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处置荷瘤肝段的解剖性肝切除术，可提高手术质量并最大限度地保留肝脏功能。利用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来治疗原发性肝癌同时具备解剖性肝切除和腹腔镜手术的优势，但也存在肝段边缘定位困难、术中超声操作角度有限和触控反馈信息缺乏等弊端，其中术中肝段的精准界定是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手术成功实施的关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吲哚菁绿荧光导航应用于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并初获成效。本文对在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中，吲哚菁绿荧光成像系统的应用经验以及与其他肝段界定技术的效果对比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胆囊板入路（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在微创解剖性肝切除术（MIALR）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42例原发性肝癌行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6例，女6例；年龄为（55±13）岁。42例患者中，25例术中采用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CPA组；17例术中采用传统入路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传统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切缘均为阴性。CPA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肝蒂损伤，肝组织损伤，解剖操作空间（大、小）分别为150.00（130.00）min，100.00（100.00）mL，472.00（201.00）s，10例，366.00（94.75）s，9例，564.00（138.50）s，2例，2例，25、0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40.00（113.00）min，100.00（125.00）mL，670.00（107.00）s，8例，663.00（136.00）s，7例，783.00（189.00）s，8例，5例，2、19例；两组患者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时间、肝蒂损伤、解剖操作空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9、-3.254、-3.188， χ2 =6.493、34.314，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右前肝蒂例数、解剖右后肝蒂例数、肝组织损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282、-0.412， χ2=0.095、0.002、1.976， P>0.05）。（2）术后情况。两组患者均无术后出血；CPA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肿瘤病理学类型（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分别为68.00（48.50）U/L，52.00（35.50）U/L，28.30（12.35）mmol/L，12.40（2.40）s，2例，21、4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8.00（25.00）U/L，41.00（19.50）U/L，26.80（14.25）mmol/L，12.50（2.95）s，5例，15、2例；两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18、-1.488、-0.205、-0.320， χ2 =1.976， P>0.05），肿瘤病理学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用于MIALR安全、可行。

目的:分析基于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在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术后恢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上海长征医院行腹腔镜肝癌切除术的患者102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1例)和试验组(51例)。对照组给予传统健康教育，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两组均干预至出院。比较两组围术期指标。干预前及干预后的焦虑、疼痛感、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及治疗依从性评分。结果:试验组腹腔引流管拔出时间(21.94±1.89)h、肛门排气排便时间(21.31±1.89)h、首次进食时间(10.26±1.14)h、术前准备时间(1.58±0.59)h、住院时间(7.57±0.74)h短于对照组(25.14±2.33)h、(23.93±1.94)h、(15.85±1.73)h、(1.96±0.64)h、(9.16±0.84)h，首次活动时间(32.64±6.73)min、首次活动距离(81.39±14.29)m长于对照组(22.74±4.83)min、(64.26±12.73)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情感状况、身体状况、社会状况、功能健康、肝胆特异性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静息时、活动时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试验组护理满意率为96.08%(49/51)，高于对照组的78.43%(40/51)，且试验组治疗依从性评分(10.84±1.12)分高于对照组(7.73±1.7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采用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进行干预，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其焦虑感及疼痛感，进而可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提高其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

增强与混合现实技术可实现腹腔镜手术实时融合交互投影，吲哚菁绿分子影像技术通过对肿瘤识别和定位目标肝段，实现了解剖性、功能性、根治性肝切除术，使肝脏外科疾病由传统经验性诊治模式向数字智能化诊治模式转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数字智能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制定本共识，对增强与混合现实技术联合吲哚菁绿分子影像导航腹腔镜肝段、亚肝段切除术的优势、流程及要点进行介绍，以使该技术的应用实现流程化和标准化，便于推广。

肝切除术是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为不可切除或临界可切除肝癌患者提供了可切除机会。ALPPS的2次手术间隔时间较短，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与病死率均偏高。笔者总结1例一期行腹腔镜下右侧肝动脉联合门静脉结扎术，为预防肿瘤进展，一期手术后行免疫靶向治疗，3个月后成功行二期右半肝切除术，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为肝细胞癌伴大部分肿瘤区域坏死。术后随访15个月未见肿瘤复发。这提示肝动脉+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联合免疫靶向治疗临界可切除肝癌有重要价值。

目的:探讨术前模拟切除技术在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因肝细胞性肝癌接受术前行模拟切除后实施腹腔镜肝叶、肝段、亚肝段或联合切除病例22例。观察分析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信息。结果:22例患者均在术前进行了模拟切除的规划，部分患者因术前规划改变原定手术方式，所有患者手术顺利，无中转开腹。中位手术时间170.0 min，中位术中出血量150.0 ml，中位阻断次数4次，中位术后住院时间6.5 d，所有病例均无严重术后并发症发生。结论:术前模拟切除能精确规划出手术切除范围，显示重要的解剖结构，能够提高手术效率、保证足够的手术切缘。

我国是肝癌大国，肝癌病例数多，医师治疗肝癌经验多，同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我国肝癌诊断与治疗水平在很多方面都已走到世界前沿。肝癌治疗方式主要分为3大类：（1）局部治疗，包括肝切除、消融治疗和肝移植。肝部分切除手术已非常成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肝癌合并微血管侵犯的患者，解剖性肝切除长远生存比非解剖性肝切除好；而对于无微血管侵犯的肝癌患者，两者的长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国已发表多个预测模型，使用术前检查数据，可预测肝癌患者在肝切除术后的标本中是否合并微血管侵犯，因此，外科医师可在术前决定是否为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此外，国内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肝切除术或机器人肝切除术比开腹肝切除术的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也有研究者建立和验证了有效预测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模型。对于风险高的患者，可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希望能找出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方案。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肿瘤长径<2 cm的单发小肝癌，局部消融可达到肝切除的长远生存效果；而较大的单发肝癌（肿瘤长径为3~5 cm），应合并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局部无水酒精注射；如肿瘤长径>5 cm时，手术切除的远期生存效果较好。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得很好，不但发表了超越米兰标准的不同适应证，还探索了不同研究方向以期改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结果。（2）区域性治疗：TACE在我国发展得也很好，通过高选择性TACE的治疗，不但治疗反应更好，不良反应相应减少。钇90微球是刚引进我国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不适合TACE治疗的患者或 TACE治疗失败的患者，用以延长患者等候肝移植的时间和作为肝癌降期治疗的手段。钇90微球治疗肝癌的再发展为放射性半肝、肝区、肝段的放射性肝切除术，以及消融性经肝动脉内放射栓塞。这两个新发展是通过高选择性把导管插入供应肝癌的肝动脉分支，注入大剂量的钇90微球，达到整个肝癌受充分辐射而发生坏死的目的，最终使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3）全身性治疗：这是近年发展最快的治疗肝癌领域。采用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进行单独或联合使用，能控制肝癌发展。目前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肝癌多个基因突变下，经治疗阻断一条信号通路的传递后，如何能阻止肝癌从另一条信号通路进行传递，从而继续控制肝癌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肝癌治疗长远生存结果已快速得以改善，希望通过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将肝癌这一顽疾变成一种可完全治愈的疾病。

目的:探讨基于5A模式的围手术期早期康复在复发性肝癌腹腔镜肝切除术联合微波消融术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该院2018年7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复发性肝癌患者97例，按随机数字分为康复组(53例)和对照组(54例)，比较两组症状评估、自我效能、情绪变化、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记忆症状评估量表(MSAS)总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MSAS总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康复组MSAS总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量表(GSES)总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GSES总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康复组GSES总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简明心境状态量表(POMS)中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均低于干预前，且康复组疲劳、慌乱、愤怒、抑郁、紧张分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健康调查简表(SF-36)各项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SF-36各项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康复组SF-36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5A模式的围手术期早期康复在复发性肝癌腹腔镜肝切除术联合微波消融术中的应用效果良好，减轻了患者症状困扰和不良情绪，提高了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脾切除术对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发生肝细胞癌（HCC）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中国7所三级医院收治的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继发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术的407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脾切除组；将同期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接受药物治疗的464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非脾切除组。脾切除术中采用开腹或腹腔镜联合或不联合贲门血管离断术。非脾切除组中所有患者均在HCC发生前保守治疗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未进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脾切除或肝移植术。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HCC监测方案。每3~6个月常规进行腹部超声检查、肝功能检查和甲胎蛋白检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对脾切除组和非脾切除组的患者资料进行匹配。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体生存率和肝癌累积发生率，采用对数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癌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PSM后，两组各233例患者。49例（12.0%）脾切除患者和75例（16.2%）非脾切除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了HCC。脾切除组患者1、3、5、7年HCC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6%、7%、15%，显著低于非脾切除组1%、6%、15%、23%（ HR=0.53，95% CI：0.31~0.91， P=0.02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男性、有脾切除史是HCC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HR=0.55，95% CI：0.32~0.95， P=0.031）。脾切除组1、3、5、7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97%、91%、86%，而非脾切除组为100%、97%、92%、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9）。与非脾切除组的HCC患者相比，脾切除组发生HCC患者接受肝切除的比例更低（12.2%比33.3%，χ2=7.029， P=0.008）。 结论:脾切除术可能降低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HCC的发病风险。

患者男，33岁，因“体检发现肝占位2周”入院，查体：右上腹触及巨大包块，质韧，无压痛，边界清，活动度可。肝炎指标均正常，血清肿瘤标志物CA724 13.06 U/ml。MR增强扫描：肝Ⅵ段占位灶，大小约10.5 cm× 9.1 cm× 8.1 cm，增强后呈快进快出，考虑肝癌（图1），肝内多发异常小结节，考虑转移。行CT引导下穿刺活检，病理：符合慢性肝炎。行腹腔镜肝肿瘤切除术，术中见：肝Ⅵ段外生性肿瘤，直径约11 cm，腔镜超声探查另见胆囊床左侧及Ⅱ段低回声占位，直径分别为2 cm和1 cm，超声引导下精准切除此3处病变（图2, 3）。快速冰冻及术后病理显示：3处结节均为肝腺瘤（图4）。术后随访6个月无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