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67岁男性患者因高血压病长期服用贝尼地平（8 mg、1次/d）和阿利沙坦酯（240 mg、1次/d），血压控制在150/80 mmHg（1 mmHg=0.133 kPa）左右。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自行服用奈玛特韦300 mg/利托那韦100 mg（Paxlovid）3次后，发生晕厥，血压下降、意识不清。给予多巴胺200 mg/d持续静脉滴注，2 h后血压103/46 mmHg，心率50次/min，血氧饱和度0.92；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缓（45次/min），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停用降压药，患者血压升至116/82 mmHg，停用多巴胺。停用降压药5 d后，患者血压169/93 mmHg，逐渐恢复抗高血压药物治疗，8 d后，患者血压为130/78 mmHg。通过体检和长程脑电图、有关病毒抗体检测、脑部磁共振成像、心电图、心肌酶等相关检测，排除神经源性、心源性和反射性晕厥的可能，考虑患者为低血压晕厥，其发生时间和血压恢复时间符合利托那韦对细胞色素P450（CYP）3A4的抑制和恢复时间，而贝尼地平在肝内主要通过CYP3A4代谢，因此考虑患者的低血压晕厥为利托那韦增强贝尼地平的降压作用所致。

近年来，病毒作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重要病原体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我国，病毒性肺炎约占CAP的27.5%~39.2%，其中流感病毒最常见，属于RNA病毒，其他RNA病毒主要包括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人偏肺病毒、鼻病毒等，而DNA病毒主要包括腺病毒、疱疹病毒，如单纯疱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等。然而，针对这些病毒的有效抗病毒药较少，本文综述近年来除冠状病毒外的其他抗病毒药物方面的研究进展，以便协助临床诊疗。

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是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常见并发症。目前临床上普遍采用预防或(和)抢先驱动策略治疗HSCT后CMV感染，然而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CMV耐药。耐药性CMV感染大幅增加临床治疗困难，并且该类患者通常预后不良。CMV UL97和 UL54基因突变是CMV耐药的主要机制。不同位点的基因突变导致CMV对更昔洛韦、缬更昔洛韦、膦甲酸及西多福韦等主要临床抗CMV药物的耐药水平及交叉耐药形式不同。因此，发生耐药性CMV感染时可尝试应用letermovir、maribavir、brincidofovir、CMV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MV-CTL)过继免疫疗法等新治疗方法。笔者拟就HSCT后耐药性CMV感染的危险因素、耐药机制及临床意义、新型治疗策略等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耐药性CMV感染的认识。

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的常见并发症。allo-HSCT后CMV感染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肺部感染，胃、肠道炎症，脑炎，肝炎，视网膜炎及无症状CMV血症等。CMV感染还可影响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加细菌、真菌等病原菌感染风险，以及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骨髓衰竭的发生风险。近年来，由于对allo-HSCT后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其CMV感染发生率有所下降。然而，多药耐药的出现及复发/难治性CMV感染，仍然严重影响allo-HSCT患者预后。笔者拟就allo-HSCT后CMV感染的危险因素、检测与诊断方法、预防及治疗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allo-HSCT后CMV感染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重要手段。DAAs能直接干扰病毒的感染复制过程，减少子代病毒产率，继而影响体内乙型肝炎病毒（HBV）的两种动态平衡，即肝细胞中病毒复制-循环中病毒衰减之间的平衡，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池补充-cccDNA衰减之间的平衡。现有核苷（酸）类似物足以影响第一种平衡，却难以撼动第二种平衡。因此，靶向HBV感染复制的不同环节，开发新型DAAs十分必要。现从cccDNA池补充-cccDNA衰减这一平衡的两个方面，探讨近期DAAs研发的主要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推荐了3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干扰素α（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口服）和利巴韦林（静脉输注）。另外，一种尚未上市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也在我国展开了临床试验。本文主要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利巴韦林在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等治疗中的安全性数据以及瑞德西韦在动物实验、Ⅰ期临床试验、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临床试验中的安全性数据及用于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初步数据进行简要综述，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巨细胞病毒(CMV)是导致角膜内皮炎主要的病原体之一，病情严重致角膜透明性无法恢复时需要进行角膜移植。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病毒感染复发和免疫排斥反应，术后合理的药物治疗是决定患者预后的关键。CMV角膜内皮炎患者接受角膜移植后应长期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复发，出现不明原因的内皮失代偿时要重视CMV角膜内皮炎的诊断和治疗。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是预防免疫排斥反应的主要手段。由于排斥反应发生率较低和病毒复发风险增加，对于接受内皮移植的患者，可以考虑减少使用甚至不用免疫抑制剂。本文对CMV角膜内皮炎患者角膜移植术后不同的抗病毒及抗排斥用药方案进行综述，以期寻找较为有效且合理的方案，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慢性HBV感染女性及其所生儿童1岁时HBV感染状况、对乙肝疫苗接种的应答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符合入组条件的慢性HBV感染母亲及完成规范接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的儿童，通过医院HIS系统及LIS系统收集产妇孕期临床生化、病毒学指标、抗病毒治疗及妊娠期和分娩期并发症等信息，入组儿童1岁时儿童采取静脉血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表面抗体(HBsAb)和HBV DNA。结果:共收集符合条件的母亲及儿童1 302例，其中高病毒载量组(母亲HBV DNA≥2×10 5 IU/ml)600例，低病毒载量组(母亲HBV DNA<2×10 5 IU/ml)共702例。高病毒载量组中587例孕中晚期使用抗病毒药物(用药组)，13例未使用抗病毒药(未用药组)。低病毒载量组儿童无慢性HBV感染发生，高病毒载量组5例(0.83%)发生HBV感染，3例(0.51%)发生在用药组，2例(15.38%)发生在未用药组。低病毒载量组母婴阻断失败率显著低于高病毒载量组( χ2＝5.87， P＝0.015)，用药组母婴阻断失败率显著低于未用药组( χ2＝29.195， P＝0.001)。1 297例未发生HBV感染儿童HBsAb水平<10 mIU/ml、10～<100 mIU/ml和≥100 mIU/ml的百分率分别为1.15%、15.65%和83.19%。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均显示母亲孕期总胆红素水平和是否患甲状腺功能减退与1岁HBsAb水平相关( χ2＝29.003， P <0.05)。 结论:高HBV病毒载量孕妇孕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可显著降低HBV母婴传播。HBV感染女性所生儿童出生后应加强随访乙肝疫苗应答效果。

丙型肝炎病毒蛋白酶抑制剂（PI）是构成丙型肝炎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方案的主要药物类别之一。该类药物主要经肝脏细胞色素P450代谢，有潜在的肝毒性。群体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数据显示，PI类药物在亚洲/亚裔人群的代谢较西方白种人慢，在亚洲/亚裔人群中开展的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结果均显示该类药物有引起肝酶和胆红素水平升高的风险。我国医务工作者对PI类药物潜在的肝脏安全风险应给予充分重视，不能过分依赖欧美地区的安全性数据。选择含PI的DAA方案前应准确评估患者基线肝脏疾病程度，考量其疾病进展风险。对于失代偿期肝病患者，禁用PI类药物；对于无肝硬化或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在给予PI类药物治疗期间应密切监测其肝功能，注意管理肝脏相关不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