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卫星棒技术对休门氏病后凸畸形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治疗后维持矫正效果和促进椎体重塑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受矫正手术治疗且随访至少2年的休门氏病后凸畸形患者26例，男21例、女5例，年龄（14.5±0.9）岁（范围13~16岁）。Risser征1级5例、2级10例、3级11例。采用双棒固定（双棒固定组）13例、双棒+卫星棒固定（卫星棒固定组）13例。比较两组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的椎体前缘高度（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AVBH）、椎体后缘高度（pos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PVBH）、整体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椎间盘楔变角（disc wedging angle，DWA）、椎体楔变角（vertebral wedging angle，VWA）和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问卷评分（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结果: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术后随访时间分别为（3.1±1.0）年和（2.9±1.1）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4， P=0.837）。术后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矫正率分别为51.1%±5.1%、46.7%±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74， P=0.099）。随访期间卫星棒固定组患者矫正丢失0.6°±0.3°，低于双棒固定组的1.8°±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52， P<0.001）。与术后即刻相比，末次随访时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发生楔形变椎体的AVBH/PVBH比值均增加（ P<0.05）；卫星棒固定组楔形变最严重椎体的AVBH/PVBH比值增长率为32.6%±8.5%，高于双棒固定组的22.5%±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1， P=0.030）。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SRS-22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休门氏病患者矫形术后楔形变椎体的前缘高度明显增加；相比于传统双棒技术，应用卫星棒技术可获得更明显的椎体重塑和更少的矫正丢失。

目的:对比凹侧撑开与凸侧切除治疗先天性颈胸段侧凸畸形的技术差异，并评价其疗效。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收治先天性颈胸段侧凸畸形8例患者的病历资料。男5例，女3例；手术时年龄为（12.5±4.5）岁（范围6~20岁）。C 7楔形椎1例，T 1半椎体及不对称蝶形4例，T 2半椎体2例，T 1-2后方小关节融合、椎板楔形变1例，均有不同程节段融合。2015年前采用凸侧切除技术（一期前后联合入路半椎体切除、环形截骨矫形术）治疗4例；2015年后采用凹侧撑开技术（一期前后联合入路行松解、椎间隙和关节突间隙撑开、cage置入融合术）治疗4例，其中2例患者行双节段凹侧撑开。记录围手术期神经、血管损伤及切口并发症发生情况。主要观察指标为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时影像学结构弯Cobb角、头尾侧代偿弯Cobb角、下颌倾斜角、颈部倾斜角、肩平衡角及头部偏移距离。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凸侧切除组单椎手术时间（201±100）min（范围113~300 min），单椎术中出血量（294±153）ml（范围100~450 ml），住院时间（14±3）d（范围11~18 d），随访时间（51±11）个月（范围36~60个月）。凹侧撑开组单椎手术时间（117±14）min（范围101~129 min），单椎术中出血量（119±36）ml（范围85~167 ml），住院时间（17±3）d（范围14~20 d），随访时间（28±21）个月（范围12~60个月）。凸侧切除组单椎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均较凹侧撑开组明显增加（ t=1.66， P<0.001； t=2.22， P=0.041）。凸侧切除组结构弯Cobb角术前45.1°±21.0°，术后22.7°±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53， P=0.038），矫正率54.8%±30.9%；头侧代偿弯Cobb角术前22.1°±8.2°，术后8.2°±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01， P=0.049），矫正率66.8%±15.1%；下颌倾斜角术前7.8°±3.1°，术后3.5°±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2， P=0.018），矫正率51.0%±29.7%。凹侧撑开组结构弯Cobb角术前32.2°±27.2°，术后16.3°±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43， P=0.024），矫正率59.0%±24.7%；尾侧代偿弯Cobb角术前18.9°（17.2°，32.1°），术后9.5°±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00， P=0.049），矫正率64.0%±24.1%；肩平衡角术前3.9°±2.3°，末次随访时0.3°±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75， P=0.040），矫正率97.0%（48.5%，99.8%）。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矫正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头颈肩部外观较术前改善。凸侧切除组2例患者术后出现神经根刺激症状，均为凸侧症状，1例表现为C 5神经根麻痹导致三角肌力量减弱，1例表现为肱三头肌肌力减弱。凹侧撑开组术后1例患者出现凸侧神经根刺激症状，表现为C 5神经根麻痹。均予脱水、激素、神经营养药等治疗，于出院前症状有所改善，术后3个月复查时肌力均恢复正常。 结论:应用凸侧切除或凹侧撑开技术治疗先天性颈胸段侧凸畸形均安全、有效，凹侧撑开术具有更加安全、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血量较少和手术难度较低的优势。

僵硬性脊柱后凸畸形通常是指后凸Cobb角较大（≥70°），且椎体间柔韧性明显下降（弯曲的柔韧性<30°）的脊柱畸形，可由脊柱原发性疾病、外伤或其他疾病引起。严重的脊柱后凸畸形不仅影响患者美观，还会伴有脊髓或神经功能损害。三柱截骨术是目前治疗此类患者的唯一有效手段，其中以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PSO）及其改良术式应用最为广泛。不对称PSO（asymmetrical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APSO）不但能有效重建患者的矢状面、冠状面平衡，而且更容易实现截骨面完全闭合，有利于截骨面达到坚强的骨性融合及增强局部稳定性。保留椎弓根下壁的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partial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PPSO）可降低腰神经出口根损伤发生率，常应用于各类脊柱畸形矫正。保留椎弓根下壁的经椎弓根椎体+椎间盘截骨术（modified partial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MPPSO）多用于伴椎间盘损伤的创伤后胸腰椎后凸畸形，其优势在于骨-骨接触降低了椎间盘源性腰痛的风险、提高了融合率。中柱闭合-前柱张开楔形截骨术（closing-opening wedge osteotomy，COWO）在闭合后柱的同时张开前柱，可实现更大的后凸矫正度数。经椎弓根椎体+椎间盘开合式楔形截骨术（modified closing-opening wedge osteotomy, MCOWO）多用于椎体楔形变的陈旧性胸腰椎骨折后凸畸形，可获得良好的矫形效果。经椎弓根椎体+椎间盘截骨术（bone-disc-bone osteotomy，BDBO）也可实现骨对骨的截骨面闭合，通常可获得较好的融合效果，但术中去除部分多、难度大、操作复杂，容易引起神经和血管损伤。明确各改良术式的截骨范围、矫形效果及优劣势有助于为患者个性化制定手术方案，获得理想的矫形效果和改善预后。

远端交界性问题（distal junctioanal problem，DJP）是脊柱矫形融合内固定术后严重的并发症。由于脊柱固定融合手术量逐年增加，术后发生远端交界性问题也随之上升。与近端交界性问题相比，远端交界性问题发生率低，但临床症状重，手术翻修率高。远端交界性问题包括远端交界性后凸和远端交界性失败。远端交界性后凸目前使用的定义较混乱，但最常用的是末次随访远端交界角>10°，并较术前增加10°。远端交界性失败有6种类型：腰椎前凸丢失、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下方椎间盘急性楔形变、LIV骨折、LIV远端椎体骨折、LIV内固定失败、固定远端发生椎管狭窄或不稳。发生DJP的可能危险因素大致分为个体因素、手术因素及影像学因素，包括：体重、年龄、脊柱畸形类型、骨质疏松、远端固定椎的选择不当、髋关节疾病、畸形位置、手术入路、手术切除范围过大、融合节段过短、不同内固定器械、LIV位于L 5、下端固定至S 1、不恰当的手术操作、术后脊柱序列恢复不佳等。DJP的发生率、危险因素、是否需要翻修以及翻修策略等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对目前DJP的诊断标准、发生率、危险因素等研究进展进行的文献综述，旨在提高对远端交界性问题的认识。

目的:探讨不同压力球囊扩张结合撬拨复位植骨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的效果及术后再骨折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收治的胸腰椎骨折患者100例，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不完全扩张组33例，适度扩张组33例，完全扩张组34例。3组均采用球囊扩张结合撬拨复位植骨固定治疗，其中不完全扩张组、适度扩张组、完全扩张组球囊扩张压力分别为100、150 psi和不超过200 psi，球囊扩张容积分别为0.5∶1、1∶1、1.5∶1。比较3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和住院时间，以及手术前后局部Cobb角、疼痛视觉模拟量表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ability index，ODI）评分。根据术后随访是否发生再骨折分组，比较再骨折组和未再骨折组的临床资料，分析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ˉ±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3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 q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或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 结果:3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引流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96、0.328和0.344）；适度扩张组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高于不完全扩张组和完全扩张组［（84.15±4.21）%比（70.18±7.44）%、（75.94±6.56）%］，住院时间短于不完全扩张组和完全扩张组［（10.38±2.35）d比（15.18±3.44）、（14.59±2.48）d］（均 P<0.001）。术前，3组患者的Cobb角、VAS和ODI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组患者Cobb角、VAS和ODI评分均低于术前，且适度扩张组均低于不完全扩张组和完全扩张组［（14.08±2.15） °比（16.48±4.85） °、（15.06±3.45） °，（1.81±0.53）分比（2.25±0.41）、（2.31±0.42）分，（18.16±2.18）分比（20.48±4.85）、（20.01±4.45）分］（均 P<0.001）。100例患者随访至骨折痊愈，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再骨折分为再骨折组（15例）和未再骨折组（85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体质量指数和骨密度是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再骨折的保护因素（比值比分别为0.66和0.15，95%置信区间：0.51~0.86、0.05~0.42， P值分别为0.006和<0.001），椎体有陈旧性楔形变和腰椎结构异常是导致术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4.22和6.36，95%置信区间：1.14~15.56、1.43~28.21， P值分别为0.027、0.015）。 结论:撬拨复位植骨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术中选择球囊扩张压力为150 psi的效果更好。体重指数和骨密度是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再骨折的保护因素，椎体有陈旧性楔形变、腰椎结构异常是导致术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单发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OVCF）的节段分布及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0年10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收治的944例单发OVCF的病历资料，男175例、女769例，年龄（72.1±9.6）岁（范围45~97岁）。总结OVCF节段分布规律，比较高发节段和非高发节段的人口学特征、合并疾病种类、脊柱外伤类型、胸腰背痛主诉时间、椎体楔形变水平和骨密度。结果:OVCF呈现以T 10为界限的非对称性双峰分布。第一峰区（下胸腰椎）为T 11~L 5，峰值位于L 1，共864例；第二峰区（中上胸椎）为T 5~T 10，峰值位于T 7，共80例。第一峰区的年龄为（71.8±9.6）岁，小于第二峰区的（75.0±9.8）岁（ t=2.78， P=0.005）。第一峰区女性占比为81.37%，第二峰区为82.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6， P=0.803）。第二峰区主诉胸腰背痛<1周的比例为43.8%，低于第一峰区的60.2%（χ 2=11.50， P=0.009）。第二峰区多以隐匿外伤为主（50.0%，40/80），第一峰区多以明显外伤为主（64.1%，554/864），两峰区脊柱外伤类型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0.71， P<0.001）。第二峰区伤椎前后高度比为0.80±0.14，低于第一峰区的0.84±0.13（ t=2.48, P=0.013）。第一峰区伤椎前后高度比在胸腰背痛2~周组为（0.80±0.15）、>4周组为（0.77±0.19），低于胸腰背痛<1周组的（0.85±0.11）和1周~组的（0.86±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第二峰区伤椎前后高度比在胸腰背痛<1周组为（0.78±0.13）、1周~组为（0.83±0.14）、2周~组为（0.84±0.13）、>4周组为（0.78±0.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01， P=0.394）。32.4%（306/944）的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1种；第二峰区冠心病合并率（21.3%，17/80）和脑梗死合并率（36.3%，29/80）均高于第一峰区（11.6%，100/864；20.3%，175/8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31， P=0.012；χ 2=11.06， P<0.001）。其中371例OVCF（女308例、男63例）腰椎和髋部骨密度值的测量结果：两峰区间<70岁、70~80岁、>80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13， P=0.880； F=0.62， P=0.538）。 结论:单发OVCF具有以T 10为界限的非对称性双峰分布特征，该分布规律反映了特定节段内应力损伤，两峰区的性别比和骨密度水平无差异。第二峰区OVCF风险较低、发病年龄大、合并冠心病和脑梗死风险高，脊柱外伤隐匿、伤椎楔形变更重、胸腰背痛主诉时间更长，且楔形变水平不随背痛主诉时间延长而加重，更容易被延迟诊治。

[目的]比较"张筋撑骨"复位法和单纯经皮椎弓根螺钉撑开复位法治疗单节段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1年6月本院收治的47例单节段胸腰椎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为A型无神经症状.依据术前医患沟通结果,24例采用"张筋撑骨"复位法经皮椎弓钉固定(复位组),另外23例采用单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常规组).比较两组围手术期、随访和影像资料.[结果]两组切口总长度、术中失血量、一次置钉成功率、下地行走时间、切口愈合等级、住院时间及早期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复位组手术时间[(74.0±4.6)min vs(58.8±7.4)min,P＜0.001]、术中透视次数[(32.3±2.8)次vs(26.1±3.2)次,P＜0.001]均显著多于常规组.随访时间平均(15.2±2.5)个月.术后随时间推移,两组VAS、ODI评分均显著改善(P＜0.05),末次随访,复位组ODI评分[(1.4±0.9)vs(3.1±1.6),P＜0.001]显著优于常规组.影像方面,术后LKA、VWA、AVH均显著改善(P＜0.05),末次随访复位组LKA[(2.3±2.1)° vs(6.2±3.6)°,P＜0.001]、VWA[(2.8±0.7)° vs(6.7±2.0)°,P＜0.001]、AVH[(94.1±2.5)％vs(85.7±4.9)％,P＜0.001]均显著优于常规组.[结论]采用"张筋撑骨"复位法治疗单节段胸腰椎骨折,可以较好地恢复伤椎高度、矫正椎体楔形变、避免后凸畸形发生,维持长远期的临床疗效.

[目的]评价骨扫描在诊断多发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multiple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MOVCFs)有磁共振(MRI)禁忌的患者中确定责任椎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2013年1月—2022年6月在本院诊治的14例MOVCFs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X线、CT和骨扫描成像检查,依据骨扫描成像确定责任椎,行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评估临床效果.[结果]X线及CT显示14例患者共有32个椎体压缩性骨折.骨扫描显示有1例椎体核素摄取正常;另外13例患者中X线及CT所见共有30个椎体楔形变,但只有17个楔形变椎体在骨扫描成像中显示出摄取浓聚,骨扫描成像检出阳性率53.1％.认定为责任椎.13例患者接受PVP,其中,9例为单节段,4例为双节段.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并发症.与术前相比,患者术后1 d和末次随访时VAS[(7.9±2.4),(3.6±1.8),(4.1±1.2),P＜0.001]和ODI[(42.4±6.8),(12.5±3.1),(14.7±2.9),P＜0.001]评分均显著下降.[结论]对于有MRI禁忌证的多发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患者,骨扫描成像是定位责任椎的有效方法.

休门病(scheuermann's disease)是临床上常见的引起青少年脊柱后凸的病因,文献中报道的患病率在0.4％～10％之间,不同性别间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发病年龄多在8～12岁[1].休门病最早于1921年被首次报道,被认为是一种伴有背部疼痛和椎体楔形变的脊柱后凸畸形[2].

目的:探讨椎体楔形变和椎间盘退变(塌陷)等形态学改变对成人退变性胸腰椎/腰椎后凸畸形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32例脊柱退变性胸腰椎/腰椎后凸畸形患者,其中男8例,女24例,年龄48～75(60.3±12.4)岁.在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上测量脊柱冠状面侧凸Cobb角和矢状面胸腰椎/腰椎后凸角(kyphosis angle,KA),评估顶椎(apex vertebral,AV)及顶椎上下各 2 个椎体(AV-1,AV-2,AV+1,AV+2)与椎间盘(AV-1D,AV-2D,AV+1D,AV+2D)的高度及楔变参数,包括椎体前缘高度(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AVH),椎体后缘高度(pos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PVH),椎体楔变角(vertebral wedge angle,VWA),椎体楔变率(ratio of verte-bral wedging,RVW);椎间盘前缘高度(anterior disc height,ADH),椎间盘后缘高度(posterior disc height,PDH),椎间盘楔变角(disc wedge angle,DWA),椎间盘楔变率(ratio of disc wedging,RDW),椎间盘贡献率(DWA/KA).结果:所纳入患者KA为(44.2±19.1)°,后凸节段内椎体前缘高度均显著低于椎体后缘高度(P＜0.05),提示椎体发生不同程度楔形变;而后凸节段内椎间盘前后缘高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后凸节段内椎体楔变率/贡献率分别为AV-2(14.98±10.95)％/(14.21±8.08)％,AV-1(21.08±12.39)％/(18.09±7.38)％,AV(26.94±11.94)％/(25.52±8.64)％,AV+1(24.19±8.42)％/(20.82土8.69)％,AV+2(20.56±7.80)％/(15.60±9.71)％,椎体总贡献率为(94.23±22.25)％;后凸节段内椎间盘楔变率/贡献率分别为 AV-2D(2.88±2.57)％/(5.27±4.11)％,AV-1D(1.98±1.41)％/(2.29±2.16)％,AV+1D(-5.54±3.75)％/(-0.57±0.46)％,AV+2D(-8.27±4.62)％/(-1.22±1.11)％,椎间盘总贡献率(5.77±4.79)％,且顶椎贡献率明显大于邻近椎体贡献率(P＜0.05).结论:椎体楔形变及椎间盘塌陷共同构成了成人退变性胸腰椎/腰椎后凸畸形状态.就对后凸贡献率而言,椎体形态改变对后凸的贡献要远超椎间盘的贡献,且顶椎的楔形变对胸腰椎/腰椎后凸的贡献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