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初步探讨伊布替尼联合甲氨蝶呤、异环磷酰胺、多柔比星脂质体及甲泼尼龙(I-MIDD方案)治疗复发难治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R/R PCNSL)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8例R/R PCNSL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给予伊布替尼(560 mg/d，连用21 d)、甲氨蝶呤(3.5 g/m 2，第1天)、异环磷酰胺(1.5 g/m 2，第2天)、多柔比星脂质体(25 mg/m 2，第3天)、甲泼尼龙(80 mg/d，第1～3天)，每21天为1疗程，治疗1～6个疗程。参照2005年国际原发神经系统淋巴瘤合作组制定的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以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作为治疗有效的标准。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4.0版对药物相关不良反应进行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的1年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 结果:18例患者经(3.8±1.7)个(1～6个)周期I-MIDD方案治疗后，其中10例达到完全缓解，5例达到部分缓解，1例疾病稳定，2例疾病进展；总有效比例为15/18。18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3个月(3～27个月)。至末次随访，完全缓解6例，复发5例，进展6例，死亡1例。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6个月(1～27个月)；总生存期为3～27个月。1年无进展生存率与总生存率分别为42.8%和87.4%。药物不良反应以骨髓抑制为主，24.6%(17/69例次)的患者出现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计数减少(Ⅲ～Ⅳ级)。Ⅲ级非血液系统不良反应2例，其中真菌性肺炎1例，泌尿系感染1例；Ⅰ～Ⅱ级非血液系统不良反应21例。结论:I-MIDD方案治疗R/R PCNSL的疗效和安全性均较好，或可作为R/R PCNSL的挽救治疗新方法。

制定再版物联网辅助评估和管理肺结节中国专家共识，目的为在原基础上通过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数字化、数字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体系化"的策略，将肺结节诊治中国共识和亚太指南融入"AI肺结节管理程序"(PNapp 5A)和初评与研判二流程体系，将手工业作坊式诊疗模式提升为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的物联网流水作业工程。(1)初评流程，由初诊医师和初评专家执行PNapp 5A的1A~3A程序。1A(Ask，询问)：录入吸烟史、肿瘤家族史、职业粉尘接触史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史等；2A(Assessment，评估)：应用影像学评估肺结节外观、内涵的良恶性特点和随访变化；3A(Advice，建议)：完成鉴别诊断所需肿瘤标志物、真菌和结核等常规检查。其后PNapp 5A自动反馈智能评估的肺结节恶性风险级别(低、中、高)，然后由初诊医师管理低级风险患者；对中、高度风险患者则建议AI和循环异常细胞等个体化检查，供初评和研判专家会诊参考；高度风险患者则需进入下述程序。(2)研判流程，由研判专家执行PNapp 5A的4A和5A程序。4A(Arrangement，安排)：有活检适应证者，首先顺序选择支气管镜引导(包括支气管内超声或磁导航支气管镜等)的非手术活检；不合适支气管镜检查或者有转移可能者，可考虑经胸壁针吸活检术。不能除外感染者，可考虑经验性抗生素治疗1~2周后复查；肺结节<10 mm者，可根据共识、指南安排随访。肺结节>10 mm难以确诊者应考虑为难定性肺结节，建议邀请更有经验的研判专家与AI系统交流互动(人机多学科会诊)会诊提供诊疗意见。5A(Assistance，辅助)：根据组织病理、分子病理和分期、实施术后常规管理，也可参考AI、循环异常细胞和表观遗传等个体化信息，制定个体化防治复发和转移方案，最终实现"名医治未病，大医惠众生"愿景。

目的:探讨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对其预后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9例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例，女4例。平均年龄62(50～69)岁。肿瘤位于肾脏3例，膀胱2例，睾丸4例。首发症状：肾肿瘤3例中2例为发热(1例伴腹痛及体重减轻)，1例为体检发现肾盂占位；膀胱肿瘤1例为肉眼血尿伴腹痛，1例为尿急、尿痛；4例睾丸肿瘤均为睾丸无痛性肿大。5例行CT检查见低密度肿物伴轻中度强化，4例睾丸肿瘤行B超检查提示不规则、不均质肿块内见血流信号。术前诊断均为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6例接受手术，3例行病灶穿刺获取病理。9例中4例接受手术治疗联合化疗，2例仅接受化疗，2例仅接受手术治疗，1例未治疗。肾肿瘤3例中，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予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利妥昔单抗(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肾盂占位性病变者行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术后予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2例膀胱肿瘤者均行TURBT，术后均拒绝放化疗。4例睾丸肿瘤者中，3例行患侧睾丸切除术，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3例行R-CHOP方案化疗，1例于外院行化疗及对侧睾丸放疗，具体方案不详；4例均行鞘内注射化疗药物(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地塞米松5 mg)预防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结果:本组9例术后恢复顺利，无手术及穿刺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8例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1例睾丸淋巴瘤为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按照Ann Arbor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确诊时Ⅰ～ⅡE期4例，ⅢE～ⅣE期5例。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0～2分6例，≥3分3例。随访时间平均18(6～66)个月。7例存活，其中3例完成化疗者中，2例完全缓解(睾丸淋巴瘤ⅡE期IPI评分1分和ⅣE期IPI评分2分各1例)，1例部分缓解(肾盂淋巴瘤ⅣE期IPI评分3分)；3例拒绝化疗者未见肿瘤复发或进展(膀胱淋巴瘤2例和肾盂淋巴瘤1例，均为ⅠE期IPI评分1分)；1例化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细菌真菌混合感染性肺炎停止化疗(睾丸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肾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1例和睾丸淋巴瘤Ⅲ期IPI评分2分1例，分别于确诊后6个月、17个月因肿瘤进展死亡。结论: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以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为主，临床表现特异性差，诊断时应根据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与其他常见肿瘤进行鉴别，避免误诊误治。组织病理学是诊断的金标准，R-CHOP方案化疗为首选治疗手段。

近年来中国肺移植技术发展迅速，感染仍是肺移植术后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中包括侵袭性真菌病。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发病率高，是影响术后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真菌还可通过免疫途径诱发排斥反应，导致急、慢性移植物功能丧失。为规范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肺移植学组根据国际指南与共识及中国《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年版)》 [1,2,3,4,5,6]，结合近期国内、外临床证据，针对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在流行病学、诊断、预防、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制定本规范，以期为中国肺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目的:研究初发SLE住院患者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仁济医院南院区风湿科住院的病程<1个月的初发SLE患者194例。按照随访1年内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51例）和未感染组（143例）。按数据分布类型选用相应的统计方法： t检验和 χ2检验；多元分析采用Cox回归方法和Log-rank生存分析。 结果:194例初发SLE患者在1年的随访期间，死亡21例占11%，发生感染51例占26%。在51例感染中，常见的感染部位依次为肺部（34例占67%）、中枢神经系统（9例占18%）及血流（9例占18%）。在42例病原学明确的病例中，最常见的病原菌为细菌（19例占45%），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真菌（18例占43%）及分枝杆菌（7例占17%）。根据感染发生时间分析，75%（38/51）的感染发生在SLE诊断后的前3个月，且这一群体的病死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39%，15/38）和（2%，3/143）， χ2=42.59， P<0.01]。对比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基线期数据提示，2组在年龄（≥40岁）、SLEDAI积分（>10分）、SLE国际临床协作组/ACR SLE损伤指数（SDI）积分（≥1分）、心包积液、LN、胃肠道血管炎、糖尿病、淋巴细胞计数下降（<0.8×10 9/L）、血小板计数下降（<100×10 9/L）、血清肌酐升高（>104 mmol/L）及球蛋白下降（<20 g/L）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行Cox多因素回归提示合并LN、胃肠道血管炎及淋巴细胞计数<0.8×10 9/L为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在初发SLE患者中，低淋巴细胞血症、合并狼疮肾炎及胃肠道血管炎是并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熟悉上述危险因素将有助于临床医生及时恰当地干预，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支气管镜检查快速现场评估（B-ROSE）在重症侵袭性支气管肺曲霉病（IBPA）中的诊断价值，旨在为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开始抗真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入选2014年6月至2022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监护治疗病房（RICU）收治的疑诊为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排除入院时以其他病原体（如细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为主者。入RICU 24 h内尽快实施床旁B-ROSE，从而指导是否开始抗真菌治疗。以目前侵袭性曲霉病国际诊断标准作为"金标准"，计算B-ROSE的诊断符合率、敏感度和特异度等，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该方法对诊断IBPA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76例疑诊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纳入研究。依据国际诊断标准，IBPA 81例，非IBPA 95例；根据B-ROSE早期诊断，IBPA 89例，非IBPA 87例。B-ROSE的诊断符合率为84.09%（148/176），B-ROSE诊断重症IBPA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4，95%可信区间（95% CI）为0.782~0.905，敏感度为87.65%，特异度为81.05%，阳性预测值为79.78%，阴性预测值为88.51%，漏诊率为12.35%（10/81），误诊率为18.95%（18/95）。与真阴性组比较，假阴性组（漏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70.0%（7/10）比9.1%（7/77）， P<0.01〕以及伴有糖尿病的比例〔40.0%（4/10）比10.4%（8/77）， P<0.05〕均显著性升高；但两组B-ROSE均表现为黏膜出血、充血及水肿〔100.0%（10/10）比94.8%（73/77）， P>0.05〕，提示黏膜急性炎症改变为非特征性。与真阳性组比较，假阳性组（误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显著降低〔33.3%（6/18）比60.6%（43/71）， P<0.05〕；B-ROSE结果显示，误诊组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及伪膜的病例比例亦显著降低〔16.7%（3/18）比52.1%（37/71）， P<0.01〕，提示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例以及B-ROSE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和伪膜的病例不容易误诊。容易误诊为IBPA的肺炎样表现的疾病主要有肺结核（38.9%，7/18）、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27.8%，5/18）以及肺血管炎（16.7%，3/18）等。 结论:在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B-ROSE有助于重症IBPA早期抗曲霉治疗的决策，该方法快速、简单，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B-ROSE缺少特征性样改变，尤其对于长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和糖尿病患者并发的重症肺炎，需注意IBPA漏诊；而肺结核、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和肺血管炎等疾病应警惕误诊为IBPA。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患者中一些病例合并细菌和/或真菌感染，但实际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比例较高。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指出："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本文根据以往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治疗中的经验和目前发表的COVID-19相关文献中细菌和真菌感染以及抗菌药物应用的情况，提出在COVID-19治疗中抗菌药物的应用应遵循以下原则：（1）对尚未确诊的患者在病因不明且不能排除细菌感染时，可短期经验性使用抗菌药物；（2）对已经确诊的COVID-19患者，在没有细菌感染证据的情况下应避免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3）有医院内感染证据的COVID-19患者应根据病原学检查，选择适当的抗菌药物。

目的:探讨对髓系肿瘤患者采取改良伏立康唑方案预防侵袭性真菌病(IFD)血药浓度变化、预防效果和治疗费用等。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陕西省肿瘤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08例拟使用改良伏立康唑方案进行IFD预防治疗的髓系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改良伏立康唑方案中，成年患者IFD预防治疗的伏立康唑负荷剂量为6 mg/(kg·次)，维持剂量为200 mg/次，间隔12 h给药1次；12~18岁且体重≥50 g者，伏立康唑剂量同成年患者；年龄<12岁或年龄为12~18岁且体重<50 kg者，伏立康唑负荷剂量为6 mg/(kg·次)，维持剂量为4 mg/(kg·次)，间隔12 h给药1次。测定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并计算血药浓度达标率。采用方差分析或 t检验比较不同类型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不同类型患者真菌感染突破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根据既往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对可能影响伏立康唑预防IFD效果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获得唐都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第201709-11号)，并与全部患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组使用改良伏立康唑方案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为(1.89±1.21)mg/L。其中≥0.5 mg/L患者占89%(96/108)，≥1 mg/L者占78%(84/108)。以1 mg/L为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达标阈值，伏立康唑日剂量<5 mg/(kg·d)患者的血药浓度达标率显著低于≥5 mg/(kg·d)者[59%(10/17)比81%(74/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194， P＝0.041)。②不同年龄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102， P＝0.001)。伏立康唑日剂量<5 mg/(kg·d)患者血药谷浓度显著低于≥5 mg/(kg·d)者[(1.35±0.79) mg/L比(2.06±0.57) mg/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763， P＝0.042)。③本研究108例患者中，发生IFD者为9例(8.3%，包括临床诊断者1例和拟诊者8例)。发生IFD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显著低于未发生者[(1.08±0.8) mg/L比(2.11±1.21) mg/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5， P<0.001)。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0.5 mg/L及>0.5 mg/L患者的真菌感染突破率分别为33.3%(4/12)及5.2%(5/96)，≤1 mg/L及>1 mg/L者分别为25.0%(6/24)及3.6%(3/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根据既往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对患者年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原发病、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越高，IFD预防效果越好( OR＝3.584，95% CI：1.690~7.601， P＝0.001)。④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4 mg/L患者的幻觉发生率(10.9%，10/101)，显著低于>4 mg/L者(42.9%，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5)。⑤改良伏立康唑方案的日均治疗费用为(653.89±44.69)元，显著低于根据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计算的(991.52±188.05)元，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8.157， P<0.001)。 结论:改良伏立康唑方案在未降低髓系肿瘤患者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基础上，IFD预防效果好，不良反应少，并明显降低了抗真菌药物的治疗费用。

目的:分析卷丹鳞叶、根的内生真菌和根际土真菌的群落结构,预测药用部位鳞叶内生真菌的生态功能,从而挖掘出与卷丹活性成分密切相关的功能类群.方法:利用Illumina MiSeq测序技术对卷丹鳞叶、根的内生真菌和根际土真菌内源转录间隔区(ITS)的 rDNA 进行序列测定,并在 FUNGuild 软件中利用操作分类单元(OTUs)对鳞叶内生真菌群落进行功能分类.结果:①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是卷丹的优势菌门,毛孢子菌属和镰刀菌属是鳞叶的优势菌属,其中毛孢子菌属在鳞叶中的丰度显著高于根和根际土.②卷丹鳞叶内生真菌被划分为8 个功能类群,分别为未定义腐生菌、植物病原菌、植物内生菌-植物病原菌、动物病原菌-未定义腐生菌、外生菌根、垫料腐生菌-未定义腐生菌、植物内生菌-未定义腐生菌和木腐生菌,未定义腐生菌为最优势的类群,OTUs主要归属于炭垫菌属.结论:毛孢子菌属和镰刀菌属可能与卷丹药用部位的活性成分密切相关.

个体大小反映林木径向生长状况,细根对根际土壤环境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探讨不同大小个体的林木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土壤微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个体水平揭示林木地下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作用机制.该研究以11年生刨花楠(正名:刨花润楠,Machilus pauhoi)为对象,基于不同大小个体进行细根与根际土壤取样,分析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土壤养分含量、微生物群落结构及酶活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不同大小林木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微环境均存在差异,其中细根生物量、比根长、根长密度、根体积密度、根组织密度、根氮含量和根磷含量等指标差异显著,除比根面积和根组织密度外,其他各细根功能性状均以中等个体为最大,根际土壤碳氮磷含量也以中等个体刨花楠为最高.2)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比根长、根体积密度、细根生物量及根际土壤真菌、放线菌含量等性状变异系数较大,其中中等刨花楠个体变异系数相对较大,而小刨花楠个体相对较小,各大小个体都倾向于通过调节根体积密度、细根生物量及根际土壤真菌含量、硝态氮含量等性状以适应环境变化.3)不同大小个体细根采取的资源利用策略不同,中等刨花楠个体具有较大的比根长、根氮含量、根磷含量,采取资源获取型策略以优化其对养分的获取能力,根组织密度较大的小个体细根采取资源保守型策略以提升其应对环境胁迫的能力,而大个体细根则采取地上、地下协同生长的资源权衡策略.4)根际土壤微环境中的土壤全碳含量、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放线菌含量、铵态氮含量、酸性磷酸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是影响刨花楠细根功能性状的主要因子.不同大小刨花楠个体细根功能性状与根际微环境间关系存在差异.小刨花楠个体细根主要受根际土壤养分的影响;中等刨花楠个体细根主要受根际土壤中放线菌含量及酸性磷酸酶活性影响;而大刨花楠个体细根性状表现出既受根际土壤养分影响又受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中细菌、放线菌含量影响的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开展刨花楠微地形造林、精确制定其人工林抚育间伐措施、培育大径材人工林等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