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在多种生物通路中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在病毒复制和先天性免疫应答调控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讨论了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相关的复杂的lncRNA网络，来自人类宿主和HIV自身的lncRNA影响了HIV复制、潜伏期的建立及维持、储存库的清除、病毒的重新激活等过程。由于有效的HIV疫苗或治愈方法的缺乏，以及目前大流行的规模，深入了解lncRNA和HIV之间的复杂调控网络将有助于制订治疗HIV感染的新战略。

目的:探讨芍药苷激活自噬对PD小鼠运动能力及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影响。方法:将40只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芍药苷组和芍药苷+3-甲基腺嘌呤(3-MA)组，每组10只。后3组小鼠连续7 d腹腔注射1-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啶(MPTP)[30 mg/(kg·d)]制备成亚急性PD模型，期间芍药苷组和芍药苷+3-MA组小鼠分别腹腔注射芍药苷[30 mg/(kg·d)]和芍药苷[30 mg/(kg·d)]+3-MA[2 mg/(kg·d)]。第8天时采用爬杆实验和悬挂实验评估各组小鼠的运动能力，之后取中脑黑质，采用TUNEL染色检测神经细胞凋亡情况，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酪氨酸羟化酶(TH)阳性细胞数及α-突触核蛋白(α-Syn)、溶酶体相关膜蛋白2A(LAMP2A)、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Ⅱ(LC3-Ⅱ)表达，采用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LAMP2A、LC3-Ⅱ蛋白水平。结果:与模型组比较，芍药苷组小鼠的爬杆时间明显缩短，悬挂实验评分明显升高，凋亡神经细胞数量明显减少，TH阳性细胞数及LAMP2A、LC3-Ⅱ表达明显升高，α-Syn表达明显减少，LAMP2A、LC3-Ⅱ蛋白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芍药苷组比较，芍药苷+3-MA组小鼠的爬杆时间明显延长，悬挂实验评分明显降低，凋亡神经细胞数量明显增多，TH阳性细胞数及LAMP2A、LC3-Ⅱ表达明显减少，α-Syn表达明显升高，LAMP2A、LC3-Ⅱ蛋白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芍药苷通过诱导自噬清除α-Syn，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从而改善PD小鼠的运动障碍。

目的:评价ROS在吡那地尔后处理减轻大鼠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损伤中的作用及其与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抗氧化反应元件(ARE)信号通路的关系。方法:分离、培养成年大鼠心肌细胞，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20)：对照组(C组)、缺氧复氧组(H/R组)、吡那地尔后处理组(P组)和活性氧清除剂N-(2-巯基丙酰基)-甘氨酸(MPG)＋吡那地尔后处理组(MPG＋P组)。C组持续于37 ℃ 95%O 2＋5%CO 2培养箱中持续培养105 min；缺氧复氧损伤模型制备：5%CO 2＋1%O 2＋94%N 2条件下缺氧45 min，复氧60 min；P组缺氧45 min，吡那地尔50 μmol/L处理5 min，复氧60 min；MPG＋P组缺氧45 min，MPG 2 mmol/L处理10 min，吡那地尔处理5 min，复氧60 min。于复氧末检测心肌细胞Ca 2＋含量和Nrf2活性；观察心肌细胞超微结构，并行线粒体Flameng评分；采用Western blot法和RT-PCR法分别检测Nrf2、超氧化物歧化酶1(SOD1)、醌氧化还原酶1(NQO1)和血红素加氧酶1(HO-1)及其mRNA的表达。 结果:与C组比较，H/R组心肌细胞Ca 2＋含量、Nrf2活性和Flameng评分升高，Nrf2、SOD1、NQO1和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损伤加重；与H/R组比较，P组心肌细胞Ca 2＋含量和Flameng评分降低，Nrf2活性升高，Nrf2、SOD1、NQO1和HO-1及其mRNA表达上调( P<0.05)，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损伤减轻；与P组比较，MPG＋P组心肌细胞Ca 2＋含量和Flameng评分升高，Nrf2活性降低，Nrf2、SOD1、NQO1和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损伤加重。 结论:ROS参与了吡那地尔后处理减轻大鼠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损伤的过程，与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有关。

长期抗病毒治疗策略使得我国艾滋病形势有所缓解，但由于HIV在急性感染期已形成病毒储存库，因而难以彻底清除。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利用单克隆抗体的抗原结合位点同T细胞的信号激活机制相结合，摆脱了MHC限制，其主要结构包括胞外、跨膜、胞内三个部分，分别起着与抗原特异性结合、锚定受体和传输信号的作用，但该疗法目前仍存在HIV易感性、扩增困难、脱靶效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问题。此外，CAR-T免疫疗法在治疗白血病、胃癌、肝癌、慢性乙型肝炎等疾病中也有应用。本文对CAR-T免疫疗法在艾滋病及其他疾病方面的应用作一综述。

目的:评价活性氧(ROS)在缺氧后处理激活大鼠心肌细胞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抗氧化反应元件(ARE)信号通路中的作用。方法:分离、培养成年大鼠原代心肌细胞，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4组( n＝20)：正常组(N)、缺氧复氧组(HR组)、缺氧后处理组(HPO组)及HPO+ROS清除剂组(HPO+MPG)。采用缺氧45 min复氧60 min的方法制备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损伤模型；HPO组缺氧45 min后，行3个循环的氧合5 min-缺氧5 min处理，再复氧60 min；HPO+MPG组缺氧35 min时加入ROS清除剂N-(2-硫基丙酰)-甘氨酸(终浓度2 mmol/L)继续缺氧处理10 min，余同HPO组。于复氧末，检测心肌细胞内Ca 2+水平和Nrf2活性，观察心肌细胞超微结构并进行线粒体Flameng评分；采用Western blot法和RT-PCR法分别检测心肌细胞Nrf2、醌氧化还原酶(NQO1)、SOD1、血红素加氧酶1(HO-1)及其mRNA表达。 结果:与N组比较，HR组心肌细胞内Ca 2+水平、Nrf2活性和Flameng评分升高，Nrf2、NQO1、SOD1、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与HR组比较，HPO组心肌细胞内Ca 2+水平和Flameng评分降低，Nrf2活性升高，Nrf2、NQO1、SOD1、HO-1及其mRNA表达上调( P<0.05)；与HPO组比较，HPO+MPG组心肌细胞内Ca 2+水平和Flameng评分升高，Nrf2活性降低，Nrf2、NQO1、SOD1、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 结论:缺氧后处理激活大鼠心肌细胞Nrf2/ARE信号通路的机制可能与ROS有关。

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一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X连锁凋亡抑制因子(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XIAP)缺乏症是一种先天免疫缺陷病，常合并HLH，对EB病毒的易感性增加，多在儿童期发病。目前认为发生HLH的机制是XIAP缺乏导致了固有免疫功能缺陷、细胞凋亡增加以及NLRP3炎症小体过度激活，共同导致了病原体的清除障碍及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XIAP缺乏症患者中HLH的病程一般较轻，病死率较低，但经常复发。除HLH外，该病还可同时合并一些自身炎症性疾病的表现。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可以治愈的方法，减低强度的预处理效果较好。一些新型靶向药物如IFN-γ单克隆抗体、IL-18及IL-6等拮抗剂也许有效，但尚需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细胞凋亡及通过胞葬作用清除凋亡细胞是一种保守的演化过程，对组织修复起推动作用。然而，通过识别和清除凋亡细胞来调节组织修复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该研究中使用单细胞RNA测序绘制了小鼠皮肤创面早期炎症的细胞动力学图，得出在炎症期间，Fb和免疫细胞（包括常驻Lyve1+巨噬细胞）中的凋亡途径以及胞葬作用的受体均激活。在糖尿病足患者创面中，胞葬作用途径中的基因的mRNA表达会上调，并且通过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Axl）及其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6配体结合使胞葬作用信号转导发生改变。在小鼠早期炎症创面中，树突状细胞和Fb中的Axl表达上调，且与Toll样受体3的非依赖性机制相关。对动脉粥样硬化小鼠注射抗Axl抗体后得出，Axl信号转导是创面修复所需的，但其对胞葬作用无效；而抑制另一种胞葬作用受体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蛋白4会抑制胞葬作用并影响小鼠创面修复。这些结果强调了凋亡细胞协调组织修复的独特机制，并为糖尿病患者的慢性创面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

免疫系统通过保持促炎和抗炎反应之间的适当平衡来确保机体防御系统的稳态。在感染的初期阶段，固有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单核细胞或NK细胞）被激活，以防御外来病原体入侵，识别并清除机体内衰老细胞、死亡细胞或其他有害成分。在病原体的数量多或毒力强的情况下，淋巴细胞和适应性免疫机制被激活，可特异性识别并清除病原体 [1]。然而，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免疫调节机制受损或失调）时，抗炎与促炎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炎症相关性疾病及组织损伤会相继出现。同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会在免疫系统自我免疫耐受机制失调时发生。总之，适度免疫反应有助于机体清除损伤细胞，防御外来感染，维持自身稳态；反之，过度的免疫反应会诱导机体产生炎症风暴及器官损伤，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目的:观察玻璃体切割联合黄斑下注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 ）、气体填充和抗VEGF药物治疗（多联治疗）黄斑下浓厚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2014年1月至2018年6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接受多联治疗的黄斑下浓厚出血患者24例2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5例，女性9例；平均年龄（69.05±8.86）岁。患眼平均黄斑下出血时间（17.15±10.30）d；平均出血面积（13.85± 8.63）DD。合并出血性RPE脱离17只眼。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行BCVA检查，统计时换算为logMAR视力；采用频域OCT测量黄斑中心凹隆起高度。患眼平均logMAR BCVA 1.37±0.38；平均黄斑中心凹平均隆起高度（824.94±294.38）μm。所有患眼均行23G或25G玻璃体切割手术，手术中黄斑下注射10 μg/0.1 ml t-PA 0.1~ 0.5 ml；气液交换后玻璃体腔填充15% C 3F 8 13只眼，消毒空气11只眼；手术完毕时注射抗VEGF药物11只眼，后续根据病灶活动情况行抗VEGF药物按需治疗。治疗后平均随访时间（27.90±22.21）个月。观察黄斑下出血吸收、视力改善情况、再出血及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治疗前后BCVA、黄斑中心凹隆起高度比较行 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治疗后1个月，所有患眼黄斑中心凹下积血清除。末次随访时，患眼平均logMAR BCVA 0.82±0.28，平均黄斑中心凹隆起高度（253.88±71.75）μm；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727、-3.234， P<0.001、<0.001）。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平均为1.08次。手术中视网膜下注射t-PA时黄斑中心形成微小裂孔1只眼；手术后早期轻度玻璃体积血2只眼。随访期间出血复发2只眼。 结论:玻璃体切割联合黄斑下注射t-PA、气体填充、抗VEGF药物是治疗黄斑下浓厚出血的优化组合方式；可有效清除黄斑下出血，提高视力，降低黄斑中心凹隆起高度且安全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