI得分和CFQ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高自杀意念和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在词-面孔Stroop任务下都会产生情绪冲突效应，即相对于面孔词不一致条件，抑郁症患者在面孔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更短[(707.19±128.79) ms, (793.55±148.33)ms， F(1，41)＝11.38， P<0.01， ηp2＝0.217]、正确率更高[(95.85±4.50)%，(84.77±11.54)%， F(1，41)＝6.06， P<0.05， ηp2＝0.129]。面孔词一致条件下，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反应时长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803.69±91.35) ms, (610.69±78.13)ms， P<0.01]。面孔的表情类型主效应不显著，即高自杀意念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未对高兴面孔或愤怒面孔表现出注意偏向[ F(1，41)＝0.68， P＝0.413， ηp2＝0.0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认知融合得分、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正向预测BSI-CV得分( β＝0.40、0.29、0.29，均 P<0.05)。 结论: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较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融合程度有差异，情绪识别无差异；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认知融合得分和抑郁得分对自杀意念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

慢性原发性疼痛（chronic primary pain，CPP）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及社会功能，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随着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ICD-11）将CPP作为独立疾病纳入分类目录，其普遍性、严重性逐渐受到公众重视，绝大多数CPP患者伴随焦虑、愤怒/沮丧或抑郁等情绪症状。但目前CPP临床实践指南多针对疼痛症状治疗，尚缺乏针对相关情绪症状的临床管理指南或专家共识。本专家共识在循证医学原则指导下，对精神科常用治疗措施进行证据等级和推荐强度分级，其中抗抑郁药、重复经颅磁刺激、经颅直流电刺激、认知行为治疗证据等级均为1A，是CPP重要治疗措施。该共识为临床工作者规范化诊疗CPP提供了证据支持。

目的:探讨Orem自理模式在肝脏移植术后护理中的应用及护理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山市人民医院行肝脏移植术患者101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49例)和对照组(52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采取Orem自理模式护理干预。采用心理状态评估量表(MSSNS)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心理状态、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试验组干预后的焦虑、抑郁、孤独、愤怒、MSSNS总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前试验组的SF-36(生理职能、心理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总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干预后SF-36评分较干预前均升高，试验组干预后的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干预后并发症发生率(14.29%)低于对照组(38.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行肝脏移植术患者实施Orem自理模式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STAXI)对1 333名大学生进行施测，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采用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并且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大学生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得分分别为(33.624±8.211)分、(53.995±12.307)分、(91.781±17.518)分、(23.352±5.477)分。相关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特质愤怒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09～0.614，均 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121，占总效应的35.8%；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总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值为0.217，占总效应的64.2%；情绪失调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035，占总效应的10.4%；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108，占总效应的31.9%；此外情绪失调、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74，占总效应的21.9%。 结论:童年期虐待能直接正向影响攻击行为，并且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