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认识，免疫检查点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伊匹木单抗、LY3321367等，可作为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应用于复发或转移性HNSCC的治疗。进一步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望为复发或转移性HNSCC患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治疗对于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对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使用ICI治疗的6例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评估PD-1/PD-L1抑制剂治疗后，移植物排斥反应的发生情况及总体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临床结果。结果:6例受者中，使用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者4例，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者2例；中位疗程为8.3个(2~31)个周期。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3例。疾病稳定3例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5、16.2、18.0个月，复发后中位生存期为19.75个(10.8~37.8)个月。出现急性排斥反应1例，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为应用PD-1抑制剂后第28天，受者接受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与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但最终还是因急性排斥反应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结论:ICI可以作为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挽救性治疗手段之一，但也可能诱发严重的急性排斥反应，应在密切监测肝功能的情况下谨慎使用。

患者，男，71岁，因"反复皮疹10年，加重伴淋巴结肿大1年余"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患者2010年出现手背、双肘、足踝部皮肤红斑，伴脱屑、瘙痒，外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但仍反复出现皮疹。2018年患者出现全身弥漫性红斑，累及90%体表面积，瘙痒明显，并可触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患者2018年6月就诊于我院皮肤科，血常规大致正常；外周血细胞形态学：可见2%~4%异形单个核细胞，具有脑回状核，形态符合Sézary细胞；皮肤活检病理：表皮角化过度伴角化不全，少量淋巴细胞移入表皮，真皮浅层血管扩张，血管周围单一核细胞浸润；免疫组化：CD4（++），CD5（++）、CD7（+）、CD8（+）、CD30（个别+）、PD-1（+）；TCRβ重排阳性，诊断为蕈样肉芽肿（红皮病型，T4NxM0B0，ⅢA期）。先后予光疗（UVA、UVB）联合干扰素、糖皮质激素口服联合阿维A胶囊、低剂量甲氨蝶呤治疗，症状均无改善，并出现手足皲裂、瘙痒难耐。2019年6月就诊于我院血液科，血常规：WBC 13.33×10 9/L，HGB 111 g/L，PLT 161×10 9/L；乳酸脱氢酶323 U/L。血细胞形态学：Sézary细胞占28.5%（计算Sézary细胞绝对值为3.86×10 9/L）；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CD4 +/CD8 +T细胞比值26.5；骨髓免疫分型：CD4/CD8比值16.8，主要表达CD2、CD3，不表达CD16、CD56、CD57。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符合皮病性淋巴结炎。PET-CT：双侧腋窝、腹股沟代谢增高淋巴结，直径1~3 cm，SUVmax 1.6~2.2。修订版皮肤T细胞淋巴瘤严重度加权评分（mSWAT）为109.5分。诊断：Sézary综合征（T4N1M0B2，ⅣA期）。2020年6月予患者西达本胺联合CHOEP方案（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地辛+依托泊苷+泼尼松）化疗，共行3个疗程。化疗后患者症状一过性好转，2个疗程化疗后再次加重。此后换用西达本胺联合GDP方案（吉西他滨+顺铂+地塞米松）化疗，共行3个疗程。3个疗程化疗后患者皮肤症状无改善，血细胞形态学：Sézary细胞占20%。2019年11月患者被纳入本中心开展的信迪利单抗联合西达本胺治疗复发/难治性皮肤T细胞淋巴瘤前瞻性单臂临床研究（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4296786），具体用药方案为：信迪利单抗200 mg/次，第1日；西达本胺20 mg，每周2次，每3周为1个疗程。第1~2个疗程治疗期间患者出现一过性皮肤红斑、水肿、瘙痒加重。3个疗程治疗后患者皮肤红斑、脱屑及瘙痒开始逐步改善。10个疗程治疗后评估，mSWAT评分降至40分，外周血Sézary细胞降至8%，无新发淋巴结肿大及脏器受累，综合评估疗效为部分缓解。目前患者治疗周期延长为每2个月应用1次，随诊至2021年6月，患者仍为持续缓解状态。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卡铂）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84例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信迪利单抗联合nab-PC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深部热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21-1）]水平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p40、p63、细胞角蛋白5/6（CK5/6）]阳性表达率，比较两组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肺癌模块（FACT-L）评分、不良反应和远期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男性26例，女性16例，年龄（59±11）岁；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5例，年龄（58±11）岁。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1.43%（30/42）、90.48%（38/42），对照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0.00%（21/42）、80.95%（34/42）；观察组客观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4， P＝0.044）；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56， P＝0.212）。治疗后两组血清CEA、SCCA、CYFRA21-1水平以及p40、p63、CK5/6阳性表达率均较治疗前低（均 P<0.05），FACT-L评分中生理状况、功能状况、附加关注情况维度评分及量表总分均较治疗前高（均 P<0.05）。两组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发热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6.5个月（95% CI：3.82～12.75）、5.1个月（95% CI：3.14～12.2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1， P＝0.040）。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2.9个月（95% CI：6.25～15.46）、9.7个月（95% CI：4.74～13.0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3， P＝0.035）。 结论: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阳性表达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高疗效。

大约30%的原发子宫内膜癌(EC)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高突变(MSI-H)型，13%～30%的复发性EC为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型。鉴于EC中存在免疫失调，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既可用作单一疗法，也可与细胞毒化疗、其他免疫疗法或靶向治疗联合使用。在MSI-H型或dMMR型晚期EC中，PD-1抑制剂多塔利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49%和57%，而PD-L1抑制剂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27%和43%。在微卫星稳定(MSS)型或PD-L1阳性的晚期EC中，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多塔利单抗以及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均有一定程度的抑癌活性，缓解率为3%～23%。基于一项Ⅰb/Ⅱ期研究得到的实质性成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9年加速批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非MSI-H型或非dMMR型、治疗后进展的晚期EC。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但深入理解疾病缓解和耐药的分子及免疫学驱动因素对优化下一代EC治疗研究的设计至关重要。

肺癌日益成为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隐患，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具有患病人数多，生存期短，生活质量不佳，5年生存率低的特点。近几年分子靶向治疗对抑制肿瘤的进展起一定帮助，但预后效果有限。肿瘤细胞通过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1/PD-L1)相互作用使免疫细胞的监督弱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s)通过阻断PD-1/PD-L1相互作用的条件而发生抗肿瘤作用。作为一种抗PD1抗体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 G4抗体—帕博利珠单抗，已经被批准和化疗联合一线治疗晚期NSCLC。文章针对帕博利珠单抗的作用机制、体内药学特性评价、单药治疗、联合治疗、不良反应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建立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的主动监测规则。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6至2020年收录的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病例报道，并收集相关指南/共识及北京医院现有5种PD-1/PD-L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的药品说明书，经全面分析后形成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风险信号集。利用医院信息系统（HIS）药品不良反应智能监测系统的用户自定义功能，采用触发器技术和文本信息提取技术，将风险信号与智能监测系统中的4个数据模块（文本模块、医嘱模块、检验模块和检查模块）进行匹配，形成初始监测规则。经1个月试运行对初始监测规则进行优化，最终形成与HIS电子病案系统匹配且贴合我院医师电子病历书写习惯的监测规则。收集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8月6日在我院住院期间使用PD-1/PD-L1抑制剂全部患者的电子病历，应用该监测规则进行肺损伤风险信号挖掘，验证其可行性和准确性。结果:初始监测规则涉及智能监测系统中除外检验模块的其他3个模块，文本模块确定了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和18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医嘱模块确定了触发药物（5种PD-1/PD-L1抑制剂和3种/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检查模块确定了进行过胸部CT检查并在CT检查报告文本中出现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中的任一关键词/短语。在3个模块中均探测出风险信号者为预警病例。经1个月试运行后形成的监测规则增加了5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删除了1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并在文本表述方面进行了修改。应用该监测规则对设定时间内303例住院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了风险信号挖掘，检出预警病例41例，通过人工筛选及因果关系评价，最终确定15例患者（5.0%）存在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的识别准确率为36.6%（15/41）。结论:成功建立了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初步应用结果表明该监测规则可行性和准确性良好。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治疗晚期胃癌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2年3月河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9例晚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作为二线治疗。评估疗效以及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总生存（OS）影响因素。结果:19例患者中，无完全缓解者，部分缓解4例（21.1%），稳定9例（47.4%）。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21.1%（4/19）和68.4%（13/19）。错配修复缺陷（dMMR）者ORR高于错配修复完整（pMMR）[100.0%（2/2）比11.8%（2/17）， P<0.05]，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联合阳性分数（CPS）≥1的患者DCR较PD-L1 CPS<1者高[100.0%（5/5）比25.0%（1/4）， P<0.05]。19例患者中位随访14.7个月（12.0~17.4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和OS时间分别为2.8个月（95% CI 0.8~4.8个月）和5.7个月（95% CI 2.4~8.9个月）。乳酸脱氢酶（LDH）升高与OS呈负相关（ χ2＝10.262， P＝0.001）。多因素Cox回归结果显示，LDH是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250 U/L比≥250 U/L： HR＝0.149，95% CI 0.039~0.657， P＝0.005）。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是乏力（52.6%，10例）、贫血（47.4%，9例）、血小板减少（36.8%，7例）、皮疹（36.8%，7例）和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36.8%，7例）。 结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治疗晚期胃癌有较好疗效，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研究CD47纳米药物联合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单抗（αPD-L1）的抗肿瘤免疫治疗效果。方法:采用BALB/c小鼠构建4T1乳腺癌荷瘤小鼠肿瘤模型，将CD47纳米药物与αPD-L1联用，考察联合治疗对4T1乳腺癌荷瘤小鼠局部肿瘤复发肿瘤的生长体积、生存时间以及肺转移的影响，并评价其诱导的体内免疫记忆效应，包括小鼠血清中细胞因子及小鼠脾脏中效应记忆T细胞表达。结果:CD47纳米药物与αPD-L1联合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荷瘤小鼠局部肿瘤的复发，显著延长荷瘤小鼠生存时间（ P<0.001）。同αPD-L1组相比，CD47纳米药物与αPD-L1联合治疗能明显提高小鼠血清中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干扰素-γ（IFN-γ）表达（均 P<0.05），并明显增加小鼠脾脏中效应记忆T细胞的表达（ P<0.001）。此外，4T1-Luc乳腺肿瘤荷瘤小鼠肺转移模型实验结果表明，CD47纳米药物与αPD-L1联合治疗可有效抑制肿瘤肺转移。 结论:CD47纳米药物与αPD-L1联用可通过肿瘤杀伤、CD47免疫检查点阻断和αPD-L1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强免疫检查点阻断的抗肿瘤免疫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