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特征及益生菌的干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纳入收住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的脓毒症患儿34例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予以常规治疗(常规组，A组， n＝17)，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益生菌组，B组， n＝17)，同时选取健康儿童20例作为对照组(C组)。入组24 h内记录所有脓毒症患儿的一般情况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并于入组后5～7 d，采集患儿的粪便样本，同期留取健康患儿粪便样本，运用高通量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进行肠道菌群检测，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预测肠道菌群功能，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α多样性指数及β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两组脓毒症患儿肠道菌群的丰度均较健康儿童明显下降，同时菌群的个体差异也呈加大趋势，但是服用益生菌后，上述指标得到了显著改善( P<0.05)；在菌门水平上，常规治疗组的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比例最低，变形菌门的数量明显增加( P<0.05)；在菌属水平上，肠球菌成为常规治疗组中的优势菌种，而在益生菌组中双歧杆菌、普氏粪杆菌及丹毒丝菌、扭链胃球菌的比例明显提高( P<0.05)；益生菌组与常规组相比，两者在线粒体合成、外泌体、mRNA转录降解及半胱氨酸代谢等通路的丰度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下降，结构稳定性差，同时拟杆菌减少伴变形杆菌增多，而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后可增加患儿双歧杆菌及普氏粪杆菌等有益菌的比例，减少肠球菌等机会致病菌的数量，其差异性代谢通路可能与益生菌的作用机制相关。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快速、准确诊断心血管器械感染仍是临床的一大挑战。解剖影像技术，如超声心动图、心脏CT或CT血管造影术是临床疑似心内膜炎的一线检查。其能检出赘生物和瓣膜周边并发症。既往研究表明，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功能影像与解剖影像相比，具有独特优点。其可在发生形态学损伤前诊断早期心脏器械感染，并识别感染源或在体内其他部位的细菌栓子。尽管 18F-FDG PET/CT的异常结果已作为器械相关和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主要诊断标准，被纳入到2015年的欧洲心脏病学会指南，但美国指南尚未纳入这一标准。除了这些临床可用的影像学手段，研究者们还致力于开发靶向细菌的示踪剂用于特异性感染显像，包括细菌麦芽糖糊精转运体、细菌胸苷激酶、抗生素、抗菌肽、细菌抗体、噬菌体和细菌DNA/RNA杂交核苷酸寡聚物的示踪剂。在上述示踪剂中，放射性标记的抗生素已在人体中进行了研究，但未能成功在临床上用于感染显像。其余大多数示踪剂仅在实验动物中进行了研究。本文比较了解剖和功能影像在心脏器械感染中的作用，并讨论了 18F-FDG和细菌靶向示踪剂的优缺点。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目的:分析混合型早期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不同优势比例混合型癌的内镜病理表现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20年12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接受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治疗且术后病理诊断为混合型早期胃癌的43例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内镜特征、术前诊断与术后病理的符合率，并比较分化优势组与未分化优势组的内镜病理表现差异。结果:混合型早期胃癌多见于60岁以上（55.81%，24/43）、男性（65.12%，28/43）、幽门螺杆菌现症感染（69.77%，30/43）患者，萎缩背景（79.07%，34/43）、胃下部（65.12%，28/43）病灶多见，内镜下色泽以发红或者混杂发红色调为主（76.74%，33/43），病灶形态以0-Ⅱc型为主（58.14%，25/43），放大内镜下可呈现分化型与未分化型癌双重特点，仅16.28%（7/43）患者活检病理提示为混合型癌。术后病理提示分化优势组33例，未分化优势组10例，有15例（34.88%）患者出现黏膜下深层浸润，有3例（6.98%）患者淋巴管阳性。分化优势组在内镜下更具有清晰的分界线［78.79%（26/33）比4/10， χ2=7.753， P=0.012］，两组在性别、幽门螺杆菌感染、背景黏膜、病灶位置、内镜下形态、病灶长径、色泽及放大内镜下微结构和微血管表现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分化优势组病理类型以tub2+por组合最常见（78.79%，26/33），未分化优势组以sig+tub2组合占优势（6/10）。内镜诊断分化为主型癌敏感度高（93.94%，31/33），诊断未分化为主型癌特异度高（94.28%，33/35）。 结论:混合型早期胃癌可通过内镜下定性诊断，术前准确判断分化优势及浸润深度困难，易出现术后病理升级的情况，故行ESD治疗应更加严格把握适应证。

目的:比较侵袭性牙周炎（aggressive periodontitis，AgP）、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CP）与牙周健康者（periodontally healthy，PH）龈下菌群的差异，为牙周病的病因学研究及基于菌群调控的牙周病新疗法提供参考。方法:按纳入标准收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牙周病科门诊就诊的AgP（AgP组）、CP（CP组）患者和PH受试者（PH组）各10例，根据X线片和口内情况初步预估取样位点后，收集各组龈下菌斑并记录各项牙周临床指数，提取龈下菌斑样本中的DNA，PCR扩增、构建DNA文库并对16S rDNA测序。最终可成功构建文库并测序者包含：8例AgP患者的18个样本，10例CP患者的31个样本和8名PH志愿者的10个样本。对各组样本的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以及菌群构成进行分析和比较，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细菌与探诊深度的相关性。结果:菌群分析显示，AgP组龈下菌群的α多样性显著低于其他两组（ P<0.05）。在门水平，AgP和CP组拟杆菌门丰度[分别为（36.8±7.4）%、（37.2±6.3）%]、螺旋体门丰度[分别为（16.0±5.4）%、（11.8±3.6）%]均显著高于PH组[分别为（27.5±11.2）%、（5.2±4.4）%]（ P<0.05），而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AgP组分别为（4.2±3.3）%、（12.9±5.1）%；CP组分别为（6.1±2.6）%、（12.1±4.0）%]均显著低于PH组[分别为（19.3±13.1）%、（23.0±10.1）%]（ P<0.01）；AgP组龈下菌群中螺旋体门和柔壁菌门的丰度[分别为（16.0±5.4）%、（1.7±1.2）%]均显著高于CP组[分别为（11.8±3.6）%、（0.7±0.6）%]（ P<0.05）。在属水平，AgP组龈下菌群中棒状杆菌属、放线菌属、 Saccharibacteria_norank、月形单胞菌属、 Oribacterium的丰度显著低于CP组，而产线菌属、 Lentimicrobiaceae_norank、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 Family_XI_unclassified的丰度显著高于CP组( P<0.05）。主坐标分析显示，各组样本存在聚类现象。线性判别分析显示，AgP组富集菌包括螺旋体科等，CP组富集菌包括拟杆菌科等。相关性分析显示，AgP组中密螺旋体属、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支原体属、卡氏菌属、 Fretibacterium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525~0.750， P<0.05），丛毛单胞菌科-未分类的属、链球菌属、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奈瑟菌属、普雷沃菌属、消化球菌属、劳尔菌属、 Bergeyella和放线菌属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负相关（ r=-0.617~-0.490， P<0.05）；CP组小类杆菌属、 Family_XI_unclassified、卡氏菌属、消化链球菌属、 Pelospora和理研菌科_RC9_肠组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430~0.533， P<0.05）。 结论:牙周炎症和健康时其龈下菌群存在明显不同；AgP和CP的龈下菌群也存在明显差异，提示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诺卡菌属放线菌目，主要存在于土壤、水源中，通过吸入肺部或者侵入创口而引起化脓性感染或肉芽肿性病变，也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引起播散性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是最常见的侵袭部位。现报道1例乔治教堂诺卡菌血培养阳性伴脑脓肿病例。本例患者有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史，其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伴发热，经复方磺胺甲噁唑联合头孢曲松治疗后好转。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目的:探讨菌群移植（FMT）受体与供体选择的关系，以及不同有效率供体间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的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治疗病例数≥30例的粪便捐献者（供体）的资料。收集每位供体对应受体（患者）的FMT治疗后随访8周的疗效，依据每位供体的疗效，将供体分为高效组（有效率>60%，10例）、中效组（有效率30%~60%，6例）和低效组（有效率<30%，4例）3组，检测并比较每组供体菌群结构及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分析每组供体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供体与受体疗效的关系。FMT疗效的评价指标包括客观临床有效和（或）主观有效，客观有效=临床治愈+临床改善，主观有效指通过问卷随访为显效+中等疗效。结果:全组20名供体，共治疗病例总数为1 387例，治疗病种包括慢性便秘749例，慢性腹泻141例，炎性肠病（IBD）107例，肠易激综合征（IBS）121例，自闭症83例，其他疾病包括放射性肠损伤、假性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功能性腹胀和过敏性疾病等共186例。高效组、中效组及低效组分别治疗829例、403例及155例患者，3组治疗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有效率供体组间菌群丰度（OTU）的比较，高效组最高（330.68±57.28），中效组次之（237.79±41.89），低效组OTU最低（160.60±49.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910， P<0.001）。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的比较，高效组和中效组最高（分别为2.96±0.36和2.67±0.54），低效组较低（2.09±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255， P=0.017）。3组间丁酸含量的比较，高效组最高[（59.20±9.00）μmol/g]，中效组次之[（46.92±9.48）μmol/g]，低效组OTU最低[（37.23±5.03）μmol/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83， P=0.001）。而乙酸和丙酸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组1 387例患者行FMT治疗，总体不良反应事件418例（30.1%）。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40.6%（63/155）、30.0%（121/403）及28.2%（24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9.568， P=0.008）。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腹泻发生率分别为7.1%（11/155）、4.0%（16/403）及2.8%（2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7.239， P=0.027）。其余各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MT治疗结束8周后进行随访，总随访率为83.6%（1 160/1 387），总有效率为58.3%（676/1 160）。各类疾病的有效率分别：慢性便秘54.3%（328/604），慢性腹泻88.5%（115/130），IBD 56.1%（55/98），IBS 55.1%（59/107），自闭症61.6%（45/73），其他疾病50.0%（74/148）。3组间在治疗慢性腹泻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IBD、IBS和自闭症有效率与供体疗效存在正相关趋势，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治疗慢性便秘和其他疾病上，高效组的治疗有效率最高[分别为65.0%（243/374）和63.2%（55/87）]，中效组次之[分别为49.4%（86/174）和38.1%（16/42）]，而低效组最差[16.1%（9/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供体对不同疾病有效率存在差异，慢性便秘、放射性肠损伤等需要选择供体疗效较高的供体，IBD、IBS和自闭症的疗效也可能与供体有效性有关，而慢性腹泻症疗效与供体无关。供体有效率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成负相关，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及丁酸含量可能影响供体的疗效。

现报道1例以反复颈部肿物及间断发热7月余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颈面部放线菌病病例，患儿入院后结合脓液穿刺病理涂片及脓液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最终诊断为颈面部放线菌感染，确诊后先后予长疗程静脉氨苄西林舒巴坦及口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抗感染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儿科医师需提高对罕见放线菌病的认识。

目的:探讨血脂和身体质量指数（BMI）与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三医院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健康体检者303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Hp感染分为Hp感染组（ n=97）与无Hp感染组（ n=206）。测定研究对象身高和身体质量，计算BMI；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脂四项指标水平。比较Hp感染组与无Hp感染组不同BMI分布情况；比较Hp感染组与无Hp感染组血脂4项指标异常情况；采用Spearson相关性分析Hp感染与BMI和血脂四项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Hp感染的影响因素。 结果:Hp感染组24 kg/m 2 ≤ BMI < 28 kg/m 2［39.17%（38/97）］和BMI ≥ 28 kg/m 2［10.31%（10/97）］均高于无Hp感染组［19.90%（41/206）和2.43%（5/206）］（χ 2=12.71、7.11， P < 0.001、0.008）。Hp感染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下降率［23.71%（23/97）］、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率［31.96%（31/97）］、三酰甘油（TG）升高率［17.53%（17/97）］和总胆固醇（TC）升高率［22.68%（22/97）］均高于无Hp感染组的9.22%（19/206）、11.17%（23/206）、7.28%（15/206）和8.74%（18/206）（χ 2=11.59、19.47、7.33、11.19， P=0.001、< 0.001、0.007、0.001）。经Spearson分析显示，Hp感染与BMI、LDL-C、TG和TC呈线性正相关（ r=0.571、0.519、0.473、0.535， P < 0.001），而与HDL-C呈线性负相关（ r=-0.628， P < 0.001）。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BMI ≥ 24 kg/m 2、HDL-C下降、LDL-C升高、TG升高和TC升高为影响Hp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血脂和BMI与Hp感染密切相关，且血脂异常及BMI升高为影响Hp感染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