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北美及其他发达国家,肺癌的死亡率更是高居榜首.肺癌的早期临床症状通常并不明显,当患者因为出现咳嗽、胸痛等身体不适前来就诊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肺癌的预防、早期筛查、治疗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临床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但手术治疗仍是治疗早中期NSCLC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对目前NSCLC手术方式的演变,从传统的开胸肺叶切除术加系统淋巴结清扫术,到目前所流行的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以及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RATS)作一综述,旨在为NSCLC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是子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原因,超过70％的子宫颈癌是由HPV16、18引起.当前,我国宫颈癌筛查指南要求,HPV16/18型感染的妇女转诊阴道镜检查.然而,临床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践行指南建议、阴道镜质控不过关、随访策略执行不满意等,使得部分高风险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本文比较了国内外指南的异同,阐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指南中关于HPV16/18型感染患者临床管理方式的变化;重点分析对于HPV16/18型感染患者,采用风险评估的技术进行辅助管理的必要性.展望未来,对HPV16/18感染者的精准筛查和分流管理模式,将有助于防止大部分宫颈癌的发生,是宫颈癌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促排卵技术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多胎妊娠率逐年升高.双胎之一胎死宫内(single intrauterine fetal death,sIUFD)是单绒毛膜双胎妊娠中晚期的严重并发症.一胎死亡后,存活胎神经系统受损是影响新生儿及婴幼儿远期预后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人口质量.研究存活胎神经系统受损的机制及有效地监测存活胎可能发生的脑损伤,对预防严重脑损伤并发症至关重要,也是妊娠期管理和分娩时机选择的重要依据.通过识别sIUFD存活胎神经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采取合适的监测手段和宫内治疗,制定相应的分娩方案,以减少存活胎不良神经结局的发生.

产后出血是常见的产科并发症,是导致全球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子宫收缩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催产素及卡贝催产素等子宫收缩剂是预防和治疗子宫收缩乏力的一线药物,催产素作为预防产后出血的首选药物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子宫收缩剂,其在不同分娩方式中的用药途径、给药时机、剂量和给药速率等方案尚未达成一致.其中多胎妊娠、肥胖等产后出血高危人群中催产素的使用方案与低危人群不同,现有研究的热点是在产后出血高危人群中,如何以最低剂量达到最佳的预防效果,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综述催产素预防产后出血及其给药方案,总结催产素在不同分娩方式中的应用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目的 探讨基于时机理论的分阶段干预对舌癌术后患者预后结局的影响,旨在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22年1-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颌面外科行手术治疗的60例舌癌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将其分为观察组(n=30)和对照组(n=30).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基于时机理论的分阶段护理,均干预至患者出院后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功能康复程度(吞咽功能、语音清晰度、颈肩功能)及情绪状态.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FACT-H&N)、洼田饮水试验结果、语音清晰度、颈肩功能评分(CMS)及焦虑抑郁评分(HADS)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基于时机理论的分阶段干预方案能帮助舌癌患者改善生活质量、促进术后功能恢复、减轻负性情绪,有助于加速康复进程、促进患者预后改善.

目的 总结急诊手术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IE)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 月至2022 年 8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诊治的 76 例IE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并分享急诊手术治疗IE的经验.结果 76 例IE患者中男性 55 例(72.4%),女性 21 例(27.6%),男性和女性比例为 2.6∶1;年龄 17～76 岁,平均(52.1±15.6)岁;血培养阳性率 25.0%(19 例);治愈 57 例(75.0%),自动出院 8 例(10.5%),好转 9 例(11.8%),术前死亡 2 例(2.6%).患者行二尖瓣手术 30 例(39.5%),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24 例(31.6%),二尖瓣+主动脉瓣手术 12 例(15.7%);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15 例(19.7%),风湿性心脏病 69 例(90.8%);左心系统赘生物 66 例(93.0%),右心系统 4 例(5.6%);行急诊手术 13 例(17.1%),且无死亡病例.结论 IE病死率较高,目前有效的治疗方法仍然是外科手术,但手术时机仍有争议.本研究经过多例急诊手术总结经验,认为只要患者情况允许,尽早手术可提高患者的存活率,改善预后.

目的 观察微小RNA-155(miR-155)mRNA和白细胞介素-6(IL-6)在子痫前期极早产新生儿中表达水平的差异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聊城市人民医院产科收治的 28 例子痫前期孕母分娩极早产新生儿[胎龄＜32 周和(或)体质量＜1500 g]作为观察组,以同期本院住院治疗其他原因导致的极早产儿 26 例作为对照组.收集患儿相关电子病历临床资料,包括极早产儿和孕母一般情况(性别、胎龄、出生体质量、有无子痫前期等)、有创通气比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比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早发脓毒症发生率、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以及出生后脐动脉血清中miR-155 mRNA表达、IL-6 水平,并比较两组上述指标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miR-155、IL-6 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出生体质量明显低于对照组(kg:1.21±0.22 比 1.32±0.33,P＜0.05),有创通气、BPD、ARDS比例和脓毒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创通气比例:75.0%(21/28)比 57.7%(15/26),BPD比例:35.7%(10/28)比 11.5%(3/26),ARDS发生率:100.0%(28/28)比 84.6%(22/26),脓毒症发生率:71.4%(20/28)比 53.8%(14/26),均P＜0.05],miR-155 mRNA表达和IL-6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miR-155 mRNA(2-ΔΔCt):0.93±0.18 比0.17±0.03,IL-6(ng/L):73.84(33.44,429.00)比 19.05(9.30,47.20),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miR-155 和IL-6 水平呈明显正相关(r=0.782,P＜0.01).两组随出生时间延长,WBC和NEUT均逐渐降低,观察组出生后各时间点WBC和NEU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出生后 48h和 72h均明显低于出生后 24h(均P＜0.05).观察组出生后 24、48 和 72 h WBC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09/L:出生后 24h为 7.85±2.44 比12.28±6.81,出生后 48h为 7.31±3.53 比 10.98±7.91,出生后 72h为 4.97±2.05 比 7.82±4.65,均P＜0.05),NEUT仅出生后 24h和 48h两个时间点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109/L:出生后 24h为 4.13±1.93 比 7.45±5.67,出生后 48h为 3.96±2.64 比 6.89±6.24,均P＜0.05).结论 子痫前期极早产新生儿出生时机体内miR-155 mRNA表达、IL-6 水平明显上调,机体炎症反应紊乱,对早期评估病情有一定价值.

背景 和目的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手术仍然是可手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具有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对手术时机选择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术前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用于PE的评估,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评估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术后常规行双下肢超声,并视具体情况行CTPA.根据PE发生日期与手术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两组:短期PE组(short-term PE,SPE;PE发生在2个月内)和长期PE组(long-term PE,LPE;PE发生超过2个月).术前根据入院时抗凝情况和Caprini评分决定抗凝方案,术后常规进行抗凝治疗.结果 共有34例符合入排标准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5(44.1％)例为SPE组,19(55.9％)例为LPE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吸烟史方面无显着差异.与LPE组相比,SPE组患者腺癌比例(80.0％vs 42.1％)、Ⅱ-Ⅲ期比例(46.7％vs 31.6％)更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SPE组患者术后胸管引流量较多(P=0.039),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5(14.7％)例患者发生DVT的复发,其中SPE组有2(13.3％)例,LPE组有3(15.8％)例.PE复发率为8.8％,其中SPE组有1(6.7％)例,LPE组有2(10.5％)例.两组均有1例(6.7％vs 5.3％)患者出现围手术期30天内死亡.结论 PE发生在2个月内,如果PE病情稳定,合并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术前需全面认真评估既往有PE病史的肺癌患者的获益和风险,术后应加强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

尿毒症(uremia)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进展存在密切关联,相比于肾功能正常的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患者,尿毒症患者发生ICH的概率以及死亡几率均呈倍数增加,保守治疗的死亡率极高,有文献报道保守治疗死亡率达76％[1].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安全,临床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血压水平,清除颅内血肿[2,3].尿毒症合并ICH病情危重,进展迅速,预后不佳,目前临床针对尿毒症合并ICH尚无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外科手术在ICH治疗中应用广泛,现就尿毒症合并ICH外科手术治疗的手术时机、指征以及治疗方式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无创-有创机械通气序贯性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时的切换时机，有效降低气管插管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入住开封市中心医院急诊抢救室和呼吸科行机械通气的AECOPD患者临床资料。将入组时存在无创机械通气（NIV）相对禁忌证仍坚持使用NIV者纳入NIV组（118例），使用气管插管有创正压机械通气（IPPV）者纳入IPPV组（52例），比较两组患者总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病死率。收集患者年龄、性别、体温、呼吸频率、体重指数（BMI）、平均动脉压（MAP）、氧合指数（PaO 2/FiO 2）、呼吸指数（RI）、pH值、D -二聚体、血红蛋白（HB）、白蛋白、血乳酸（Lac）、脑钠肽（BNP）、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血肌酐（SCr）、白细胞计数（WBC）、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是否存在排痰障碍等临床指标，对影响NIV失败的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检验NIV失败风险预测模型的价值。 结果:NIV组与IPPV组间总机械通气时间、住院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65.6±11.11比66.9±12.1，6.8%比9.6%，均 P>0.05），但NIV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IPPV组（d：12.3±2.1比14.2±2.5， P<0.05）。NIV组有101例持续完成NIV，17例NIV失败转为IPPV，NIV失败率为14.4%。NIV失败患者与NIV成功患者性别、PaO 2/FiO 2、RI、pH值、D -二聚体、PCT、WBC、Lac、排痰障碍、GCS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将上述临床相关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I、pH值、WBC、排痰障碍是NIV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RI：优势比（ OR）＝3.879，95%可信区间（95% CI）为1.258～11.963， P＝0.018；pH值： OR＝3.316，95% CI为1.270～8.660， P＝0.014；WBC： OR＝3.684，95% CI为1.172～11.581， P＝0.026；排痰障碍： OR＝0.125，95% CI为0.042～0.366， P＝0.000〕。用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NIV失败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χ2＝9.02， P＝0.34）。ROC曲线分析显示，NIV失败风险预测模型对AECOPD患者NIV失败具有较高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18±0.051，95% CI为0.718～0.918， P＝0.000〕。 结论:存在NIV相对禁忌证仍坚持使用NIV的AECOPD患者，需对NIV失败进行进一步危险分层，对于RI、pH值、WBC异常和排痰障碍者选择NIV风险显著增大，需要更加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切换成IPPV，避免延误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