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调查表(cyberbullying inven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CICS)进行汉化，检验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度和效度并进行初步应用。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欺凌调查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cyberbullying inven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CICS-CV)，对1 528位大学生进行调查，6个月后，对其中208名大学生进行重测。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2的特质愤怒分量表和Buss-Perry攻击量表作为网络欺凌的效标，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作为网络被欺凌的效标，进行效标效度检验。使用SPSS 24.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效标效度检验和交叉滞后分析，采用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网络欺凌和网络被欺凌两个因子，因子载荷分别为0.59~0.82，0.59~0.8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两因子模型的拟合达到测量学要求( χ2/ df＝2.61，CFI＝0.90，TLI＝0.89，RMSEA＝0.04，SRMR＝0.0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9，重测信度为0.97。网络欺凌、网络被欺凌与各效标问卷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3~0.42，均 P<0.05)。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交叉滞后分析表明，第一次测量的道德推脱可显著预测第二次测量的网络欺凌( β＝0.16， t＝2.16， P<0.05)。 结论:CICS-CV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试用效果良好，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网络欺凌的有效测评工具。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及其因子在特质愤怒与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the trait anger scale，TA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TAS-20)和中文大学生版Buss-Perry攻击性量表(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对268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进行施测，使用SPSS 23.0和Mplus 8.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特质愤怒、攻击行为和述情障碍的总分分别为(17.75±4.93)分、(52.15±10.61)分、(70.90±19.40)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 r＝0.67， P<0.01)、述情障碍( r＝0.40， P<0.01)均呈正相关，述情障碍与攻击行为也呈正相关( r＝0.55， P<0.01)。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酒精成瘾的影响后，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0.67， P<0.01)；述情障碍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在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β＝0.18，95% CI＝0.11~0.27)。 结论:特质愤怒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中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

目的:探讨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STAXI)对1 333名大学生进行施测，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采用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并且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大学生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得分分别为(33.624±8.211)分、(53.995±12.307)分、(91.781±17.518)分、(23.352±5.477)分。相关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特质愤怒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09～0.614，均 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121，占总效应的35.8%；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总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值为0.217，占总效应的64.2%；情绪失调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035，占总效应的10.4%；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108，占总效应的31.9%；此外情绪失调、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74，占总效应的21.9%。 结论:童年期虐待能直接正向影响攻击行为，并且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以国内大学生为样本,对中文版愤怒攻击量表(Angry Aggression Scale,AAS)的信效度和跨性别的测量等值性进行检验.方法:使用中文版AAS对北京市、河南省894名大学生施测.以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简版自我控制量表、心田宽恕问卷、简版无聊倾向量表、特质愤怒问卷以及人际环形量表为效标.一个月后选取87名被试重测.结果: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中文版AAS四因子结构拟合程度较好(x2/df=4.171,CFI=0.920,TLI=0.907,RM-SEA=0.049,SRMR=0.053).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0.89,重测信度为0.60～0.77.量表各维度与相应的效标均存在显著相关.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文版AAS具有跨性别的测量等值性.结论:中文版AAS在我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跨性别测量等值性.

目的:探讨特质愤怒对大学生心智化的影响以及消极反刍思维和积极反刍思维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采用中文版特质愤怒修订量表、大学生反刍思维量表、心智化RFQ-8量表对1173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①特质愤怒与积极反刍思维和心智化之间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反刍思维显著正相关;消极反刍思维与积极反刍思维和心智化显著负相关;积极反刍思维和心智化显著正相关;②特质愤怒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心智化水平,还可以通过消极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心智化水平,直接效应值为-0.226,间接效应值为-0.258;③积极反刍思维对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β=-0.066,P＜0.05)、中介效应前半段路径(β=0.080,P＜0.001)和后半段路径(β=-0.140,P＜0.001)均能够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结论:特质愤怒可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心智化水平,也可通过消极反刍思维间接预测大学生心智化水平;积极反刍思维对特质愤怒影响大学生心智化的直接路径和前后半段中介路径均有调节作用.

目的:探究组织情境下职场排斥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愤怒和组织归属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职场排斥量表、组织归属感量表、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问卷中的特质愤怒分量表和离职意愿量表对我国392名职场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职场排斥和愤怒、离职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组织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组织归属感在职场排斥与离职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愤怒和组织归属感在职场排斥与离职意愿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结论:本研究发现职场排斥可以通过愤怒和组织归属感这两个因素间接影响员工的离职意愿.

目的 探讨特质怒对大学生愤怒控制的影响以及愤怒沉思和宽恕他人的中介作用,为大学生愤怒情绪的干预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特质怒量表、愤怒控制量表、愤怒沉思量表和宽恕他人量表,对 831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各年级在愤怒控制上的差异显著,大三学生的愤怒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特质怒、愤怒沉思、宽恕他人、愤怒控制两两因素之间显著相关;特质怒对愤怒控制的直接效应显著,宽恕他人的中介作用显著,愤怒沉思和宽恕他人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结论 特质怒既能直接影响愤怒控制,也能通过宽恕他人的单独中介作用、愤怒沉思和宽恕他人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愤怒控制.

目的:探索宽恕水平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精神病态、自恋特质对此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某大学抽取577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IM-12)、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AQ-CV)和黑暗十二条量表(DD)等问卷进行调查.结果:①精神病态、自恋均与报复因子、回避因子显著正相关,与攻击行为各因子显著正相关.而报复因子与攻击行为各因子均显著正相关,回避因子与身体攻击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正相关.②精神病态可正向调节报复因子对指向自我的攻击、回避因子对敌意的预测作用;自恋可负向调节回避因子对言语攻击和愤怒的预测作用.结论:黑暗特质对宽恕水平和攻击行为均有消极影响,并对宽恕水平影响攻击行为设定了“边界条件”.

目的:调查愤怒情绪下医护人员的行为特征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方法:对天津市3家医院43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愤怒情绪下医护人员的行为特征.结果:不同职称的医护人员在愤怒气质耐心维度有显著差异(P＜0.05).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护士愤怒气质耐心维度得分较低,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得分较高,实习医师和其他居中.状态怒总分与特质怒总分、愤怒表达总分、人际侵犯动机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愤怒表达总分与特质怒总分、人际动机侵犯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且均呈正相关.结论:医护人员愤怒状态虽倾向于愤怒发泄,但是在具体表达愤怒情绪时更多选择克制.医护人员的愤怒情绪会降低医疗质量,威胁医患双方人身安全.

目的 探讨入伍新兵的情感人格特点及其与抑郁、正负性情感和认知偏向的关系.方法 采用情感神经科学人格量表(Affective Neuroscience Personality Scales,ANPS)、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Ⅱ,BDI-Ⅱ)、正负性情感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C)、正负性认知偏向量表(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S)对陆军某部557名2017年秋季入伍新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①除恐惧因子外,不同文化程度的新兵在情感人格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对部队环境适应程度不同的新兵在情感人格的关爱、娱乐、恐惧、愤怒、悲伤5个因子得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除探索与正性情感相关不显著外,积极情感人格及其3个因子与正性情感、正性认知偏向均呈显著正相关(r为0.156 ～0.483,P＜0.05);消极情感人格及其3个因子与抑郁、负性情感、负性认知偏向均呈显著正相关(r为0.428 ～0.550,P＜0.01).④情感人格能够有效预测新兵的抑郁、正负性情感、正负性认知偏向,总解释率在30％左右.⑤积极情感人格特质显著的新兵与消极情感人格特质显著的新兵在抑郁、正负性情感、认知偏向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积极情感人格可能有利于新兵正性情感、正性认知偏向的形成,减少抑郁情绪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