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天津市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B超筛查Graf分型结果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利用妇幼卫生保健三级管理和天津市妇幼卫生信息操作系统对生后6~8周的婴儿进行早期髋关节B超筛查的资料。筛查采用"初筛-复筛-确诊治疗"的"2+1"模式。统计筛查阳性率和不同年份、不同Graf分型患儿转诊治疗时的年龄，比较不同性别、胎次、胎位、生产方式、胎龄、出生体重、家族史患儿阳性率的差异，并采用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DDH的危险因素。结果:筛查婴儿807 889名，检出B超Graf分型Ⅱa型及以上阳性2 039例（2 841髋），检出阳性率为2.52‰（2 039/807 889）。异常髋中Ⅱa（+）型685髋、Ⅱa（-）型959髋、Ⅱb型367髋、Ⅱc型262髋、D型227髋、Ⅲ型265髋、Ⅳ型76髋；占比最多的依次为Ⅱa（-）型（33.76%，959/2 841）、Ⅱa（+）型（24.11%，685/2 841）、D型及以上型（19.99%，568/2 841）。左侧髋异常率为2.02‰（1 632/807 889），大于右侧的1.50‰（1 209/807 889），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3.09， P<0.001）。女婴髋异常率为3.27‰（2 541/777 272），大于男婴的0.36‰（300/838 506），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 947.87， P<0.001）。男婴DDH阳性率0.50‰（209/419 253）、女婴4.71‰（1 830/388 636），男女婴检出比为1∶8.76，不同性别DDH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 420.10， P<0.001）。不同胎位（头位/臀位）、生产方式（顺产/剖宫产）、出生体重（正常/低体重）、家族史（有DDH/无DDH）患儿DDH阳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胎次（第一胎/第二胎及以上）、胎龄（足月/早产）患儿DDH阳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婴（ OR=10.50， P<0.001）和胎位为臀位（ OR=3.40， P<0.001）是DD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早产（ OR=0.91， P<0.001）为DDH的保护因素。各年份不同B超Graf分型患儿转诊治疗年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经"初筛-复筛-确诊治疗"的"2+1"筛查模式，天津市生后6~8周婴儿B超筛查DDH的阳性率为2.52‰，女婴、左侧髋阳性率更高。B超Graf分型越严重的患儿转诊治疗的年龄越小。女婴、胎位为臀位者更容易发生DDH，早产使发生DDH的风险降低。

目的：:获得足月新生儿基线屈光状态的数据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纳入2022年1—10月于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379例（758眼）。通过检影验光获得睫状肌麻痹后的屈光度并计算等效球镜度（SE）。比较不同性别、眼别、日龄、孕周、出生身长、出生体质量、生产方式、父母双方近视度数之间屈光度的差异，分析SE与各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并筛选SE的影响因素。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差异性检验，采用Spearman分析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筛选SE的影响因素。结果：:新生儿SE为+3.00（+1.75，+4.00）D，左眼高于右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70， P=0.007）；出生后1个月内，日龄越大，SE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1.89， P<0.001）；巨大儿SE高于体质量正常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6， P=0.001）；父亲或母亲为高度近视的新生儿SE低于父母为中低度近视或无近视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60， P=0.003； χ2=13.50， P=0.001）。SE与日龄（ r=-0.12， P=0.001）、父亲近视度数（ r=-0.11， P=0.003）和母亲近视度数（ r=-0.11， P=0.002）呈负相关，与出生体质量（ r=0.11， P=0.002）呈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筛选出眼别、日龄、出生体质量、父亲近视度数和母亲近视度数是新生儿SE的显著相关要素（均 P<0.05）。 结论：:足月新生儿屈光状态为轻中度远视，左眼远视度高于右眼，出生后1个月内日龄越大SE越低，SE与出生体质量呈正相关，与父母近视程度呈负相关。

目的:全面掌握甘肃省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简称饮茶型地氟病）的流行范围、地理特征和受威胁人群等基础资料。方法: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按照《2019年饮茶型地氟病流行现状调查方案》和前期掌握的甘肃省各市（州）居民生活习惯等相关信息，选择有饮用边销茶习惯人群分布的甘南州、武威市、酒泉市、张掖市4个市（州）的12个县（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内容包括各县（市）温度、海拔、乡（镇）数、行政村（居民委员会，以村计）数、所辖人口数、民族构成、生产方式、边销茶饮用情况、茶氟含量等。茶氟含量检测参照《砖茶含氟量》（GB 19965-2005），并进行氟含量超标与否（> 300 mg/kg为超标）的评价。结果:调查地点年平均温度范围为0.2 ~ 12.7 ℃，除舟曲县外，其余11个县（市）年平均温度均< 10 ℃；平均海拔高度范围为1 200 ~ 4 874 m，海拔高度> 3 000 m的县有6个（玛曲、天祝、肃北、肃南、阿克塞、碌曲）。12个县（市）总人口数为1 051 843人，有饮用边销茶习惯的少数民族492 597人，占46.83%（492 597/1 051 843）；其中，藏族474 620人，裕固族10 152人，蒙古族4 660人，哈萨克族3 165人。在125个乡（镇）的860个村进行了边销茶饮用情况调查，调查率为79.48%（860/1 082），村边销茶饮用率为57.67%（496/860），户边销茶饮用率为42.41%（3 658/ 8 625）；从生产方式来看，阿克塞、肃北、玛曲、碌曲、肃南5个牧业县和半农半牧的天祝县的村和户边销茶饮用率均> 95%。共检测茶样3 664份，茶氟含量均值为481.33 mg/kg，有2 588份茶样氟含量> 300 mg/kg，占70.63%（2 588/3 664）。结论:甘肃省仍存在大量饮用边销茶的人群，主要分布在阿克塞、肃北、玛曲、碌曲、肃南等低温、高海拔牧业县，受饮茶型地氟病威胁最大的民族为藏族。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下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源创新"即从源头上创新，相对于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等常见概念，它代表的是一种极其颠覆性的新思维。"源创新"就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实现更大规模的科技价值创新。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许现在正是我们赶超世界水平的一个弯道超车的关键节点；人工智能不仅是当下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也可能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目的:分析影响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因素，比较不同亚低温时间窗及病情严重程度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嘉兴市妇幼保健院2016年1月至2021年10月收治的HIE患儿82例为病例组，同期健康新生儿123例为对照组，分析影响新生儿HIE发生的因素。以入院治疗时间（< 6 h和6~12 h）及病情严重程度将接受治疗的HIE患儿65例分为四组，分别为Ⅰ组（入院 < 6 h，轻度）20例、Ⅱ组（入院 < 6 h，中重度）15例、Ⅲ组（入院6~12 h，轻度）17例和Ⅳ组（入院6~12 h，中重度）13例。以振幅整合脑电图（aGGE）评分为评价标准，比较不同亚低温治疗时间窗及病情严重程度患儿的治疗效果。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因素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孕检、分娩方式、羊水污染、胎膜（胎盘或脐带）异常、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均 P < 0.05）。65例HIE患儿行亚低温治疗72 h，治疗前，Ⅰ组、Ⅱ组、Ⅲ组、Ⅳ组aGGE评分分别为（6.02±1.74）分、（2.43±1.82）分、（5.23±1.95）分、（2.72±1.76）分，治疗后分别为（8.13±2.03）分、（6.47±1.87）分、（7.86±1.92）分、（3.52±1.95）分，治疗前后Ⅰ组、Ⅱ组、Ⅲ组的aGGE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7、3.55、3.15，均 P < 0.05），Ⅳ组治疗前后aGG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前中重度患儿aGGE评分低于轻度患儿；治疗后，Ⅱ组与Ⅲ组aGG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应重点监测并进行HIE相关知识的教育，提高孕妇孕检率，根据孕妇特征选择适当的生产方式；对羊水污染、胎膜（胎盘或脐带）异常、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的胎儿进行及时监测和干预。亚低温治疗对不同程度的HIE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针对中重度患儿，应尽量缩短就诊治疗时间在6 h时间窗内，以确保疗效。

目的:探讨影响本地区人群髋关节发育不良发生的部分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分析法。收集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来自郑州市骨科医院对河南某地区所普查的466例髋关节发育异常儿童。将髋关节发育异常(包含发育不良、半脱位、脱位及坏死者)儿童视为病例组，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按照1∶1的匹配方法抽取健康儿童，视为对照组。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录入分析对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的年龄分布、性别等资料进行统计描述；分别采用 χ2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对病例组与对照组组间危险因素进行对比分析；以DDH结局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作用有统计学意义的8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 结果:全县共筛查DDH儿童466例，患病率约为11‰。DDH的发生与胎儿宫内位( χ2＝10.244， P<0.01)、出生绑腿习惯( χ2＝21.274， P<0.01)、DDH家族史( U＝3 839.500， Z＝-21.321， P<0.01)等8个因素有关，未发现DDH与生产方式、出生后常用抱姿、孕期母亲是否生病服药、父母有无不良嗜好、孕前孕期父母是否从事有关放射及化学类工作等10项因素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儿宫内位、包被绑腿习惯、父母出生地(在本县)及DDH家族遗传史4个研究因素与DDH患病存在关联( P值均<0.05)。 结论:有多种因素及DDH家族遗传史与儿童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发病相关，了解这些因素对于儿童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预防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分析多胞胎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临床特征，探讨多胞胎对NEC患儿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4年7月至2021年6月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的早产儿NEC患者23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79例为多胞胎早产儿NEC病例，155例为单胎早产儿NEC病例。按出生胎儿数量，分为单胎组(A组， n＝155)、多胞胎组(B组， n＝79)。按顺产的双胞胎出生先后顺序，分为双胎之大组(C组， n＝9)与双胎之小组(D组， n＝4)。按双胞胎出生体质量，出生体质量大的为双胎之重组(E组， n＝20)，出生体质量小的为双胎之轻组(F组， n＝45)。按双胞胎发育一致性，分为发育一致组(concordant twin，CT，G组， n＝42)和发育不一致组(discordant twin，DT，H组， n＝26)，在发育不一致组中NEC患儿与同胞比较，出生体质量大的为DT之重组(I组， n＝5)，出生体质量小的为DT之轻组(J组， n＝21)。分别比较各组患儿的基本情况(出生体质量、胎龄、生产方式等)、临床资料(NEC发生时间、出现症状前实验室检查、Bell分期等)、治疗情况(手术比例、有无肠穿孔、病变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 结果:纳入本研究的多胞胎NEC早产儿共79例，其中双胞胎75例，三胞胎4例。75例双胞胎NEC早产儿平均胎龄31.60周，出生体质量1476.51g，Bell分期Ⅰ、Ⅱ、Ⅲ期分别为35例、21例和19例，需要手术治疗18例(18/79，24%)。与A组相比，B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18.77±481.30)g比(1 479.34±376.88)g， P＝0.016]，剖宫产率[84/155(54.2%)比65/79(82.3%)， P<0.001]和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比例[11/155(7.1%)比21/79(26.6%)， P<0.001]较高，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和预后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组与D组NEC患儿的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E组相比，F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77.65±458.23)g比(1 382.89±300.81)g， P＝0.019]，出现症状前48 h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较低[(12.31±4.22)×10 9/L比(9.13±4.01)×10 9/L， P＝0.023]，全肠道型所占比例较高[5/11(45.4%)比0/7(0.0%)， P＝0.002]，术后并发症也明显增多[11/11(100%)比3/7(42.9%)， P＝0.011]。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其他实验室检查、手术治疗和住院期间死亡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G组相比，J组患儿胎龄较大[(30.95±2.44)周比(32.71±2.30)周， P＝0.027]，剖宫产比例较高[30/42(71.4%)比20/21(95.2%)， P＝0.045]。 结论:多胞胎NEC患儿出生体质量较低，但手术比例、病变累及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均未明显增加，Bell分期无明显改变。低出生体质量双胞胎NEC患儿的肠管病变程度加重，术后并发症增加。出生顺序和发育不一致对双胞胎NEC患儿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比例、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无明显影响。

目的: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肠狭窄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收治的NEC肠狭窄患儿(肠狭窄组)及同期收治的无肠狭窄NEC患儿(无肠狭窄组)的临床资料。统计两组患儿性别、胎龄、出生体重、生产方式、呼吸机使用情况、喂养情况、血液制品输注情况、检验及检查结果、预后等；同时收集母亲受孕方式，孕期宫内窘迫、胎膜早破，母亲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是否使用激素等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32例NEC患儿，其中肠狭窄组65例，无肠狭窄组67例。两组在一般情况、母亲受孕方式、母孕期情况、是否手术以及检查结果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肠狭窄组患儿起病日龄[8.0(6.0，14.0)d]大于无肠狭窄组[5.0(3.0，8.0)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两组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5、0.486)；血小板计数、血清白蛋白(g/L)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283、0.632)。肠狭窄组C反应蛋白[(71.54±39.14)mg/L]高于无肠狭窄组[(48.95±49.61)mg/L]， P＝0.004；降钙素原[(11.91±14.60)ng/mL]高于无肠狭窄组[(6.14±8.38)ng/mL]， P＝0.00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起病日龄[ OR值＝1.115、95% CI(1.035~1.200)]、C反应蛋白[ OR值＝1.014，95% CI (1.005~1.024)]及降钙素原[ OR值＝1.039，95% CI (1.001~1.078)]是NEC肠狭窄相关因素。 结论:新生儿一般情况、母亲受孕方式、母孕期因素及是否手术与NEC肠狭窄无相关性。NEC起病日龄越大，发生肠狭窄的可能性越大；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升高是NEC肠狭窄的相关因素。

目的:研究全氟/多氟化合物（PFASs）的产前暴露与新生儿出生结局的相关性。方法:基于浙江杭州2020—2021年出生的506对母婴队列样本，应用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产前母血血清中7种PFASs的暴露水平。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PFASs的产前暴露对出生体重、身长及阿氏评分（Apgar）的影响。结果:孕妇年龄、产前体重指数以及妊娠周期分别为（31.3±4.3）岁、（26.7±3.2）kg/m 2和（265.0±28.3）d。出生体重、身长、Apgar-1和Apgar-5评分分别为（3.1±0.8）kg、（49.3±2.9）cm、（9.88±0.47）分和（9.99±0.13）分。PFASs广泛暴露于母血血清中，其中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基磺酸（PFOS）和6∶2氯代聚氟烷基醚磺酸（Cl-PFESA）的浓度最高，分别为（18.453±19.557）ng/ml、（6.756±9.379）ng/ml和（5.057±8.555）ng/ml。孕妇年龄、胎次、生产方式与PFASs暴露水平相关（ P<0.05）。亚组分析显示，PFOS对低出生体重（LBW）组新生儿体重（ β=-0.958）、身长（ β=-0.073）及Apgar-5（ β=-0.288）有抑制作用。6∶2 Cl-PFESA和8∶2 Cl-PFESA对LBW组新生儿体重（ β=-0.926； β=-0.552）、身长（ β=-0.074； β=-0.045）有抑制作用。此外4∶2氟调聚物磺酸（FTS）暴露与正常体重组新生儿体重增加（ β=0.111）、Apgar-5评分降低（ β=-0.030）有关。 结论:PFASs的产前暴露与新生儿出生体重、身长和Apgar-5评分之间存在关联，需持续关注PFASs通过母胎传递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目的:探讨川藏藏族儿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以四川省骨科医院儿童骨科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99例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患儿监护人进行问卷调查。按照受试者常住地分为四组：甘孜藏族自治州组(A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组(B组)，凉山彝族自治州组(C组)和西藏自治区组(D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试者相关性因素(受试者是否早产，生产方式为顺产或剖宫产，生产时体位为头位或臀位，受试者是否为头胎或二胎及以上)；以及监护人及家庭相关性因素[监护人是否为15岁以上、不识字且不会写字的成年人(以下简称文盲)，受试者出生后襁褓方式是否绑腿，受试者是否定期接受儿童保健，受试者家庭经济情况]。结果:四组DDH患儿是否早产(χ 2＝7.564、 P<0.05)、生产方式(χ 2＝7.524、 P<0.05)、生产胎位(χ 2＝6.801、 P<0.05)、是否头胎(χ 2＝13.008、 P<0.05)、监护人文化程度(χ 2＝14.114、 P<0.05)、襁褓方式(χ 2＝13.080、 P<0.05)、是否定期进行儿童保健(χ 2＝11.107、 P<0.05)，以及家庭经济状况(χ 2＝11.935、 P<0.05)等因素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儿童受试者相关因素中"早产和臀位产"，监护人及家庭相关性因素中"监护人是文盲"、"襁褓方式为绑腿"、"未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是川藏藏族儿童DDH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早产、臀位生产、监护人是文盲、襁褓方式为绑腿、未规范进行儿童保健可能与藏族儿童DDH发病率升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