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分析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与非深部浸润型患者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178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95例DIE患者作为观察组，83例非深部浸润型患者作为对照组，两组术后均获至少5年随访。对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术中及术后随访资料做统计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年龄明显更大[(33.8±5.5)岁vs (32.0±5.2)岁]，中重度痛经[72.6%(69/95) vs 55.4%(46/83)]、慢性盆腔痛[24.2%(23/95) vs 8.4%(7/83)]、血糖类抗原(CA)125升高[80.0%(76/95) vs 65.1%(54/83)]的比例均更多，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亦更高[(5.4±1.2)分vs (4.3±0.9)分]，同时手术时间更长[(75.1±20.1)min vs (56.0±18.9)min]、患者术中出血量也更多[(79.2±23.0)ml vs (57.8±16.3)min]，双侧囊肿[54.7%(52/95) vs 34.9%(29/83)]、严重盆腔粘连[90.5%(86/95) vs 53.0%(44/83)]、合并子宫腺肌病[41.1%(39/95) vs 22.9%(19/83)]比例更高，美国生育学会修订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标准(rAFS)评分更高[(61.8±22.1)分vs (39.4±19.1)分]且rAFS分期Ⅳ期[71.6%(68/95) vs 43.4%(36/83)]比例更多，术后用药比例更高[98.9%(94/95) vs 92.8%(7/83)]，上述指标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意义(均 P<0.05或 P<0.01)。观察组、对照组的复发率[21.1%(20/95) vs 15.7%(13/83)]、活产率[100%(35/35) vs 92.1%(35/3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 P>0.05)。 结论:相对非DIE患者，DIE患者疼痛症状及盆腔粘连程度更重，rAFS评分更高且Ⅳ期比例更多，但术后复发率未见差异，同时对生育结局也无显著影响。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会导致严重的痛经、性交痛、慢性盆腔痛、尿路相关症状或经期排便困难等胃肠道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且普遍存在诊断延迟的情况。目前更加推荐采用临床诊断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早期干预和积极治疗，而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可以清晰显示病变本身及与周围解剖结构的粘连情况，在诊断DIE中有较大的优势。本文针对DIE的MRI表现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DIE病灶可以表现为结节或肿块，通常在T 2加权成像（WI）上表现为低信号，信号特征受间质组织与腺体成分的比例以及出血和炎症反应的程度影响而有所不同，出血性病灶常在T 1WI上呈高信号；不同部位DIE的MRI表现细节不同，MRI检查能够有效提高DIE的诊断效能，但其诊断不同部位DIE的效能也有差异，对DIE患者进行MRI评估有助于准确的术前分期，未来应统一MRI检查方案和诊断标准，为DIE患者全程管理提供帮助。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MA）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术后远期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同一专业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团队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358例OMA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术后至少随访8年。所有患者分为DIE组（合并DIE）和非DIE组（未合并DIE），并对其临床特征、手术结果和随访期间的远期预后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OMA患者358例，其中DIE组190例（53.1%，190/358），非DIE组168例（46.9%，168/358）。DIE组与非DIE组的年龄分别为（33.7±5.4）和（32.5±5.3）岁（ P=0.047），产次分别为（0.4±0.6）和（0.3±0.5）次（ P=0.079）。DIE组与非DIE组术前的中重度痛经比例［分别为67.4%（128/190）、56.5%（95/168）］、慢性盆腔痛比例［分别为24.2%（46/190）、7.7%（13/168）］及血CA 125水平升高比例［分别为79.9%（139/190）、65.2%（101/168）］均有明显差异（ P均<0.05）。DIE组和非DIE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75±21）和（39±36）min（ P<0.01）。DIE组术中发现严重盆腔粘连的比例明显高于非DIE组，分别为91.6%（174/190）、53.6%（90/16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DIE组较非DIE组合并子宫腺肌病的比例明显增加［分别为41.6%（79/190）、22.0%（37/168）； P=0.001］。DIE组总复发率较高（21.6%，41/190），其中疼痛复发率为15.8%（30/190），囊肿复发率为8.4%（16/190）；非DIE组术后总复发27例（16.1%，27/168），其中疼痛复发率为8.9%（15/168），囊肿复发率为10.7%（18/168）；两组的总复发率、疼痛复发率及囊肿复发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185、 P=0.067、 P=0.460）。分析远期生育结局，DIE组和非DIE组患者的活产率分别为100.0%（65/65）和94.4%（68/7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0）。 结论:与未合并DIE的OMA患者相比，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症状更严重，血CA 125水平更高，术中发现的盆腔粘连情况也更严重。两组术后总复发率及各类型复发率虽未见明显差异，但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复发比例升高。合并DIE的OMA患者在长期随访期间妊娠的可能性较低，是否合并DIE对生育结局的影响不明显。

目的:比较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KHE)与丛状血管瘤(TA)的临床特征异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8月至2020年6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治的KHE患者和TA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种疾病在性别及发病年龄、临床特征、并发症、组织病理学、影像学表现、治疗方式及预后等指标上的异同。两组定量资料因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定性分类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纳入217例患者，其中KHE患者183例，TA患者34例。KHE与TA在男女比例( χ2＝0.44， P＝0.510)、发病年龄( U＝2 757.00, Z＝-1.09， P＝0.278)及发病部位( χ2＝3.64， P＝0.162)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HE以混合型最常见，达63.39%(116/183)，TA以浅表型最常见，达88.24%(30/34)。KHE患者病灶直径为6.30(4.40，9.70) cm，大于TA患者的2.95(2.05，4.03) cm，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U＝967.50， Z＝-6.38， P<0.001)。KHE引起骨骼肌受累、血小板减少症与严重纤维蛋白原减少症可能性更大。KHE主要累及真皮、皮下组织甚至深部肌肉，表现为浸润性肿物，磁共振成像(MRI)在T 2相上呈团块状弥漫性高信号，而TA往往为仅累及皮下脂肪层的浅表病灶，MRI显示高信号局限于皮下脂肪层。KHE总治疗有效率为85.79%，总药物治疗有效率为85.32%，均低于TA的91.18%和95.65%。 结论:与TA相比，KHE病变范围更大，侵袭性更高，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更高，治疗难度更大，治疗方案更复杂，治愈有效率较TA低。

回顾性分析1例2020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就诊的以臀部疼痛为特征的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患者的诊治过程。患者2年来因出现周期性右侧臀部疼痛，先后就诊于多家医院多个科室，诊断不明确，经止痛药等治疗无效。转诊至妇科，拟诊为DIE，建议药物联合手术治疗。给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3个疗程，经多学科联合会诊后行腹腔镜下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病灶切除+直肠异位病灶切除+直肠修补术。无手术并发症发生，术后继续药物维持治疗，术后臀部疼痛消失，随访12个月，患者疼痛症状无复发。DIE的临床表现多样化，诊断和治疗均较困难，多学科联合诊治模式可有效提高该病的诊治水平。

胃底腺型胃癌是一种新型的胃癌分类亚型，来源于非萎缩的胃底腺深部，病变往往较小即出现黏膜下浸润。本文报道了3例不同背景胃黏膜下胃底腺型胃癌的内镜诊治过程，并结合文献对其临床、内镜、病理特点进行了探讨。

目的:调查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发病的家族遗传特征，探讨有或无内异症家族史的内异症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治且经开腹手术或腹腔镜检查证实为内异症的患者850例的临床资料，随访家族史情况，比较有或无内异症家族史的内异症患者各项临床指标有无差异。结果:入组内异症患者共850例，年龄为（33.8±7.0）岁；Ⅲ期（37.1%，315/850），Ⅳ期496例（58.4%，496/850）。有内异症家族史的患者100例，占比为11.8%（100/850）；多为一级亲属（包括母亲、女儿和姐妹）患病（76.1%，86/113），二级、三级亲属中有81.5%（22/27）为母系亲属。有或无内异症家族史的内异症患者诊断时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0、33岁，有家族史患者的未婚比例更高［分别为42.0%（42/100）、26.3%（197/750）］，有家族史的患者中痛经患者占比更高［分别为89.0%（89/100）、55.5%（416/750）］，有或无家族史患者的痛经评分中位数分别为6、2分、痛经时长中位数分别为10、1年，有或无家族史患者诊断时的血清癌相关抗原（CA）125水平中位数分别为57.5、46.9 kU/L；比较有或无家族史患者的诊断时年龄、婚姻状态、痛经患者占比、痛经评分、痛经时长、血清CA 125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两者在民族、体重指数、初潮年龄、月经周期、经期、月经量、血清CA 19-9水平、包块部位及大小、分期、不良孕产史、不孕症、子宫腺肌病及深部浸润型内异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对比有或无家族史的内异症患者中痛经患者的痛经开始年龄、痛经时长、原发性及继发性痛经占比、有无痛经进行性加重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而痛经程度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内异症发病具有家族倾向，且多为一级亲属受累。与无内异症家族史的内异症患者对比，有家族史者诊断时的年龄更早，痛经患者占比更高，痛经程度更重，血清CA 125水平更高。

随着人工智能（AI）在医学领域的高速发展，AI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领域，以解决内异症临床实践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实现内异症的早诊早治。AI具有很强的大数据学习能力，适合分析复杂的医学影像学及高通量多组学数据，在处理多维度、复杂大数据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本文就目前基于生物标志物组学数据以及影像学数据诊断内异症AI模型的应用进行综述。目前已发现一些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可以作为潜在的诊断内异症的生物标志物，但仍需开展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进行外推性和可重复性验证。目前影像学AI模型已能够提高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肠道深部浸润型内异症及直肠子宫陷凹封闭的无创诊断效能。多组学结合机器学习未来可以作为内异症早期检测、内异症分子分型、复发以及治疗反应预测的辅助诊断工具，以指导内异症的临床决策。

目的:评估Gartland Ⅲ型儿童肱骨髁上骨折闭合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术后采用0. 25%左旋布比卡因局部浸润治疗术后疼痛的效果。方法:将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183例Gartland Ⅲ型肱骨髁上骨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术前排除37例可能影响术后疼痛测量的患儿，排除2例手术时间>1 h的患儿，最终144例患儿纳入本研究，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儿分为0. 25%左旋布比卡因组（72例）和对照组（72例）。左旋布比卡因组中，男39例，女33例；年龄为（71. 67±11. 33）个月，体重为（22. 76±5. 07）kg；受伤侧别左侧38例，右侧34例；从受伤到入院间隔时间为（6. 54±5. 55) h。对照组中，男45例，女27例；年龄为（73. 29±11. 46）个月，体重为（23. 19±4. 76）kg；患侧侧别左侧46例，右侧26例；从受伤到入院间隔时间为（5. 83±4. 78) h。记录术后口服非甾体抗炎药的剂量和给药时间，评估两组患儿术后疼痛的严重程度。结果:所有患儿手术均顺利完成，无骨筋膜室综合征、医源性神经损伤、局部麻醉药全身反应等并发症。3例发生浅表感染，其中对照组1例，左旋布比卡因组2例；144例患儿均无深部感染发生。①在术后疼痛评分方面，术后第一天对照组有48. 6%（35/72）发生重度疼痛（CRIES疼痛评分>7分），且全部发生在术后≤8 h，重度疼痛患儿中术后4 h发生的占45. 7%（16/35），术后6 h发生的占40. 0%（14/35），术后8 h发生的占14. 3%（5/35）。术后第一天左旋布比卡因组仅有2. 8%（2/72）发生重度疼痛，1例发生在术后6 h, 1例为术后8 h。术后第一天重度疼痛的发生率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 P<0. 05）。②在术后服用布洛芬方面，第一天对照组有76. 4%（55/72）口服了布洛芬，首次服药时间在术后2 h的占7. 3%（4/55），术后4 h和6 h各占36. 4%（20/55），术后8 h占16. 4%（9/55），术后12 h占3. 6%（2/55），55例患儿中术后第一天有6例服药2次。左旋布比卡因组有33. 3%（24/72）口服了布洛芬，首次服药时间在术后4 h的占4. 2%（1/24），术后6 h占29. 2%（7/24），术后8 h占33. 3%（8/24），术后12 h占20. 8%（5/24），术后16 h占4. 2%（1/24），术后20 h占8. 3%（2/24），24例在术后第一天无2次服药患儿。对照组术后首次服药时间为术后（5. 71±2. 29) h，左旋布比卡因组为术后（9. 25±4. 45) h，明显迟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 ）。术后第一天布洛芬消耗量在对照组为（9. 22±4. 33 ）ml，左旋布比卡因组为（6. 42±1. 50) ml，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03）。术后前3 d内布洛芬的总消耗量对照组为（10. 89±5. 57) ml，左旋布比卡因组为（8. 33±3. 34) ml，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4）。 结论:局部浸润0. 25%的左旋布比卡因，是肱骨髁上骨折闭合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术后有效的镇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