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医学在许多病症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利用放射性核素进行诊断的核医学,具备准确快速、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等优势.目前,已有多种放射性核素在疾病的诊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主要对氟-18(18 F)、锆-89(89 Zr)、镓-68(68 Ga)、锝-99m(99m Tc)、碘-131(131 I)、碘-123(123 I)和碳-11(11 C)诊断性放射性核素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行综述,为疾病的诊断和分期提供参考.

自主功能性甲状腺结节（AFTN）是一种能引起甲状腺毒症的疾病，结节可单发也可多发，其中99%为良性，多发生在甲状腺的2个侧叶，峡部少见。AFTN的治疗方法有手术、 131I治疗、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射频消融治疗等。其中 131I治疗是一种治疗AFTN的有效方法。笔者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对AFTN的发病机制与诊断方法，以及 131I治疗的原理、临床应用与疗效等作一综述，为AFTN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分析血清组织激肽释放酶11（kallikrein-related peptidases 11，KLK11）、中期因子（midkine，MK）水平与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术后首次 131I清除术后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效果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108例DTC预行甲状腺全切除术，且术后进行放射性清甲治疗，男37例，女71例；年龄（48.32±4.25）岁，范围为28~79岁。根据治疗后是否清甲成功将患者分为清甲成功组64例和清甲未成功组44例，并选取同期本院体检无异常的6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将患者分为转移阳性组20例和转移阴性组88例。清甲治疗后第二天取所有研究对象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血清KLK11、MK水平，搜集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TNM分期、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病灶最大径、清甲治疗时间，统计数据采用SPPS 21.0软件，采用单因素对一般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对有统计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影响术后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清甲成功组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对照组（KLK11： t= 5.129、7.832， P<0.05；MK: t=7.799、15.978， P<0.05），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清甲成功组（KLK11： t= 2.642， P<0.05；MK: t=11.906， P<0.05）。转移阳性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转移阴性组（KLK11： t= 2.908， P<0.05；MK: t=14.907，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MI（ χ2=6.780， P=0.009）、病灶最大径（ χ2=14.819， P=0.001）、TSH（ χ2=13.627， P=0.001）、血清KLK11（ t=2.642， P=0.01）、血清MK（ t=11.906， P<0.001）与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有关（ P<0.05）。以清甲成功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灶最大径>2 cm（ OR=10.740，95% CI：7.033~16.401）、TSH水平升高（ OR=8.559，95% CI：2.812~26.057）、血清KLK11水平升高（ OR=16.710，95% CI：8.548~32.666）、血清MK水平升高（ OR=10.580，95% CI：6.294~17.786）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血清KLK11、MK水平升高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监测其水平变化可为清甲疗效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转移灶摄碘能力与 131I清除不能手术切除的DTC转移灶(简称清灶)疗效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31家单位核医学科行 131I清灶治疗的138例DTC患者(男42例，女96例；年龄8～74岁)的临床资料。以清灶治疗时 131I显像病灶靶/非靶(T/NT)比值代表其摄碘能力，以 131I治疗前后病灶在影像上的径线变化评价该次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进展(PD)。对可能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结果:共统计1 165次疗效评估。在653次平面显像评估中，CR、PR、SD和PD 4个疗效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15， P>0.05)；在512次断层显像评估中，有39次(7.6%)CR、337次(65.8%)PR、117次(22.9%)SD和19次(3.7%)PD，4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46， P<0.01)。此外，年龄、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水平及服 131I剂量也是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 F值或 χ2值为2.561、7.095、8.799，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确诊转移时的年龄越大[比值比( OR)＝1.034， P＝0.022]、病灶T/NT比值越低( OR＝1.086， P＝0.006)， 131I清灶疗效越差。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6，阈值为6.2，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78.7%(107/136)、73.1%(275/376)。 结论:131I治疗DTC转移灶疗效显著，患者确诊转移时年龄、病灶T/NT比值是清灶无效的独立影响因素；病灶T/NT比值低于6.2时，预示 131I清灶无效的概率较高。

目的: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研究男性是否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患者 131I治疗预后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4月至2021年1月间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全甲状腺切除术并进行 131I治疗的1 677例DTC患者[年龄11~84(43.9±12.5)岁]，分为男性组(546例)和女性组(1 131例)，采用PSM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以减少数据偏差及混杂变量的影响。将患者评估结果分为疗效满意(ER)、疗效不确切(IDR)、生化疗效不佳(BIR)及结构性疗效不佳(SIR)，其中ER、IDR被分为预后良好组，BIR、SIR被分为预后欠佳组。2组间差异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DTC术后患者 131I治疗预后的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水平与预后欠佳的关系。 结果:PSM前，男性患者预后欠佳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患者[21.2%(116/546)和14.0%(158/1 131); χ2＝17.53， P＝0.001]；PSM后，2组间预后欠佳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9%(107/537)和15.6%(84/537); χ2＝5.43， P＝0.14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SM前，男性[比值比( OR)＝1.439(95% CI：1.016~2.038)， P＝0.040]、高T期(T3+T4期)[ OR＝1.816(95% CI：1.273~2.590)， P＝0.001]、N1b期[ OR＝1.766(95% CI：1.233~2.530)， P＝0.002]、M1期[ OR＝9.833(95% CI：3.190~30.309)， P<0.001]及sTg水平[ OR＝1.035(95% CI：1.029~1.042)， P<0.001]是预后欠佳的危险因素；PSM后，高T期(T3+T4期)[ OR＝1.870(95% CI：1.212~2.886)， P＝0.005]、M1期[ OR＝8.993(95% CI：2.434~33.225)， P＝0.001]、sTg水平[ OR＝1.040(95% CI：1.030~1.049)， P<0.001]依旧是预后欠佳的危险因素，而N1b期[ OR＝1.459(95% CI：0.938~2.270)， P＝0.094]和男性[ OR＝1.383(95% CI：0.912~2.096)， P＝0.127]不再是预后欠佳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示，sTg最佳界值为10.25 μg/L，预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1.0%(222/274)和84.2%(1 181/1 403)。 结论:经过PSM减少选择偏差后，男性不再是DTC术后 131I治疗预后的危险因素。高T期(T3+T4期)、M1期及sTg≥10.25 μg/L是DTC术后 131I治疗预后欠佳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 131I治疗对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 131I治疗前被评估为疗效不确切(IDR)患者临床转归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4月至2022年3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甲状腺全切或近全切术后 131I治疗前被评估为IDR的281例DTC患者[男89例、女192例，年龄(38.4±10.2)岁]。根据是否行 131I治疗，将患者分为 131I治疗组与仅促甲状腺激素(TSH)抑制治疗组，并针对不同复发风险分层(低危、中危、高危)进行亚组分析；另依据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水平将患者分为TgAb阳性组(TgAb≥115 kU/L)与TgAb阴性组(TgAb<115 kU/L)，比较各组内经 131I治疗与仅TSH抑制治疗后随访期末疗效反应。分析2种治疗方案下TgAb阳性者的TgAb转阴时间及转阴率。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中位随访39(6~146)个月。在基线特征可比的情况下， 131I治疗组(199例)与仅TSH抑制治疗组(82例)的随访期末疗效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6.50， P＝0.075)。对于低危、中危、高危不同复发风险分层的患者，2种治疗方案下的疗效反应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21; χ2＝4.21， P＝0.223; χ2＝3.01， P＝0.274)。TgAb阳性组(50例)及阴性组(231例)内2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反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χ2＝4.02， P＝0.242; χ2＝3.14， P＝0.341)。TgAb阳性者经2种方案治疗后TgAb转阴率及转阴时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71.0%(22/31)与14/19, χ2＝0.04， P＝0.836；7.0(5.0，9.3)与7.0(5.0，7.3)个月， z＝－0.89， P＝0.375]。 结论:针对DTC术后评估为IDR的患者， 131I治疗相较于仅TSH抑制治疗下随访并未产生更多获益。

目的:探讨 131I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患者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因素，为辐射防护提供指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4至9月于3家三甲医院住院的72例DTC术后患者[男性27例、女性45例，年龄15~75(42.79±14.23）岁]的临床资料，其中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2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4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5例。根据服用 131I后48 h全身辐射剂量是否达到安全标准将患者分为安全组（48 h全身辐射剂量≤23.30 μSv/h）和危险组（48 h全身辐射剂量>23.30 μSv/h），比较各因素对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各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各单因素及多因素联合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其最佳临界值及诊断效能。 结果:危险组和安全组比较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甲状腺2 h摄碘率（ t=-2.56， P=0.01）、24 h摄碘率（ Z=-2.07， P=0.0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Z=-2.83， P=0.01）、游离甲状腺素（ Z=-2.70， P=0.01）、甲状腺球蛋白（Tg）水平（ χ2=6.80 ， P=0.01）、甲状腺超声提示是否存在甲状腺残留组织（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3）等6个指标显著影响了 131I治疗DTC术后患者的全身辐射剂量代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4 h摄碘率[ OR=1.27 (95% CI：1.03~1.57）]和Tg水平[ OR=2.51 (95% CI：1.21~5.20）]对全身辐射剂量代谢有影响（ P=0.03、0.01），24 h摄碘率和Tg水平越高的患者其48 h全身辐射剂量达到安全水平的可能性越低。24 h摄碘率+Tg水平（联合指标）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 (95% CI：0.65~0.87）、灵敏度为94.87%、特异度为46.88%、最佳临界值为-0.71。 结论:24 h摄碘率和Tg水平是 131I治疗DTC术后患者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因素，利用这两个因素建立联合指标进行辐射剂量评估可为调整患者住院时长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 131I治疗后6个月行诊断性全身显像（Dx-WBS）期间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动态变化。 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接受 131I治疗的DTC患者85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67例，年龄（43.9± 12.0）岁；≥55岁患者18例、<55岁患者67例。所有患者均空腹服用 131I 148 MBq(4 mCi），2 d后行Dx-WBS。治疗后效果为极好反应者，即 131I治疗后刺激状态下甲状腺球蛋白<1 μg/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阴性）且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者（阴性组）48例，生化不全反应、结构不全反应及不确定性反应者（阳性组）37例。所有患者分别于服 131I后2、24、48 h时测定距体部1 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对3个时间点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 t检验对不同性别、年龄及治疗效果组之间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比较。 结果:（1）服 131I后2、24、48 h时距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分别为（6.55±1.42）、（1.92±0.65）、（0.58±0.22） μSv/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7.30， P=0.000）；距离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2）不同性别组在服 131I后2、4、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55岁组在24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高于年龄<55岁组（ t=2.29 ， P=0.02 ），2 h和48 h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阴性组和阳性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TC患者 131I治疗后服诊断剂量 131I后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WS533-2017《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规定的1.40 μSv/h，达到国家规定的出门旅行要求，且不会对周围人群产生辐射损害。

近年来，甲状腺癌（thyroid cancer, TC）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已成为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虽大多数TC可通过早期手术和放射性 131I获得良好的预后，但包括碘抵抗性分化型甲状腺癌（radioiodine-refractory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RAIR-DTC）和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rcinoma, ATC）在内的难治性甲状腺癌（refractory thyroid carcinoma,RTC）仍缺乏提高长期整体生存率的治疗手段。免疫治疗是继手术、放化疗及靶向治疗后的新兴疗法，目前已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巨大潜力，有望为RTC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甲状腺癌在内分泌系统的恶性肿瘤中最为常见，按组织学分类分为甲状腺滤泡癌、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甲状腺髓样癌及甲状腺未分化癌，其中PTC最为常见。目前认为PTC的最佳治疗方案是手术切除、 131I治疗及甲状腺激素替代抑制治疗，但小部分患者会发生肿瘤复发或转移，10年生存率显著下降40%~85%。不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如淋巴结转移、甲状腺外侵袭和TNM分期等将出现不同的预后（复发、转移和死亡等）情况。因此，上述临床病理学特征也被用于预测PTC患者的预后情况，能尽早辨识此类风险因素，将争取更多时间进行相应的干预治疗并改善预后。笔者就BRAF V600E突变与PTC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情况的关系展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