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艇艇员长期处于海上或水下任务阶段，在舰艇舱室的特殊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其生殖能力与舰艇上高温、高湿、噪声、振动、电磁、次声、空气污染及水下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执行海上军事任务的舰艇艇员多为生殖功能旺盛时期的青壮年男性，生育力的保护对于提高舰艇艇员的身心健康状态、战斗力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舰艇特殊环境对男性生殖能力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对于男性生殖器官精子参数和性激素的影响。笔者就舰艇特殊环境可能对男性生殖能力产生影响的理化因素进行讨论，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影响男性生殖能力的机制和途径，为开展舰艇工作人员的生殖健康保障工作提供参考。

噪声是指日常工作生活中干扰人们接收所需声音信息的一类声音，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环境污染来源之一，当其对人们的生活与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时，即可称为噪声污染。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群体所面临的噪声污染越发严重。有关研究证实噪声不仅会对听觉传导系统造成破坏，还可能会影响人体内分泌功能、心脑血管系统、精神心理状况等。近年来随着对噪声不良影响的深入研究，发现噪声暴露可能对人体前庭功能存在一定危害，因此对该疾病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尤为重要。

目的:探讨主动选择乙状窦后骨桥植入在先天性外中耳畸形患者皮肤扩张法耳廓再造术后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至2023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骨桥植入的43例（43耳）先天性外中耳畸形外耳道骨性闭锁或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0例，女性13例；接受骨桥植入术时年龄9~36岁，中位数年龄10岁。所有患者均采用耳后皮瓣扩张法耳廓再造手术，其中扩张单皮瓣法36例，扩张双皮瓣法7例。于第三期术中或三期耳廓再造术后行乙状窦后骨桥植入手术。通过比较骨桥植入前后患者纯音听阈和言语识别率的变化，评估其听力改善效果。术后定期随访观察听力效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应用SPSS 14.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43例患者术后均一期愈合。术后平均骨导听阈为（8.2±6.6）dBHL，与术前［（8.1±5.7）dBH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5）。术后开机助听听阈较未助听条件下听阈明显下降［（32.8±4.6）dBHL比（60.5±5.5）dBH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骨桥助听后，患者安静环境下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及短句的言语识别率分别提高至72%、84%和98%，与非助听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助听后噪声环境下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及短句的言语识别率分别提高至70%、80%和92%，与非助听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术后随访4~47个月（中位数24个月），患者助听效果稳定，耳廓外形较好。1例患者在术后6个月时出现植入体线圈周围血肿，经穿刺引流及加压包扎后血肿消退，无复发。 结论:对于耳后皮瓣扩张法耳廓再造术后的患者，主动选择乙状窦后骨桥植入，既可减少手术瘢痕，达到外形美观的效果，又能获得术后稳定的助听效果，手术安全可靠。

目的:评价快速锥形束CT (CBCT)扫描模式对图像质量和配准结果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合快速CBCT的扫描预设。方法:分别使用常规和两种快速扫描模式在CBCT模体上进行检测，定量评价不同扫描模式下的配准精度和图像质量；随后使用33例临床肿瘤患者278组CBCT数据进一步验证不同扫描模式在临床环境下测量结果的相关性和一致性。结果:模体3种扫描模式测量结果与标准值最大偏差0.70mm (平均偏差0.51mm)，同一部位各扫描模式间的测量结果一致(偏差0.00mm)；常规模式的均匀度结果最好(平均值为3.62%)，快速1模式次之(平均值为3.90%)，快速2模式最低(平均值为4.84%)；常规模式的噪声结果最好(平均值15.69)，快速2模式次之(平均值17.23)，快速1模式结果(平均值21.74)最低；3种扫描模式的高对比度分辨率测量结果一致(至少可以分辨3个线对)；快速1模式的低对比度分辨率结果最好(1.69)，常规模式次之(2.10)，快速2模式结果最低(2.31)；3种扫描模式的几何精度测量结果与标准值的最大偏差基本一致(平均偏差0.05mm)。临床病例常规和快速1扫描模式测量结果的相关性最好( R2>0.90， P<0.01)，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95%一致性限度均<1mm界值)。 结论:快速1扫描模式拥有与常规模式接近图像质量和一致的配准结果，而且拥有更快的扫描速度、更低的扫描剂量，故推荐使用快速1扫描模式作为临床扫描方式。

目的: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感染性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众所周知，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作品可以改善一些生理参数，而噪音则有害。该研究旨在评估隔离环境噪声和(或)听音乐对住院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病程的短期影响。方法:这是一项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将患儿分为三个干预组：1-莫扎特奏鸣曲、2-器乐、3-无声，音乐通过媒体播放器和隔音耳机播放。使用改良的Tal评分评估干预前后疾病的严重程度。结果:研究共纳入70段音乐(莫扎特奏鸣曲 n＝23，器乐 n＝22，无声 n＝25)。三组毛细支气管炎严重程度平均分数都下降了1分，从7.1分( CI 95%：5~9.2)下降至6.1分( CI 95%：4.3~7.9)， P<0.001。三组之间的评分变化在干预前后无显著差异。 结论:对于毛细支气管炎的住院患儿，隔离儿科病房内的噪音可能是一种简单的非侵入性干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这种干预的长期影响以及音乐的具体效果。

目的:评估汉语普通话成人单侧聋（single-sided deafness，SSD）患者人工耳蜗（CI）植入术后1年的康复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20年8月至2021年10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CI植入的11例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成人SS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6例、女性5例，年龄24~50岁。在180°平均分布7个扬声器的声场中，测试患者术前、术后CI开机1、3、6和12个月时的声源定位角度均方根误差（root-mean-square error，RMSE），评估患者声源定位能力的改善情况。在声场中采用“空间言语评估系统”，测试患者在稳态噪声环境中不同信噪方位下裸耳（CI off）和助听（CI on）条件下的言语接受阈（speech reception threshold，SRT），以反映患者头影效应、双耳总和效应和静噪效应的获益情况。采用耳鸣致残量表（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THI）和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SSD患者在术前、术后1个月、开机1个月、开机3个月、开机6个月和开机12个月时的耳鸣困扰和耳鸣响度的变化情况。采用言语、空间和音质听觉量表（The Speech，Spatial and Qualities of Hearing Scale，SSQ）和Nijmegen人工耳蜗植入量表（Nijmegen Cochlear Implant Questionnaire，NCIQ）评估患者CI植入后空间言语感知和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主观获益情况。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相应统计学分析。结果:SSD患者佩戴CI后，患耳助听听阈较裸耳听阈有明显改善；声源定位能力明显改善，各随访时间点RMSE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反映头影效应的S SSDN NH测试条件下，患者在助听情况下的SRT较裸耳时平均降低6.5 d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6.25， P=0.001）；在反映双耳总和效应的S 0N 0和反映静噪效应的S 0N SSD测试条件下，SSD患者在裸耳和助听情况下的SR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各时间点THI问卷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助听时VAS评分显著低于裸耳时VA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助听下，SSQ问卷总分、言语理解和空间听觉分类得分均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NCIQ问卷总分与裸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仅自信心分项得分较裸耳有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497， P=0.013）。 结论:CI植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汉语普通话SSD患者重建双耳听觉，改善声源定位能力和噪声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同时有助于减轻耳鸣困扰和耳鸣响度，提高空间听觉的主观感受。

目的:调查潜艇长远航过程中，潜艇艇员对生活工作影响因素的主观排序，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及分类。方法:采用自编《潜艇长远航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排序调查问卷》对潜艇部队参加过长远航的546名潜艇艇员进行调查，数据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长远航过程中各因素对艇员生活工作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潜艇有害气体，潜艇噪声，生物节律紊乱，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信息缺乏、生活单调枯燥，岗位和休息舱室的温度、湿度，个人卫生维护难，对父母健康的担心，饮食问题，空间狭窄，岗位操作和学习压力，晕船，家庭经济压力，个人发展受限，色彩与照明的影响，与领导和战友关系。这些因素构成两类因子，分别是理化环境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高噪声和高污染、晕船和视觉不舒适感、高温高湿及自身卫生问题和生物节律紊乱构成了长远航期间影响艇员生活和工作的理化环境因素；健康担忧及生活压力、生活枯燥无聊和人际关系与工作压力构成了心理社会因素。结论:潜艇有害气体、潜艇噪声、生物节律紊乱、对个人健康的担心和信息缺乏、生活单调枯燥是对艇员工作和生活影响较大的因素。总体来说，理化环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心理社会因素，但是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也较大。应针对性地从潜艇的优化设计、心理功能维护等方面改善艇员工作和生活环境，降低各种因素对艇员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目的:调查飞行员飞机座舱噪声暴露情况，提出高性能歼击机座舱噪声防护防控措施建议。方法:在3种型号高性能歼击机（歼-A、歼-B、歼-C）地面试车发动机达到最高转速后5~180 s 时，用声级计测量座舱中飞行员（假人）耳位处以及飞机尾喷口右侧与纵轴夹角60°、距离2.5 m处的总声压级、A声级，以及31.5、63、125、250、500、1 000、2 000、4 000、8 000 Hz噪声的线性声压级。选取听力正常的青年男性志愿者10名，采用125、250、500、1 000、2 000、4 000、8 000 Hz倍频程中心频率窄带信号，分别测试其裸耳，佩戴甲、乙、丙（分别为进口、现役、新研制）3种型号飞行头盔有源降噪状态及无源降噪状态时的听阈，并计算甲、乙、丙各型号飞行头盔的声衰减值（裸耳听阈和佩戴飞行头盔听阈测量差值）。结果:歼-A、歼-B、歼-C地面试车发动机最大工作状态时的座舱飞行员（假人）耳位处噪声总声压级分别为102.2、100.4、111.2 dB；歼-B、歼-C尾喷口噪声总声压级分别为134.4、148.0 dB。歼-C飞机座舱噪声高于GJB 565A—2009的限值标准。经10名受试者测试，除4 000 Hz外，不同型号的飞行头盔在其他频率上的声衰减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35.49、38.93、32.37、33.50、23.96、27.81， P均<0.001）。歼-A、歼-B、歼-C飞机座舱噪声经乙型头盔的有源状态衰减后噪声暴露的总声压级分别为87.3、84.1、89.3 dB。 结论:高性能歼击机座舱噪声仍使飞行员处于较高声压级，对其听力健康和飞行效能构成潜在威胁。头盔降噪需进一步研究。头盔的主动衰减，降低噪声源的噪声水平仍然是防噪的主要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多发伤患者日益增多，常见病因包括高处坠落、车祸、械斗等等。尽管针对多发伤的治疗技术日趋成熟，但治疗过程中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创伤记忆是影响患者心理精神问题的主要原因，患者临床表现多元化，轻则表现为失眠、抑郁、焦虑，重者出现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症候群，部分患者可能终生不愈，因而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1]。创伤患者往往需要在重症监护室（ICU）进行较长时间治疗，机械通气、睡眠剥夺、镇静镇痛药物、环境噪声以及其他医源性因素均可能促进或加重ASD和（或）PTSD。仅以临床症候群判定ASD和（或）PTSD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因此需要有相对客观的临床指标以警示创伤患者出现ASD和（或）PTSD的风险。最近的研究表明：创伤记忆受应激激素（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和大麻素系统（内源性大麻素及其调节酶）调节，上述物质在危重病患者ASD和（或）PTSD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2,3]。本研究对ICU多发伤患者的应激激素和内源性大麻素及其调节酶进行动态监测，分析其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目的:应用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管理模式减少儿科病房声音分贝，降低噪声污染，以期提高护理人员抗噪声风险意识及严谨的工作态度，保证医护人员及患儿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的医疗环境。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发放噪声调查问卷并使用噪音仪器进行监测，获得病房噪音产生重点来源、重点时段、重点地段，随后进入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实施阶段，列出儿科病房工作流程，然后对流程进行分析，算出危急值，对危急值较高的项目制订并实施整改措施，采用噪声调查问卷进行评价。结果:实施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管理模式后，危急值明显降低，患儿及家属认为受噪声干扰程度非常严重的人数由38人降低至29人（ χ2值为21.82， P<0.05），对控制噪声管理非常满意的人数由18人上升至30人（ χ2值为36.28， P<0.05），噪声重点地段强度、噪声来源强度、各时段强度明显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管理作为一种质量管理模式，可降低病房噪声污染，提高患者满意度，保证医护人员及患儿身心健康，塑造良好的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