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比观察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术完成即刻静脉注射5、10 mg地塞米松的上肢骨折手术患者反跳痛发生情况,为地塞米松更优剂量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将116例上肢骨折患者随机分为D1组、D2组、C组,分别为39、39、38例.患者入室后均使用0.3%罗哌卡因30 mL完成超声引导下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D1组在完成阻滞后静脉注射地塞米松5 mg,D2组静脉注射地塞米松10 mg,C组静脉注射生理盐水5 mL.比较三组神经阻滞后24 h内反跳痛的发生率、反跳痛发生时间、反跳痛持续时间和最严重疼痛强度[疼痛数字评分(NRS)],神经阻滞持续时间,术前及术后8、12、24、48 h静息时NRS评分,术后48 h内镇痛泵自控按压次数,补救性镇痛概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与C组比较,D1组、D2组反跳痛发生率低、反跳痛发生时间延迟(P均<0.05).D1组、D2组反跳痛发生率、发生时间比较,P均>0.05.三组反跳痛持续时间和最严重疼痛强度比较,P均>0.05.与C组相比,D1组、D2组神经阻滞作用持续时间均延长,且术后24 h的NRS评分低,补救性镇痛概率低(P均<0.05).三组不良反应发率比较,P均>0.05.结论 5 mg和10 mg地塞米松静脉注射对上肢骨折手术患者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后反跳痛均有预防作用,可减少神经阻滞后反跳痛发生、延缓反跳痛的发生时间、降低术后24 h的疼痛程度、减少术后补救镇痛次数,临床推荐地塞米松应用剂量为5 mg.

目的:动态监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急性期和恢复期特异性抗体IgM和IgG水平变化特征，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172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2周的血清IgM与IgG抗体进行分析，按恢复期抗体水平分为IgM(-)/IgG(+)和IgM(+)/IgG(+)组，比较影响抗体水平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因素。结果:发病后0~3天，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率高于抗体阳性率，而发病两周后抗体阳性率高于核酸。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IgM转阴的因素包括年龄、核酸转阴时间、是否使用新冠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治疗及临床分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核酸转阴时间（ P=0.020）和临床分型（ P<0.01）为影响IgM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随核酸转阴时间延长，IgM转阴延迟；与无症状和轻型患者相比，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患者IgM转阴时间延迟，抗体水平更高。 结论:血清学抗体检测可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动态检测抗体水平对于免疫功能评价有积极作用。

髓系肉瘤是一种或多种髓系原始细胞在髓外增殖所形成的肿瘤性包块，多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相关。据报道，2.5%~9.1%的AML患者患有髓系肉瘤，其中，合并椎管髓系肉瘤罕见。椎管髓系肉瘤常起病急重，诊断较为困难，容易造成漏诊、误诊，从而导致确诊时间延迟，严重影响患者的救治和生活质量。现将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诊治的1例以椎管多发占位起病的髓系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诊治过程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目的:探究Aldrete评分、Steward评分、警觉与镇静（Observer's Assessment of Alterness/Sedation, OAA/S）评分在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全麻术后苏醒延迟中的临床诊断效能。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在上海市肺科医院行全麻下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600例，依据苏醒延长时间判定苏醒延迟情况，将患者纳入苏醒时间延迟组（200例）和苏醒时间未延迟组（400例）。采用单因素分析评价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苏醒时间延迟在临床资料上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苏醒时间延迟的影响因素，分别采用Aldrete评分、Steward评分、OAA/S评分对患者苏醒情况进行评估，对比两组患者评分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3项评分评估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苏醒时间延迟的临床效能。结果: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的苏醒时间延迟在年龄、低体温、低血压、低血糖、高碳酸血症、手术时间及出血量情况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低血糖、低血压、出血量≥200 ml、手术时间≥4 h、高碳酸血症、年龄≥60岁、低体温是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苏醒时间延迟的危险因素。与苏醒时间未延迟组比较，苏醒时间延迟组患者的Aldrete评分、Steward评分、OAA/S评分均明显降低（ P<0.05）。Aldrete评分、Steward评分、OAA/S评分评估苏醒时间延迟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分别为0.966、0.855和0.720。 结论:低血糖、低血压、出血量≥200 ml、手术时间≥4 h、高碳酸血症、年龄≥60岁、低体温是全麻下日间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苏醒延迟的危险因素，Aldrete评分在评估麻醉术后苏醒时间中的临床效能高于Steward评分、OAA/S评分。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

患者，女，30岁，因"双眼前暗点1周"于2022年12月26日来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就诊。患者发病前1周有新冠病毒感染病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SARS-CoV-2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结果呈阳性。裸眼视力：右眼0.1，左眼0.1；最佳矫正视力：右眼0.8，左眼0.3。双眼前节正常，瞳孔对光反射正常，眼压：右眼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5 mmHg。双眼黄斑彩色眼底照片示黄斑区暗红色病变和不规则斑点（图1）。双眼电脑视野检查显示右眼旁中心暗点，左眼生理盲点扩大（图2）。近红外图像显示黄斑区中心凹周围花瓣状病变（图3A和3C）。频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Spectral-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SD-OCT）显示外核层和外丛状层有1个高反射的局限性病灶（图3B和3D）。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扫描显示双眼黄斑区视网膜深层毛细血管密度降低（图4）。双眼视觉诱发电位（VEP）显示P100波在1度大正方形的反应时间延迟，P100波在0.25度小正方形的反应时间正常；双眼P100波振幅下降，尤其是在左眼。根据病史和眼部检查评估，患者诊断为：急性黄斑区神经视网膜病变（Acute macular neuroretinopathy，AMN），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感染。给予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滴双眼，3次/d；甲钴胺胶囊，0.5 mg，3次/d；和血明目片，1.55 g，3次/d等治疗。治疗1个月后患者症状消失，眼底恢复正常，OCT扫描显示黄斑区结构恢复正常。

目的:探讨早期积极呼吸道管理对渔民海洋捕捞作业时中重度颅脑损伤的应用体会。方法:收集2015年6月至2022年1月石岛人民医院收治的渔民海上作业时中重度颅脑损伤67例伤员的临床资料，在接到渔船急救电话后，本抢救小组首先指导船靠岸前渔民自救、渔港码头现场救护、转运过程中及入院后急救和呼吸道管理，并对呼吸道管理过程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渔民海洋捕捞作业时中重度颅脑损伤致伤原因以捕鱼卷扬机钢索击伤为主，甲板湿滑跌倒致伤次之，其具有伤情重，就诊时间延迟，感染率高的特点。本组58例伤员出院后6～12个月进行随访，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Ⅰ级（死亡）3例（5.17%），Ⅱ级（植物状态生存）4例（6.90%），Ⅲ级（重残）6例（10.34%），Ⅳ级（轻残）24例（41.38%），Ⅴ级（恢复良好）21例（36.21%）。结论:对海洋捕捞作业时中重度颅脑损伤渔民予以早期积极呼吸道管理，能够较好地支持下一步颅脑手术的开展，也为有效救治渔民海上作业时颅脑损伤提供借鉴。

目的:探讨乳腺癌术后患者伤口引流拔管时间延迟的独立影响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方法:以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21年1—1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科收治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组先后时间分为建模组156例和验证组86例。以乳腺癌患者术后伤口引流拔管时间延迟作为终点事件，将建模组156例患者拔管时间≤7 d的95例设为正常组，拔管时间>7 d的61例设为延迟组，比较2组的影响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进行Hosmer-Lemeshow检验以验证拟合效果，采用ROC曲线来验证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经单因素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患者高BMI、有相关基础疾病史、改良根治术、乳腺肿物大小为T3和T4以及术后48 h引流量≥50 ml是伤口引流拔管时间延迟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预测模型为 P=0.822，ROC曲线下面积为0.877，约登指数为0.605，灵敏度为0.736，特异度为0.869。将验证组86例的研究数据作为测试集进行内外部验证模型，模型验证正确率为96.51%。 结论:本预测模型效果良好，可以为临床医护工作者实施乳腺癌术后患者伤口引流照护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创伤性视神经损伤是颅脑外伤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常见于青年男性。伤后患者常遗留视力障碍，预后较差。不良预后因素可能包括受伤后无光感、接受治疗时间延迟、视神经管骨折及蝶窦和(或)筛窦内出血等。目前，该病以类固醇激素和视神经管减压术治疗为主，但对于手术时机、疗效及围手术期激素使用等问题尚无共识。本文就近年对创伤性视神经损伤预后评估以及治疗方案的研究进行综述。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