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初步探讨基于迭代锥形线束CT（iCBCT）引导的在线自适应放疗在盆腔恶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开展了基于iCBCT引导的在线自适应放疗在盆腔恶性肿瘤中应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本研究初步分析了2022年8—11月接受在线自适应放疗的13例盆腔恶性肿瘤（2例宫颈癌、4例宫颈癌术后、3例子宫内膜癌术后、3例膀胱癌、1例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数据，探讨在线自适应放疗的可行性、自适应放疗相关流程时间、危及器官及靶区的修改程度、靶区剂量覆盖度、相关危及器官受量等。采SPSS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 xˉ±s表示，否则用 M（ Q1， Q3）表示。方差齐性数据采用 t检验分析，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的数据则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在自适应治疗过程中，在线自适应平均时间为15 min 38 s（从接受CBCT扫描到最后计划选择完成的时间）。85.4%（830/972分次）的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influencer结构（与临床靶区、计划靶区相邻并可能对靶区轮廓生成有高度影响的器官，在盆腔肿瘤中通常为膀胱、直肠、小肠）不需要任何修改或只需进行小修，89.8%（491/547分次）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临床靶区无需修改或只需要小修。98.5%（319/324分次）的放疗分次选择了adapted计划，与scheduled计划相比，adapted计划展示出较好的靶区剂量覆盖度，同时可以降低危及器官的受量。结论:在临床可接受的时间内可实现基于iCBCT的盆腔恶性肿瘤在线自适应放疗，且更好的靶区剂量覆盖展现了在线自适应放疗的优势。

吞咽困难是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在接受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中，超过76%的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轻者降低生活质量，重者可能危及生命。吞咽困难的形成与肿瘤分期、治疗方法和康复计划等相关，其预防和治疗是保障头颈部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但是目前临床防治措施明显不完善。笔者从吞咽系统的解剖及生理过程、放疗后头颈部肿瘤患者吞咽困难的形成原因、放疗对头颈部肿瘤患者吞咽困难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吞咽困难的评估以及吞咽功能训练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为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后出现吞咽困难的防治提供思路。

目的:探讨Halo-Vest支架对颈椎原发恶性肿瘤不同放疗技术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择10例曾接受Halo-Vest支架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的颈椎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Monaco计划系统，在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设计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然后复制相同射野参数的IMRT和VMAT计划到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重新计算剂量分布，比较靶区、危及器官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差异。结果:对于VMAT计划，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和计划肿瘤靶区(PGTV)的剂量学参数除PGTV 107%外的各参数平均差异均< 1%。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和脊髓-PRV平均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38和0.42 Gy( Z＝-2.803、-2.803， P<0.05)，脊髓和脊髓PRV Dmean分别增加0.35和0.37 Gy( Z＝-2.703、-2.801， P<0.05)。黏膜、甲状腺、腮腺、下颌骨、下颌关节和正常组织的 V5、 V30和 Dmean最大差异为0.74%。对于IMRT计划，两组计划的PTV和PGTV间剂量学参数差异较VMAT技术的差异增大，大部分差异超过1%，最大差异为4.55%。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平均最大剂量和脊髓-PRV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48和0.59 Gy( P>0.05)，脊髓和脊髓PRV的平均 Dmean分别增加0.57和0.59 Gy( Z＝-2.293、-2.293， P<0.05)。其他危及器官的最大差异为1.98%。 结论:CT图像外轮廓勾画或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VMAT计划间剂量差异很小，临床上可以忽略，但IMRT计划间剂量差异偏大，需要考虑忽略或部分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的外轮廓时对剂量分布带来的影响。

目的:探讨乳腺癌放疗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7年7月—2020年8月临沂市肿瘤医院收治的177例乳腺癌放疗患者，根据心理困扰管理量表评分分为无心理困扰组（ n=92）与存在心理困扰组（ n=85）。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乳腺癌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 结果: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否出现并发症以及社会支持是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乳腺癌放疗患者可受到社会支持程度、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并发症的影响而出现心理困扰，针对此类因素开展基于风险理念的肿瘤护理计划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减少心理困扰。

目的:对比国内外优秀放疗中心肿瘤放疗专科医师培养经验，为中国肿瘤专科医院放疗基地医师培养体制提供改进的依据。方法:通过电子问卷邮件和在线调查，收取中国6家省级肿瘤专科医院和欧美5家肿瘤专科中心的住院医师及教师反馈，描述和比较培养模式。结果:中国26位住院医师和23位教师参与调查。国外20位住院医师和1位教师回答问卷，并反馈4份专科医师培养制度文件。中国专科医师培养计划分成2个阶段，本研究结果反应第一阶段情况。在培养目标、临床实践培养形式、轮转培养规则以及考核设置上中国与国外相同。但中国比国外规范化培训时长少(2～3年比4～5年)。中国项目覆盖主要常见病种；国外按照病种轮转保证每个病种的实践。中国工作量多数为40～60 h/周，国外住院医师工作时间多依照本地法规要求，但美国纽约项目长达60～80 h/周。结论:中国6家肿瘤中心放疗专科医师培养第一阶段在总体目标、培养模式和考核方向上与欧美优质项目相似，但在项目总时长尤其是放疗科内轮转时长和按照病种轮转方面低于欧美项目。

目的:通过图像分析探究乳腺癌术后全乳房放疗中的皮肤定位摆位误差。方法:选择2019年1—8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辅助放疗的乳腺癌保乳手术术后患者80例。治疗计划中为每位患者创建CT定位图像，放疗过程中在对患者摆位完成后扫描获得锥形束CT（CBCT）验证片，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将CT定位图像和CBCT验证片叠加至每位患者皮肤表面位置。测量乳头-肺（ X轴）方向和颅尾（ Y轴）方向的等中心偏差以及叠加图像 X、 Y轴旋转角度的偏差。 结果:在80例乳腺癌患者中，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系统误差（ μ）分别为（0.01 ± 0.01）mm、（-1.35 ± 0.14）mm和（0.06 ± 0.01）°； X、 Y轴和旋转角度之间的系统误差（ Σ）分别为（1.76 ± 0.72）mm、（1.49 ± 0.58）mm和（0.90 ± 0.12）°；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随机误差分别为（1.34 ± 0.96）mm、（1.93 ± 1.02）mm和（1.0 ± 0.2）°；在整体和左右侧患者中总矢量误差分别为（3.02 ± 1.26）、（2.88 ± 1.03）和（3.25 ± 1.38）mm，均不具有临床意义。 结论: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常规乳房放射治疗过程中依据皮肤表面位置并且结合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可获得足够小的摆位误差。

目的:研究不同高危临床靶体积（HR-CTV）下单纯腔内治疗与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腔内+插植）治疗技术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中的剂量学差异，并探讨HR-CTV是否存在阈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1年2月于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100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5~63岁，中位年龄51岁。根据后装治疗技术不同将患者分为单纯腔内治疗组（45例）、腔内+插植治疗组（55例）。按患者每个计划的HR-CTV大小分为6个体积范围进行分析，即HR-CTV≤40 cm 3、40 cm 380 cm 3。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2种后装治疗技术在不同体积范围内的靶区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参数。 结果:当HR-CTV≤40 cm 3时，单纯腔内治疗组的靶区剂量（D 90、D 100）、靶区覆盖度（V 100）及靶区高量（D 50、V 150、V 200）均高于腔内+插植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26~3.927，均 P<0.05），但靶区适形指数（CI）、OAR膀胱和直肠D 2 cm3（2 cm 3的OAR体积接受的最低照射剂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186、1.871、0.258，均 P>0.05）。当70 cm 380 cm 3时，腔内+插植治疗组的靶区剂量（D 90、D 100）、靶区覆盖度（V 100）、CI、OAR直肠和膀胱D 2 cm3剂量均显著优于单纯腔内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872~3.782，均 P<0.05），而2种治疗技术的靶区高量（D 50、V 150、V 200）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13~1.918，均 P>0.05）。当40 cm 30.05），但腔内+插植治疗组的CI显著优于单纯腔内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590、-4.577、-3.144，均 P<0.05）。 结论:对于小体积靶区（≤40 cm 3），单纯腔内治疗技术在不增加OAR剂量的情况下能更好地提高靶区剂量和靶区内高剂量体积；当靶区体积较大特别是>70 cm 3时，腔内+插植治疗技术能在显著提高靶区处方剂量和适形度的同时更好地保护OAR。

目的:分析非手术综合治疗T4b期下咽癌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影响临床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收治的77例下咽癌T4b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7.0±8.0）岁。治疗方式均采用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总结该组患者的治疗完成率和不良反应，并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不同因素对预后的影响。同时对死亡患者的死因进行分析。结果:全组77例患者76例（98.7%）完成了制订的化疗计划，73例（94.8%）完成了放疗计划。治疗过程中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2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50/77，64.9%）和2级白细胞减少（50/77，64.9%）。治疗结束后76例患者喉功能保留好，3级重度声音嘶哑发生率为7.8%（6/77），有1例（1.3%）患者因吞咽困难行胃造瘘术，其余患者发音及吞咽功能都得到了有效的保留。生存分析显示，总生存率1年为71.9%，3年为45.6%，5年为29.7%。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原发部位的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以及使用何种放疗设备是影响晚期下咽癌T4b期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HR（95% CI）分别为1.867（1.085~3.213）、3.018（1.437~6.335）、0.372（0.181~0.764）、2.158（1.015~4.588）， P值均<0.05］。发生率最高的两大死亡原因分别为疾病复发（12/32，37.5%）和颈部大血管破裂大出血（11/32，34.4%）。 结论:针对T4b期下咽癌，利用非手术综合治疗的方法保喉率高。此外，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内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物、使用何种放疗设备均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目的:基于机器学习提出可应用于低图像质量、多叶准直器(MLC)遮挡和非刚性变形兆伏级(MV)图像的无标记射束方向观(BEV)肿瘤放疗跟踪算法。方法:采用窗口模板匹配法和Voxelmorph端到端无监督网络，处理MV图像中的配准问题。使用动态胸部模体，验证肿瘤跟踪算法的准确性。将模体质量保证(QA)计划在加速器上手动设置治疗偏移后执行，收集治疗过程中的682幅电子射野影像系统(EPID)图像作为固定图像；同时采集计划系统中对应射野角度的数字影像重建(DRR)图作为浮动图像，进行靶区跟踪研究。收集21例肺部肿瘤放疗的533对EPID和DRR图像进行肿瘤跟踪研究，提供治疗过程中肿瘤位置变化定量结果。图像相似度用于算法的第三方验证。结果:算法可应对不同程度(10%~80%)的图像缺失，且对数据缺失图像的非刚性配准表现较好。模体验证中86.8%的跟踪误差<3 mm，<2 mm的比例约80%作用。配准后标准化互信息(NMI)由1.18±0.02提高到1.20±0.02( t＝－6.78， P＝0.001)。临床病例肿瘤运动以平移为主，平均位移3.78 mm，最大位移可达7.46 mm。配准结果显示存在非刚性形变，配准后NMI由1.21±0.03增至到1.22±0.03( t＝－2.91， P＝0.001)。 结论:肿瘤跟踪算法跟踪精度可靠且鲁棒性好，可用于无创、实时、无额外设备和辐射剂量的肿瘤跟踪。

目的:比较3种体位固定装置在前列腺癌精准放疗中的摆位误差，为盆腔肿瘤精准放疗固定装置的选择和靶区外扩边界（M PTV）提供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015年4月至2020年12月133例需盆腔引流区照射的前列腺癌患者，采用1.2 m真空袋（39例）、1.8 m真空袋（44例）和本中心改进的个体化俯卧板（50例）固定。每位患者定位、放疗前均按流程进行肠道膀胱准备，每次治疗前锥形束CT与计划CT的配准采取相同配准框和算法，记录合格肠道膀胱的头脚、左右、腹背三个方向摆位误差，分析3种固定装置下3个方向摆位误差及相应M PTV数值，分析摆位误差与年龄、体重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3333组摆位误差数据得出，头脚、左右方向的1.2 m真空袋摆位误差均值（3.26、2.34 mm）均大于1.8 m真空袋（2.51、1.90 mm， P值均<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07 mm， P=0.066；2.10 mm， P=0.009）。腹背方向的1.2 m真空袋（仰卧）摆位误差均值（2.20 mm）小于1.8 m真空袋（3.33 mm ，P<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61 mm， P<0.001）。1.8 m真空袋各方向摆位误差均小于个体化俯卧板（ P≤0.028）。根据Van Herk外扩公式得出：1.2 m真空袋3个方向M PTV为4 mm左右，1.8 m真空袋和个体化俯卧板头脚、左右方向M PTV为3 mm左右，腹背方向>5 mm。摆位误差与年龄、BMI均不相关。 结论:摆位精准方面，1.8 m真空袋最优，个体化俯卧板次之；腹背方向仰卧位优于俯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