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我国健康中国行动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6-2023年国家级、省级层面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为研究对象,使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包含9个一级变量和41个二级变量的政策一致性(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指数模型,对健康中国行动政策进行质量评价.结果 以筛选出的32份健康中国行动政策作为样本政策,PMC指数平均值为7.81,政策质量均在良好及以上,处于中度凹陷水平.一级变量中政策性质、政策内容、政策评价等PMC指数平均值较高,政策激励和效力级别维度的不足之处比较明显.结论 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整体覆盖较为全面,但仍存在效力级别层次单薄、政策多元激励及相应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未来应从丰富效力级别、均衡政策工具使用、加强地区间交流学习等方面进行完善.

目的:分析2000—202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相关政策文本，为未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方法:以“疾病预防控制”“疾控机构”“疾控体系”“防疫”为关键词检索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官方网站，并基于政策工具法，对纳入政策文本进行主题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结果:共纳入37份政策文件，以单一政策工具类型应用最为常见（81.1%），其中，以能力建设类工具为最多（32.4%），其次为命令性工具（21.6%）和激励性工具（13.5%），系统变革工具（8.1%）和象征与劝告工具应用较少（5.4%）。政策主题以人事制度（15.2%）和体系建设主题内容最多（15.2%），人才建设次之（13.0%），信息化建设最少（2.2%）。结论:在未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相关政策制定中，政府应注意加强激励性工具、象征与劝告工具等多种政策工具的应用，以进一步激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内在发展动力。

目的:对我国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为优化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制定，提升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医院""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等为关键词，在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印发的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文件。基于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角度，从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客体(内部客体包括医院、医务工作者，外部客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风险管理生命周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效果评价)3个维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纳入98份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总计获得539条编码，其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有134、179和226条，针对医院、医务工作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分别有239、25、24、26和225条，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分别有117、34、326和62条。三维交叉分析发现，风险识别阶段多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医院(29/117)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责任(23/117);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的主要是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6/34);风险控制阶段利用3类政策工具对各政策客体均提出了要求；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主要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33/62)，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均无体现。结论:我国的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各类政策工具及风险管理各阶段的政策设计运用均存在差异，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尚需优化。政策制定者应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强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政策覆盖，明确各类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提高医院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

目的:分析2003年至2021年我国国家层面医疗卫生行业监管政策的演变，探讨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特点和规律，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方法:以"医疗""监管"和"卫生""监管"为关键词，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检索2003年至2021年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医疗卫生行业监管相关政策文件。基于"制定主体-执行主体-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文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纳入236份政策文件。根据时间进展来看，2003年至2008年，共发文27份，制定主体以国务院为主(77.78%，21/27)，主要的执行主体为政府(100.00%，27/27)，使用政策工具191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21.46%(41/191)、30.37%(58/191)和48.17%(92/191)。2009年至2017年，共发文48份，制定主体仍以国务院为主(93.75%，45/48)，执行主体仍以政府为主(100.00%，48/48)，但机构(25.00%，12/48)，行业组织(43.75%，21/48)和社会(37.50%，18/48)的占比有所提高，使用政策工具50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17.40%(87/500)、32.00%(160/500)和50.60%(253/500)。2018年至2021年，共发文161份，制定主体以多部门为主(38.51%，62/161)，国务院的发文占比降至22.36%(36/161)，157份(97.52%)的执行主体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1 14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分别为18.42%(210/1 140)、34.74%(396/1 140)和46.84%(534/1 140)。结论:2003年至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监管领域政策的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呈现多样化，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不均衡问题。

目的:为了解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应用中的状况，本文对搜集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类型、时间、发表部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应用Howlett和Ramesh政策工具分类、政策发展双重维度构建政策文本X-Y二维分析框架，将政策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3类，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进而分析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得到的政策支持及成果转化中存在的政策阻碍，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通过国务院、科技部官网搜集医学成果转化政策文本，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应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政策样本进行编码整理，并通过构建的X-Y二维分析框架进行二维分析，最终通过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对编码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强制性工具占比较高，自愿性工具使用占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也不一致，仍有改善的空间。结论:通过对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应用结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提出3方面的对策建议：首先，在强化政策实施阶段，需要更加细化政策工具的实施路径与方案，促进政策实现真正落实。其次，各类政策工具均衡发展，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与实施，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均衡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畅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用。最后，完善医学机构内部导向评价机制，激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

医学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质量认定标准是实施医学MOOC质量监控的参考依据。本文采用数据挖掘、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方法，以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平台中医学课程的评论文本为数据源，挖掘出医学MOOC质量认定标准的一些潜在的指标项；在梳理分析国内外现有的有关MOOC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和教育部相关政策基础上，构建了包含课程内容、教学设计等6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的医学MOOC质量认定标准；采用专家评分、使用AHP法计算，得出质量认定标准的权重系数；最后阐明了高校医学MOOC质量认定的程序。该认定标准可对高校医学类MOOC进行自我评估和质量监控。

目的:了解我国远程医疗服务人员的实际与期望激励和关键问题，为优化远程医疗激励政策提供参考。方法:以2019年10—11月对福建、海南、河南、湖南、贵州、四川、青海7省的1 084名远程医疗服务人员问卷调查数据和2020年1月对河南省6家医院的远程医疗服务人员进行半结构访谈资料为研究样本，分析远程医疗服务人员激励现状及存在问题。定量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定性资料整理成文本资料后进行分类汇总。结果:在费用补贴、职称晋升和评优评先方面实际激励与期望激励差距最大，其中初级、副高级、正高级人员的差距分别为18.65、28.26、29.28个百分点。医院对远程医疗服务人员激励程度不足，缺乏差异化和多样性的人员激励方式，激励策略落实不到位。结论:建议强化激励需求分析，打破远程医疗服务人员激励策略的同质化瓶颈；加强医院内部远程医疗服务政策宣传和激励策略落实。

目的:从政策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分析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为完善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体系提供参考。方法:以"中医""中医药""健康服务"为关键词，在国家政府机构官方网站检索2012—2022年印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政策文件，提取政策文本条目并进行编码。构建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和政策生命周期(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二维分析框架，量化分析政策文本。结果:共纳入政策文件58份，包含文本条目2 898条。经分析，使用供给型工具的条目占比较高(40.57%，1 176条)，其次为环境型(38.86%，1 126条)和需求型工具(20.57%，596条)。在政策生命周期中，各项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53.77%，1 558条)和政策执行(36.86%，1 068条)阶段，议程设置(4.97%，144条)和政策评估(4.40%，128条)阶段的政策工具有待加强。结论: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政策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衔接性有待加强。

目的:对1990—2019年研究精神卫生政策的全球学术论文进行系统综述，分析该领域研究方法的总体特征，了解精神卫生政策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与现况，以期为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研究提供参考资料。方法: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the 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制定入组标准并进行文献筛选，采用两级编码方式对入组的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结果:共纳入1 066篇文献。近30年间，精神卫生政策研究文献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以每5年为一阶段划分后，定性研究类型的文献数量在每个阶段均最多（66.1%~92.4%）；其中，专家意见型的定性研究在1990—2014年一直占多数（43.3%~84.8%）；定量研究和结构性定性研究的文献分别从1990—1994年的7.6%和8.6%快速增长至2015—2019年的22.6%和34.7%。在定量研究文献中，数据来源主要为调查数据和二手数据；定量研究设计类型以纵向研究（41.6%，119篇）和横断面研究（39.5%，113篇）为主，其余依次为随机对照试验（5.6%，16篇）、队列研究（4.5%，13篇）、准实验研究（3.8%，11篇）、系统综述（3.5%，10篇）、生态研究（1.0%，3篇）。定性分析方法包括文献回顾和系统综述、理论视角/框架分析（以WHO框架、Kingdon多源流框架、Walt & Gilson政策分析框架和Bronfenbrenner生态模式为主）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以文本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为主）。结论:定性研究一直是精神卫生政策研究的主要类型，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方法不断丰富；话语分析、民族志、现象学方法等可能成为精神卫生政策定性研究的新手段；在定量类型的精神卫生政策研究中，早期以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为主，近十年间、随机对照试验、准实验研究、生态研究等多种方法均已得到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是今后该领域定量分析方法可拓展的新方向。

目的:明确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紧密型医共体)监管的关键影响因素和重点内容，为完善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体系提供参考。方法:检索2000—2021年发表的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监管相关文献及2003—2021年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采用文献分析和德尔菲法确定紧密型医共体监管影响因素和监管内容；采用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法(DEMATEL)分析影响紧密型医共体监管的关键因素，并通过优序图法确定紧密型医共体监管的重点内容。结果:共获得14项紧密型医共体监管影响因素和15项监管内容。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结果，确定激励约束(11.349，0.936)、卫生法律法规(10.912，0.653)、绩效考核(10.610，0.249)、财政投入(10.198，0.481)为对其他因素有较强影响的关键原因因素；监管成本(12.293，－0.822)、专职监管人员能力(10.471，－0.654)、专职监管人员数量(10.378，－0.388)为较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核心结果因素。根据优序图法结果共确定12项监管重点内容，按照重要性得分排序依次为服务对象满意度(60.0)、医务人员满意度(59.0)、公共卫生服务(56.5)、绩效考核标准(51.5)、双向转诊情况(51.0)、紧密型医共体运行考核(50.5)、医疗质量管理标准(49.0)、医疗服务质量(47.0)、财政补助经费(47.0)、绩效考核分配(46.5)、医保支付打包(46.5)和基金结余分配(45.0)。结论:为完善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体系，有效提升监管成效，应重点关注关键原因因素和关键结果因素的影响，聚焦于对满意度、医疗服务、管理标准和利益机制4个方面重点内容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