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苏(Perilla frutescens)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和营养成分,是严格的短日照植物.目前,对紫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量和脂肪酸积累等农艺性状,而对紫苏开花进程及花器官形成的研究较少,其分子调控机制尚不明确.FLOWERING LOUC T(FT)是目前公认的感知光周期的关键基因,在花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PfFT3是FT-like亚家族基因,其在植物开花调控的功能尚待揭示.本研究首先通过亚细胞定位证明PfFT3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之后构建植物表达载体pCAM-BIAI1303-PfFT3,并通过农杆菌介导的花序浸染法转化野生型Col-0和突变体fd-2、fd-3和ft-10拟南芥,以此分别获得稳定遗传的纯合的过表达和回补转基因株系.结果分析表明,PfFT3的过表达能够显著促进拟南芥开花并且能够挽救突变体fd-2、fd-3和ft-10的晚花表型,进一步研究表明,外源PfFT3基因的表达促进下游内源开花基因AtSOC1、AtAP1、AtFUL和AtLFY的表达.综上所述,本研究阐明了 PfFT3在促进开花过程的积极作用,为深入研究PfPEBP基因的功能及紫苏短日照早花优良种质培育奠定基础.

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HLP)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由遗传因素、相关环境因素以及其他疾病等引起.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药食同源中药植物黄酮用于高脂血症的防治.天然来源的黄酮类化合物种类多样、结构复杂、生物活性丰富,可防治包括高脂血症在内的多种慢性疾病.然而,其防治高脂血症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应用药食同源植物黄酮治疗高脂血症周期长、见效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疗效及安全性的判断.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组、代谢组及转录组学等多组学研究技术和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药食同源植物黄酮防治高脂血症提供了新的认知思路,基于多组学技术对药食同源植物黄酮降脂机制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有助于揭示植物黄酮与高脂血症病理过程中关键分子和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为开发治疗高脂血症及其并发症的功能性食品提供指导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与现代医学在系统科学与生命组学领域的融合与创新,也为高脂血症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基于此,该文尽可能全面地阐述药食同源植物黄酮在高脂血症防治中的多组学联合作用机制,为高脂血症的防治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目的:报道2例儿童肾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ation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并复习文献，旨在提高对PTLD的认识。方法:收集并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2例PTLD患儿的临床资料。检索从建库至2020年1月的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Cochrane Library、万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收集PTLD相关文献并行文献复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TLD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两例PTLD患儿移植前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检查均为阴性，均接受过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治疗。病例1和病例2分别于肾移植术后3个月、12个月诊断为PTLD，伴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反应阳性。病例1病理诊断为单形性PTLD，病例2临床考虑非霍奇金淋巴瘤，二者均予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移植肾功能正常。但例1患儿于肾移植后30个月死于颅内真菌感染。结合本中心2例及文献复习的54例儿童肾移植PTLD进行分析，移植至PTLD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1.8个月，初发部位以消化道[17例（30.4%）]、呼吸系统[8例（14.3%）]、神经系统[7例（12.5%）]和咽淋巴环[7例（12.5%）]为主，病理类型以单形性PTLD为主[34例（60.8%）]。56例患儿诊断PTLD时EB病毒血清学反应均为阳性。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48例，其中8例移植物失功；11例死亡患者中3例死于感染，8例死于PTL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形性PTLD为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OR=21.616，95% CI 1.007~464.107， P=0.049）。 结论:肾移植儿童PTLD大多与EB病毒感染有关，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单形性PTLD预后不良，病死率较高。

目的:探讨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患者和非G6PD缺乏症患者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过程中预处理毒性、移植并发症和生存的差异。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21年1月G6PD缺乏症患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allo-HSCT的连续病例作为研究组。以1∶5的比例随机抽选同期接受allo-HSCT，且性别、年龄、疾病、移植方式匹配的非G6PD缺乏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结果:共7例G6PD缺乏患者进入研究组，35例非G6PD缺乏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7例G6PD缺乏患者中男6例，女1例，中位年龄37（2～45）岁，均无明显G6PD缺乏症相关临床症状；血液系统原发病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3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例。移植后28 d内研究组所有患者均获得粒细胞植入，对照组粒细胞植入率为94.3%；研究组、对照组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3（11～17）d、12（10～23）d（ P＝0.601），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21（6～64）d、14（7～70）d（ P＝0.113）。研究组、对照组继发性移植物功能不良（PGF）发生率分别为42.9%（3/7）、8.6%（3/35）（ P＝0.036），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发生率分别为71.4%（5/7）、31.4%（11/35）（ P＝0.049），出血性膀胱炎发生率分别为57.1%（4/7）、8.6%（3/35）（ P＝0.005），细菌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00.0%（7/7）、77.1%（27/35）（ P＝0.070），EB病毒（EBV）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3%（1/7）、14.3%（5/35）（ P＝1.000），真菌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3%（1/7）、25.7%（9/35）（ P＝0.497），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PTLD）发生率分别为0%（0/7）、5.7%（2/35）（ P＝0.387）。 结论:合并G6PD缺乏的血液病患者可耐受常规allo-HSCT预处理方案，粒细胞、血小板可顺利植入，但移植后需警惕病毒感染、出血性膀胱炎及继发性移植物功能不良。

近年来中国肺移植技术发展迅速，感染仍是肺移植术后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中包括侵袭性真菌病。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发病率高，是影响术后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真菌还可通过免疫途径诱发排斥反应，导致急、慢性移植物功能丧失。为规范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肺移植学组根据国际指南与共识及中国《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年版)》 [1,2,3,4,5,6]，结合近期国内、外临床证据，针对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在流行病学、诊断、预防、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制定本规范，以期为中国肺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多种血液系统疾病无可取代的治疗手段。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是其常见的并发症，也是制约患者生存的重要原因。国内资料显示，中度和重度急性GVHD（aGVHD）的发生率为13%~47%，仅有25%~30%的Ⅲ级和1%~2%的Ⅳ级aGVHD患者获得长期存活（>2年） [1]。aGVHD主要累及皮肤（81%）、胃肠道（54%）和肝脏（50%）三个器官 [2]，其中胃肠道aGVHD（GI-aGVHD）是allo-HSCT后非复发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利用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治疗aGVHD已成为研究热点。

目的:探讨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治疗肝细胞癌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1例行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性肝细胞癌受者，年龄为46岁，体质量为66 kg，身高为171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1来自女性活体供者，年龄为23岁，体质量为50 kg，身高为150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2来自男性脑死亡捐献者，年龄为44岁，血型为A型Rh阳性。手术在3个手术间施行，2个手术间同时施行移植物1和移植物2的切取手术，第3个手术间施行受者肝脏游离，当移植物的体外拼接接近完成时，完整取出受者肝脏，并施行肝移植。观察指标：(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肝细胞癌复发监测、移植肝功能监测、免疫抑制剂监测调整、胆道血管并发症监测、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受者需终生定期随访，最近一次随访时间为2019年12月4日。计数资料采用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结果:(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活体供者手术时间为315 min，术中出血量约200 mL，术中输入自体回收血量约200 mL，术后第6天出院，无并发症发生。受者顺利完成改良背驼式肝移植。移植物1取自活体供者不含肝中静脉的肝右叶，质量410 g。移植物2取自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质量400 g，拼接后的供者移植物质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1.2%。受者手术时间为815 min，无肝期时间为60 min，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术中输血量为1 800 mL。住院期间受者体温正常。术后第1天受者白细胞(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达到峰值(分别为17.15×10 9/L和91.7%)，后逐渐降低，采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抗感染，术后第7天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降至正常范围(分别为7.90×10 9/L和70.9%)，停用抗菌药物。住院期间，受者白蛋白(Alb)为31.0～41.4 g/L，受者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肝功能指标均逐渐下降至正常范围，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肾功能指标均在正常范围。术后第10天受者全身状况良好，康复出院。(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①中分化肝细胞癌，肿瘤包膜欠完整，未侵及肝被膜，周围肝组织呈乙型病毒性肝炎后结节性肝硬化改变，肝门断端未见肿瘤累及；②慢性胆囊炎伴胆固醇沉积；③腹腔淋巴结1枚，呈反应性增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提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10%细胞为阳性)、乙型肝炎核心抗原阴性。(3)随访情况：受者2019年11月19日复查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2.9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6 AU/L，结合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阴性结果提示肿瘤无复发。受者2019年12月3日复查肝功能：TBil 8.6 μmol/L，ALT 23 IU/L，AST 28 IU/L，Alb 44.0 g/L；他克莫司血药浓度4.2 μg/L，调整吗替麦考酚酯至250 mg 2次/d，其余治疗不变(他克莫司2 mg 1次/d，西罗莫司1 mg 1次/d)；无症状、体征及检查结果提示胆道血管并发症、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 结论: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安全、有效，可以作为治疗超出米兰标准肝细胞癌患者的次优方案。

例1，患者，男，48岁，因左眼反复发红、磨痛、视力下降2个月及热泪溢出感4 d于2017年1月13日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就诊。患者1年前因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在外院接受异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术，术后早期出现脾脏排斥反应，应用抗排斥药物后病情稳定，半年前停药。眼科检查：右眼视力0.1，矫正视力0.2，眼压17 mmHg(1 mmHg＝0.133 kPa)，球结膜充血，角膜上皮粗糙，晶状体密度增高，其余未见明显异常；左眼视力0.05，不能矫正，眼压T-1，球结膜明显充血，角膜中央穿孔，白色分泌物附着，角膜基质水肿，KP(－)，前房浅，前房闪辉(+)，瞳孔欠圆，晶状体密度增高，位置前移，眼内窥不入(图1)。左眼溪流试验(+)，角膜刮片未见微生物生长。Schirmer Ⅱ试验：右眼3 mm/5 min，左眼4 mm/5 min。诊断：左眼角膜穿孔；双眼干眼(继发性)；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cGVHD)，入院后使用抗细菌和抗炎滴眼液及人工泪液点眼。2017年1月14日行左眼穿透角膜移植术(penetrating keratoplasty，PKP)，术后佩戴角膜绷带镜。病变角膜细菌培养示克氏库克菌生长，药物敏感性试验示对左氧氟沙星、加替沙星、氧氟沙星、夫西地酸敏感。术后全身应用氢化可的松注射液150 mg静脉滴注，左眼局部应用质量分数0.5%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和眼膏、体积分数20%自体血清、质量分数0.3%玻璃酸钠滴眼液，角膜上皮修复后加用他克莫司滴眼液抑制排斥反应；右眼用0.1%氟米龙滴眼液代替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和眼膏，其他药物同左眼。出院眼科检查：右眼视力0.3，矫正视力0.6，球结膜轻度充血，角膜上皮略粗糙。左眼视力0.05，不能矫正，球结膜轻度充血，角膜植片轻度水肿，角膜上皮完整(图1)。术后1个月左眼角膜植片上皮缺损，调整局部用药后未修复，2017年3月2日再次入院。左眼视力0.04，不能矫正，球结膜轻度充血，角膜植片中央轻度混浊，上皮缺损4 mm×3 mm。Schirmer Ⅱ试验：右眼5 mm/5 min，左眼1 mm/5 min。角膜刮片无微生物生长。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检查示病灶区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诊断：左眼角膜植片溃疡；左眼PKP术后；双眼干眼(继发性)；cGVHD，局部用药同右眼出院前，症状无明显缓解，2017年3月3日行双眼下泪点栓塞，角膜仍无明显修复。2017年3月6日行左眼睑缘粘连术，上下睑缘中内、中外1/3做睑缘创面永久性缝合，病情稳定后出院，1周后拆除皮肤缝线，角膜上皮愈合。

目的:探讨脂质体多柔比星强化预处理方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白血病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20例应用脂质体多柔比星强化预处理方案allo-HSCT患者的资料。分析患者移植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及预后。结果:白细胞植活中位时间17 d（13~23 d），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22.5 d（最短13 d，最长>90 d）。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慢性GVHD分别有2例和1例；出血性膀胱炎8例，EB病毒血症15例，巨细胞病毒血症8例，败血症1例，急性肝损伤1例，真菌性肺炎2例。中位随访31.7个月（0.8~53.8个月），1例患者移植后第25天发生颅内感染而死亡；3例患者随访期内复发，其中2例死亡；其余16例患者随访期复查均为100%供者基因。结论:脂质体多柔比星强化预处理方案allo-HSCT治疗白血病效果较好，提高预处理强度未增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EB病毒、巨细胞病毒血症发生率虽然较高，但积极治疗后均好转。

患者，男，15岁，2021年12月23日因"反复发热1个月，右眼睑进行性红肿4 d"入院。入院时高热，热峰至39.8 ℃，重度贫血貌，胸骨压痛，左眼睑红肿，无压痛，视力正常。血常规：WBC 26.82×10 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5×10 9/L，HGB 121 g/L，PLT 393×10 9/L。骨髓象提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AML-M 1）。免疫分型：原始幼稚细胞群A约87.4%，表达CD43、CD38；部分表达MPD、HLA-DR、CD11b、CD34、CD117、CD123。骨髓活检病理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病理改变。多重PCR筛查56种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t（6;9）（p23;q34）/DEK-NUP214融合基因阳性（突变比例272.27%）；髓系相关突变二代测序（NGS）：FLT3-ITD突变阳性（AR＝0.759），RUNX1突变阳性（p.Asp332Asn突变比例46.9%）、WT1突变阳性（p.Arg385fs突变比例15.0%和p.Arg375fs突变比例14.9%）。眼眶、视神经MR平扫+增强：鼻周、左侧眶周及左侧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影像。在使用羟基脲降细胞处理后予标准剂量DA方案诱导治疗。同时经验性予亚胺培南和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诱导治疗后，患者三系快速下降，然而体温仍升高，眼睑部位较前进展。上眼睑出现水疱，眶周和鼻周肿胀，病灶逐渐累及左下眼睑、右上眼睑、右下眼睑和双侧眶周区域。2022年1月4日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左侧较前略减轻，右侧较前略明显。基于患者眼睑病灶进展，考虑此前方案疗效不佳。2021年12月31日在DA方案基础上加用维奈托克继续诱导治疗。患者处于粒细胞缺乏状态，服用泊沙康唑预防真菌感染，调整维奈托克剂量为50 mg/d，持续2周。患者在DAV方案诱导治疗结束后眼睑病灶基本消退，化疗后出现Ⅳ级骨髓抑制，粒细胞缺乏期持续21 d。骨髓原始粒细胞占3.5%，见吞噬细胞及吞噬血细胞现象。2022年1月31日始予第2个疗程诱导治疗，调整为IAV方案：伊达比星12 mg/m 2第1～3天，阿糖胞苷100 mg/m 2第1～7天（间隔12 h静脉滴注），维奈托克50 mg/d第1～14天，并鞘内注射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脑脊液检查未见中枢神经系统浸润。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复查骨髓：增生活跃，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MRD）：分析见原始幼稚细胞群约0.23%，表达CD13、CD15、CD16、CD34、CD117、CD123、HLA-DR，部分表达CD33、CD64。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46%，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08%。此后患者接受中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治疗，行3次腰椎穿刺鞘内注射。4月7日复查骨髓象：增生低下，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阴性。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08%，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12%。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基本消失。患者在3个疗程化疗后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022年4月20日进行含氟达拉滨、白消安和环磷酰胺的FBUCY预处理，分别于4月27日和4月28日输注其父的造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7.23×10 8/kg，CD34 +细胞5.89×10 6/kg。持续服用环孢素A和霉酚酸酯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移植后第17天粒细胞植入，第19天血小板植入。移植后1个月，复查骨髓、MRD、基因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1年余，后因重症肺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