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多重慢病患者群体逐渐扩大。这些患者往往需要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增加了用药错误的风险，给患者及其家庭乃至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在新时代健康管理背景下，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已成为核心任务。对于居家多重慢病患者的用药管理，不仅是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科医师肩负的重要职责。为了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用药安全管理提升合理用药水平的通知》，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多重慢病患者面临的用药不当风险以及用药安全现状和挑战，并从健康管理视角提出相应的用药管理策略，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政策背景下高等学校履行机构主体责任面临的挑战，论证规范高等学校伦理审查和伦理管理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为相关工作实践提供参考。方法:在政策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所在机构的伦理审查与伦理管理工作经验，论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实践建议。结果:《办法》通过强化机构主体责任，加强对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规范。高等学校将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更加系统的伦理审查及伦理管理制度设计。结论:高等学校的伦理审查和伦理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强化系统性布局，明确工作优先性排序，创新探索委托审查、合作研究伦理审查协作等机制，持续提升伦理审查质量和效率。

科研诚信是保障科技创新良好有序发展的基础，医院作为临床医学科研的主阵地，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要做好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由首批43家医院组成的中国医院科研诚信联盟于2021年11月成立，该联盟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作发展"为宗旨，从建设模式、文化体系建设、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宣传教育、预警与监督、技术赋能7个方面进行了建设实践，实现了联盟成员单位科研诚信建设能力的整体提升、政府-医疗机构的有机联动以及内外资源的高效联合，可为我国医疗机构的科研诚信建设提供参考。

屈光不正性视力损害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目标人群的视力健康档案、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是儿童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均缺乏相关的筛查标准，我国在相关筛查工作中存在开展筛查工作的主体资质和管理混乱、筛查指标欠合理及其界值不统一、筛查质量控制不佳、操作方法不规范和结果反馈不科学等问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推动和支持下，推荐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 663-2019《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于2020年1月11日正式发布并定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为我国规范性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工作提供技术标准和指导意见。依据《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积极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和防控是现阶段我国各级医疗和教育机构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目的:对我国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为优化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制定，提升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医院""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等为关键词，在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印发的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文件。基于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角度，从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客体(内部客体包括医院、医务工作者，外部客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风险管理生命周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效果评价)3个维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纳入98份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总计获得539条编码，其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有134、179和226条，针对医院、医务工作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分别有239、25、24、26和225条，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分别有117、34、326和62条。三维交叉分析发现，风险识别阶段多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医院(29/117)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责任(23/117);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的主要是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6/34);风险控制阶段利用3类政策工具对各政策客体均提出了要求；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主要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33/62)，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均无体现。结论:我国的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各类政策工具及风险管理各阶段的政策设计运用均存在差异，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尚需优化。政策制定者应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强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政策覆盖，明确各类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提高医院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

跨区域松散型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是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下简称长三角)医疗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分析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上海市三级公立医院为牵头单位，江苏、浙江和安徽3个省份的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组建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的发展困境。经分析，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政策尚未明确医联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医联体法人治理结构不成熟；政策执行机构在专项资金支撑和相关配套政策制定方面相对滞后；政策目标群体的参与度不足及其激励机制不完善；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各地医疗卫生服务规章制度不统一，各地政府卫生筹资能力不同，医疗机构管理理念协同性不足，以及信息系统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基于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应加强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规划布局，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提高政策执行能力；完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内部合作运行机制，提升目标群体认同感；优化政策执行环境，落实各项支持措施，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目的:了解医护人员对妊娠糖尿病（GDM）预防管理的认知，为构建规范化的GDM预防管理体系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描述性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6月—2023年11月选取北京市10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GDM管理工作的22名临床医疗和护理专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资料，并运用主题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与归纳，共提取出2个主题，分别为GDM预防管理面临的挑战（包括缺乏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缺乏质量评价指标、缺乏专业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员预防意识薄弱、培训不足）；GDM预防管理体系的作用（包括政府的主导作用、医院的责任主体作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前哨作用、社会的辅助作用、家庭的协同管理作用、个人的执行主体作用）。结论:GDM预防管理实践面临多重挑战，我国应加强GDM预防管理体系的建设，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医护人员的相关教育培训，同时应注重发挥政府、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及个人在GDM预防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进行了转制改革，但转制后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尚未能完全发挥其作用。研究组开展实地走访和调研访谈，发现转制后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存在职能定位不明确、区域卫生规划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财政支持不到位等问题。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要健康发展，需要多方协同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优化其经营环境，建设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目的:梳理2023年新版《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初始伦理审查申请材料提出的新要求，探讨提出这些新要求背后的伦理考虑，对各项初始伦理审查申请材料的准备应注意的关键细节及实践操作提出可行性建议，为研究者、伦理审查委员会和机构规范推进伦理审查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对比2016年《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相关规定，结合伦理理论前沿热点以及伦理审查工作实践进行讨论。结果:初始伦理审查申请材料准备应基于对新版《办法》的精准理解，强调合规的同时，避免形式化落实法规要求，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结论:准备高质量的伦理审查申请材料是研究者的责任，但是，机构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提供相应的支持，包括明确政策法规的最新要求、更新所在机构伦理审查标准操作规程，确保为研究者提供及时且持续的伦理培训和伦理咨询。伦理审查工作的规范和完善，需要更加全面的视角和系统的规划，强化各方主体的责任意识。

目的:分析与研究干细胞临床研究质量受权人制度实施中的难点与对策，并分享医院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推动并完善医疗机构质量受权人管理体系建设。方法:对医疗机构质量受权人制度中的人才匮乏、资质不明、职责不清、缺乏考核标准等进行总结分析。结果:针对目前质量受权人制度实施中难点，建议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干细胞研究机构顶层设计、明晰资质门槛、细化职责、继续培训考核制度、建立支撑体系等方面综合考虑。结论:医疗机构作为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责任主体，质量受权人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细胞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