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主动经皮穿刺置管引流（PCD）法用于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并发急性坏死物积聚（ANC）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接受主动PCD治疗的23例和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接受标准PCD治疗的4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类资料分析采用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对小样本的分类变量进行对比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两组患者在人口统计学数据、胰腺炎的病因和疾病严重程度、PCD适应证及PCD相关并发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标准PCD组患者住院时间更长，有更多患者需ICU监护以及ICU监护时间更长（P<0.05）；两组患者术后持续器官衰竭逆转数 (78.6% vs. 56.0%, P=0.190)，死亡率及手术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动 PCD 组更多患者升级了引流管（P=0.030），置入了更多引流管(P=0.048)，引流管尺寸更大（P<0.01）。主动PCD组APACHE评分减少幅度更高(P<0.01), 引流管更通畅（P<0.01），能够更早地拔除引流管（P=0.012）。结论:主动 PCD 法是ANC的有效引流方法，可有效治疗ANC。

目的:探讨在体和离体劈离式肝移植（SLT）围手术期手术配合管理及两种术式对儿童肝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SLT的30例儿童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患儿或（和）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中男23例，女7例；年龄0～8.0岁，中位年龄2.8岁。根据术式不同分为在体劈离组（16例）和离体劈离组（14例）。比较两种术式的围手术期手术配合措施，并分析两种术式对肝移植受者早期肝肾功能及预后的影响。冷缺血时间等偏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两组存活率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与离体劈离组相比，在体劈离组手术操作更复杂，参与手术的人员与需要的医疗设备、手术器械及耗材更多。在体劈离组中位冷缺血时间为176（149，244）min，明显少于离体劈离组的366（275，418）min，（Z=-3.576，P<0.05）。在体劈离组术后总费用为14.8（13.9，16.2）万元，明显少于离体劈离组的19.1（15.2，23.5）万元（Z=-2.079，P<0.05）。在体劈离组术后AST、ALT、Scr早期恢复更快。随访时间10～2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6个月。两组术后发生动脉栓塞各1例，在体劈离组胆漏1例；离体劈离组死亡2例。在体劈离组和离体劈离组1年存活率分别为100%（16/16）和86%（12/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9）。结论:与离体SLT相比，在体劈离在手术人员、手术器械及耗材等各方面要求较高，但在减少肝脏冷缺血时间、肝肾功能早期恢复及降低总费用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植物总初级生产力是定量描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分析气候时空滞后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对植被总初级生产力(GPP)的影响,以当年气象数据组(CC)、10年平均气象数据组(MC)和邻域气象数据组(FM)分别代表气候波动性、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异质性,以及地形数据为自变量,构建随机森林模型,模拟了 2000-2014年的历史时期的GPP值以及2015-2021年在SSP126、SSP245、SSP370和SSP585排放情景下的GPP值,计算模拟解释率,因子贡献率,最终确定最佳气象数据组.结果表明(1)地形因子中坡度对GPP的影响最大,气象因子中降水量对GPP的影响最大,整体而言GPP与地形因子较气象因子相关性强,是地形再分配气象因子的结果;(2)各时期GPP模型之间交叉模拟值与MODIS数据对比发现模型解释率R2均达到0.80以上,表明所建预测GPP的随机森林模型稳定性较强;(3)历史气象数据的GPP模型结果显示CC对当年GPP的解释率更高,表明气候波动性更好地展现当年气象与GPP间的关系;(4)基于历史时期和4种未来气候情景下3个气象数据组建立的模型之间交叉模拟,结果表明MC预测模型的解释率最高,表明该数据组稳定性最强,反过来采用4种未来气候情景下3个气象数据组的模型模拟历史时期的GPP,结果表明MC与其他两个气象数据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充分表明植被GPP响应气候具有时滞效应,并其影响程度显著大于气候的空间异质性和波动性,即前9年的气候持续影响植被GPP;(5)统计3个气象数据组在历史时期出现的概率,可知MC出现概率高的区域占比比其他两个数据组的大,在林地、灌木和草本三种景观类型中也出现相同的结论,另外MC对中高海拔和陡坡的预测能力比其他两个数据组的强,表明中高海拔地区在分配太阳辐射等复杂过程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而平缓地区易受当年和气候空间异质性影响.因本研究以10年为平均值计算单元,最佳时间滞后效应可能会比10年短或更长,需要进一步探讨,结论为气候变化背景下GPP模拟预测提供了最佳气象数据组.

目的 探讨高龄住院老年患者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 选取2022年8月—2023年11月长治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40例高龄患者划分至建模队列,另选取同期本院收治的63例高龄患者为验证队列,将建模队列中检出产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的患者划分至暴露组,未检出产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的患者划分至非暴露组,收集两组基线数据、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合并症情况,对存在差异的指标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模型,通过C指数评定列线图辨识度,同时采取ROC曲线对内部验证结果进行评估,绘制ROC曲线评价预测模型的价值,构建校准曲线与决策曲线.结果 建模队列与验证队列的基线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建模队列中,35例检出产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者为暴露组,105例未检出者为非暴露组,两组的第三代头孢菌素使用、尿管留置、胃管留置、联用抗生素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三代头孢菌素使用、尿管留置、胃管留置、联用抗生素及住院时间是影响产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用验证队列对构建的预测模型进行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在建模队列和验证队列中模型均表现出较高的区分度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验证队列和建模队列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经验证队列验证,ROC曲线显示AUC为0.917(95％CI:0.861～0.973),表明预测模型准确性较高.结论 第三代头孢菌素使用、住院时间、尿管留置、胃管留置及联用抗生素均为患者产ESBL大肠埃希菌定植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循环上皮细胞采样针（CellCollector）体内循环肿瘤细胞（CTC）捕获系统在乳腺癌患者中疗效监测和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11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CTC检测结果（阈值为1个）将乳腺癌患者分成CTC阴性组（n=34例）和CTC阳性组（n=76例）。采用SPSS 23.0软件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采用（）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乳腺癌不同临床特征中，基线阳性CTC检出率在不同分子分型（LuminalA、LuminalB、TNBC、HER-2阳性）、HR（阳性、阴性组）、Ki-67（高、中、低组）中，差异显著，P值分别为0.021、0.043、0.04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CellCollector体内CTC捕获技术在乳腺癌患者中检出率较高，检出率与乳腺癌分子分型、HR分型、ki67表达水平相关，为CTC识别高复发风险人群预测预后提供了依据。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长方案促排卵并鲜胚移植后临床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构建临床妊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方法 纳入2019年1月—2023年4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GnRH-a长方案促排卵并鲜胚移植共4 627个周期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纳入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临床妊娠结局.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技术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数据维度和预测因子,按照7∶3的比例将最终纳入的3 470个周期随机分配为训练集(2 429个)和测试集(1 041个).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临床妊娠结局的预测模型并用列线图将其可视化.采用曲线下面积(AUC)、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结果 根据LASSO回归分析计算选择18个非零系数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多囊卵巢综合征、反复妊娠丢失、高血压家族史、促性腺激素启动日剂量、扳机用药、扳机日孕酮水平、扳机日子宫内膜厚度、移植胚胎数量、移植优质胚胎数量、移植胚胎类型(囊胚与否)和男方弱精子症患病与否共12个因素作为预测因子建立Logistic模型并用列线图可视化;训练集AUC为0.657,验证集AUC为0.617,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该模型拟合好(P=0.208,平均绝对误差=0.008),DCA提示当患者临床妊娠的阈值概率在11%～67%时,应用该列线图可增加净获益.结论 该模型可为GnRH-a长方案促排卵并鲜胚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结局预测提供参考,但该模型的预测精度有限,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目的:分析民航招飞体检中疑似眼底病变学生的眼底三面镜检查结果，探讨眼底三面镜检查在民航招飞体检中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方法:收集2017年11月—2019年12月参加民航招飞体检的1 808名学生中直接检眼镜检出疑似眼底病变的学生眼底三面镜检查数据，统计描述各类眼底病变的频数与占比，将直接检眼镜检查结果与三面镜的检查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计算Kappa值。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三面镜检出各类眼底病变的眼别、屈光度及病变部位（按象限划分为颞上、颞下、鼻上、鼻下，按同心圆划分为后极部、赤道部、周边部）的分布特征。 结果:直接检眼镜检出疑似眼底病变的学生共449名（898眼），其中三面镜检查检出有任何一种眼底病变的学生434名，确诊率96.66%（434/449）；疑似眼底疾病检出率24.83%（449/1 808），眼底疾病检出率24.00%（434/1 808）。449名学生898只眼中，霜样变性（233眼，占比25.95%）、囊样变性（170眼，占比18.93%）、铺路石样变性（234眼，占比26.06%）较为常见；有70只眼（7.80%）检出视网膜裂孔，13只眼（1.45%）检出视网膜脱离。直接检眼镜与三面镜检查在先天性色素上皮多灶性肥大（熊印）、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的检出结果上一致性较差（Kappa值分别为0.164、0.349、0.535），且直接检眼镜容易漏诊。眼底病变在右眼的检出比例高于左眼，均是颞上部高发，其次是颞下部，多数眼底病变好发于周边部。结论:三面镜检查可弥补民航招飞直接检眼镜筛查眼底病变中的不足，能检出较为严重的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等，值得广泛推广并纳入航空体检医师眼科体检操作规范。建议先用直接检眼镜初检，结合眼底病变的分布特征和好发部位进行判断，若不能对眼底病变性质和定位进行准确判断，必须行眼底三面镜检查进行确诊、分类和随访。

目的:探究 68Ga－前列腺特异膜抗原(PSMA)－11 PET/CT显像在不同危险度分层的初诊前列腺癌患者中的价值，以及相较于传统影像对转移灶的检出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0年7月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 68Ga－PSMA－11 PET/CT显像的60例初诊前列腺癌患者(年龄44~88岁，中位年龄69岁)的临床及影像数据。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原发灶SUV max与前列腺特异抗原(PSA)、Gleason评分(GS)的相关性。根据D′Amico前列腺癌危险因素分类方法对患者进行分层(PSA>20 μg/L与≤20 μg/L，GS>7分与≤7分)，用 χ2检验评估PET/CT对不同分层患者转移灶的检出率，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病灶SUV max的差异。根据PSA和GS将患者分为不同风险组(均小于分层界值为低风险，均大于界值为高风险，余为中风险)，对比传统影像学方法(骨显像、CT或MRI)，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评价 68Ga－PSMA－11 PET/CT对转移灶的检出能力以及对患者分期的改变情况。 结果:68Ga－PSMA－11在60例患者原发灶中呈不同程度的高摄取，SUV max与GS、PSA呈正相关( rs值：0.42、0.38， P值：0.001、0.002)。 68Ga－PSMA－11 PET/CT对PSA>20 μg/L组淋巴结及骨转移灶的检出率分别为11/18和13/18，高于PSA≤20 μg/L组的28.57%(12/42)和35.71%(15/42)( χ2值：6.56、7.56， P值：0.010、0.006)，但病灶SUV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值：－1.04、－0.96； P值：0.299、0.337)；在GS>7分组与GS≤7分组中，上述2类病灶的检出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54.05%(20/37)与13.04%(3/23)，59.46%(22/37)与26.09%(6/23); χ2值：10.09、8.19； P值：0.001、0.004]，骨转移灶的SUV max存在差异( z＝－2.02， P＝0.044)。在高风险组， 68Ga－PSMA－11 PET/CT对转移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传统影像学方法(16/17与10/17； P＝0.039)，改变了25.0%(15/60)的患者的分期。 结论:PSA和GS影响 68Ga－PSMA－11 PET/CT对转移灶的检出率；在危险度分层为高风险时， 68Ga－PSMA－11 PET/CT对转移灶的检出率优于传统影像学方法；当患者PSA>20 μg/L且GS>7分时，推荐行 68Ga－PSMA－11 PET/CT显像进行准确分期。

目的:研究动脉硬化闭塞症（ASO）患者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不同病情时的变化特征以及预测血运重建术后管腔再狭窄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ASO患者386例，男209例，女177例，年龄70（44~97）岁，包括间歇性跛行组196例和严重下肢缺血组190例。有172例间歇性跛行患者和185例严重下肢缺血患者接受血运重建治疗，在30 d随访期内有23例间歇性跛行患者和49例严重下肢缺血患者在术后发生再狭窄。于术前、术后第3天和术后第7天采集静脉血样本，采用Shine i2900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定血浆TAT水平。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做多组间比较，用Mann-Whitney U检验做两组间数据比较，用Friedman秩和检验做同组内各时间节点数据比较，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元相关性分析获得优势比（ OR），用ROC做TAT诊断性能分析，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获得风险比（ HR）。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2.69（1.77，3.90）ng/ml］比较，ASO患者血浆TAT水平［10.24（5.89，19.92）ng/ml］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严重下肢缺血患者血浆TAT水平高于间歇性跛行患者（ P<0.001）。Rutherford分级3级患者血浆TAT>2级、4级>3级、6级>5级（ P值分别为0.038、<0.001和0.013）。间歇性跛行组中，血运重建术后第3天和第7天，再狭窄患者血浆TAT水平均高于血流通畅患者（ P值分别为0.004和<0.001）；血流通畅患者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低于术后第3天和术前（ P均<0.001）；再狭窄患者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低于术后第3天而高于术前（ P均<0.001）。严重下肢缺血组中，在术前、术后第3天和第7天，再狭窄组患者的血浆TAT水平均高于血流通畅组患者（ P值分别为0.001、0.013和<0.001）；血流通畅组患者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低于术后第3天和术前（ P值均<0.001）；再狭窄组患者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低于术后第3天（ P<0.001），而与术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OC分析显示，在全部患者、间歇性跛行患者和严重下肢缺血患者中，血运重建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预测术后再狭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9、0.783和0.853。生存分析显示，在严重下肢缺血患者组，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高于临界值（≥7.66 ng/ml）的患者在术后30天内发生再狭窄事件的累积风险概率增高（Log-rank χ2=93.674， P<0.001）。Cox回归分析显示，在严重下肢缺血组，术后第7天的血浆TAT水平可作为术后30 d内的再狭窄事件发生的独立指标（ HR=2.259， P<0.001）。 结论:血浆TAT能够反映ASO患者不同病情时的高凝状态，有助于病情严重程度分层。此外，TAT对血运重建术后发生管腔再狭窄有高度敏感性，能作为评估严重下肢缺血患者术后再狭窄事件的独立标志物。

目的:分析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ELRA)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知网、万方等数据库199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ELRA的相关研究。使用R(V4.1.2)等统计软件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法模拟后验分布进行贝叶斯单臂荟萃分析，分析术后30 d内死亡率、术后1年生存率、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率、R 0切除率等相关指标。 结果:最终纳入20篇文献436例患者。贝叶斯单臂荟萃分析显示：ELRA术后1年生存率为83.24%[95%最大后验概率( HPD)：72.40%~92.05%]，其中肝多房棘球蚴病和肝恶性肿瘤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分别为88.66%(95% HPD：81.52%~94.50%)和61.29%(95% HPD：38.53%~93.68%)。ELRA术后30 d内死亡率、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率、R 0切除率分别为6.96%(95% HPD：4.47%~10.15%)、27.91%(95% HPD：19.00%~38.30%)、99.84%(95% HPD：37.61%~100.00%)。在ELRA术后30 d内死亡原因中，肾功能衰竭是最多的死亡原因。 结论:ELRA适用于能够通过切除获益而又无法在体内完成肝切除的肝恶性肿瘤以及肝多房棘球蚴病，安全可行，肝多房棘球蚴病获益最大，而肝恶性肿瘤仅部分患者获益。ELRA应用于肝恶性肿瘤治疗，尚需从获益角度对其适应证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