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血清骨形态发生蛋白9(BMP9)与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表达在脓毒症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收集脓毒症患者30例作为脓毒症组,非脓毒症重症患者31例为非脓毒症组,同期体检的健康成人23例为对照组.追踪随访脓毒症组患者28d转归,分为存活组16例和死亡组14例.分析比较3组一般资料、临床指标及血清BMP9与GDF15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发病及预后的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血BMP9及GDF15在脓毒症诊断及预后预测中的价值.结果:与非脓毒症组和对照组比较,脓毒症组血清BMP9表达明显增高(P均＜0.05).与对照组比较,脓毒症组血清GDF15表达明显增高(P＜0.05).脓毒症死亡组患者血清BMP9、GDF15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P均＜0.05).Logistic回归示血BMP9、C反应蛋白(CRP)、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是脓毒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GDF15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BMP9联合CRP诊断脓毒症的AUC为0.845,特异性83.9％,灵敏度73.3％,诊断效能与序贯器官衰竭评分相当(AUC 0.809,特异性83.9％,灵敏度70.0％).GDF15联合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R)对脓毒症患者预后预测的AUC为0.898,特异性80％,灵敏度100％,预测效能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APACHE Ⅱ)评分相当(AUC 0.687,特异性93.9％,灵敏度53.3％).结论:脓毒症患者BMP9和GDF15表达明显增高,BMP9联合CRP对脓毒症诊断价值较高.GDF15联合NLR对脓毒症患者预后预测效能较高.

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I粒子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微血管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人肝癌Huh7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12只裸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观察组移植瘤植入一枚活度为2.96×10 7Bq粒子，对照组植入一枚活度为0的空粒子。每4天测量1次移植瘤体积，记录肿瘤生长曲线。28 d后取下移植瘤，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CD31评估移植瘤微血管密度(MVD)。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蛋白表达，并做半定量分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VEGF-A、HIF-1α mRNA的表达。 结果:观察组移植瘤的生长速度较对照组缓慢，粒子植入后12 d两组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7， P<0.05)，随着观察时间延长，两组肿瘤体积差距加大，在28 d时两组肿瘤体积分别为(963.61±89.56)mm 3和(602.10±75.98)mm 3( t＝7.122， P<0.05)。两组移植瘤组织中CD31均有表达，观察组的MVD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360， P<0.05)。观察组VEGF-A、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480、6.414、10.890、12.250， P<0.05)。 结论:放射性 125I粒子通过降低肿瘤微血管密度抑制肝癌移植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与VEGF-A、HIF-1α的mRNA及蛋白表达减少有关。

目的:探讨生长抑素受体5(SSTR5)活化在垂体催乳素腺瘤中激素分泌中的抑制作用。方法:使用大鼠GH3细胞(美国细胞中心，ATCC)作为垂体催乳素腺瘤的体外细胞模型，外源性转染SSTR5质粒构建SSTR5过表达模型，使用流式细胞仪分选技术分选转染阳性细胞，并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加以验证，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PRL-luc启动子活性，CellTiter Glo试剂盒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及细胞上清PRL的浓度。使用SSTR5激动剂BIM23052进行细胞刺激，检测空白组和转染组细胞上清PRL浓度及细胞活性。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蛋白印迹法检测流式分选SSTR5过表达质粒转染细胞GH3SSTR5可发现SSTR5蛋白高表达，单纯过表达SSTR5显著降低PRL-luc报告基因的活性[(71.07±4.38)%比 (99.96±0.88)%， t＝6.47， P<0.01]，抑制细胞上清PRL的分泌[(65.24±10.71)%比 (100.00±4.44)%， t＝2.99， P<0.05]；使用不同浓度的BIM23052刺激GH3SSTR5细胞，PRL-luc报告基因活性呈现U型剂量反应曲线，BIM23052浓度在10 nmol/L时达到最大抑制效应[(45.23±1.21)%对(99.96±1.24)%， t＝31.62， P<0.01]，而BIM23052并不影响SSTR5空载质粒mock转染组GH3mock细胞的PRL-luc报告基因活性；BIM23052并不影响GH3mock细胞上清PRL的浓度，但BIM23052可显著抑制GH3SSTR5细胞上清PRL的浓度[(57.10±6.41)%比 (96.14±6.82)%， t＝4.16， P<0.01]。BIM23052并不改变GH3mock和GH3SSTR5细胞的活性。 结论:SSTR5活化可以通过抑制PRL mRNA的转录抑制垂体催乳素腺瘤激素的异常分泌。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多西他赛（ACT）方案化疗后复发转移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桐城市人民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保乳根治术后行ACT方案化疗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同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60例为健康对照组。于术前及化疗结束后1周抽取所有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应用定量实时聚合酶联反应法测定血清中miR-137、miR-140的相对表达水平。收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病理类型、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状态。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3年，根据患者病历和随访结果记录术后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时间。结果: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0.89±0.15）&（1.34±0.21）（ t=4.99， P<0.001）及（0.83±0.14）（1.18±0.17）（ t=4.25， P<0.001）。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水平与TNM分期、ER状态和HER2状态有关（ t=2.56、2.06、2.24， P=0.003，0.007、0.004），miR-140水平与TNM分期和HER2状态有关（ t=1.95、2.11， P=0.008、0.006）。化疗结束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为（1.05±0.16）及（0.97±0.18），相较于术前均显著升高（ t=2.69、3.05， P=0.004、0.002）。共17例患者3年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1.67%（43/60）。复发转移患者的miR-137及miR-140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发生复发转移患者（0.74±0.14）&（0.94±0.13）及（0.73±0.10）&（0.87±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5， P<0.001）及（ t=3.63，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137及miR-140表达水平预测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79.1%和82.4%和69.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低水平miR-137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水平miR-137组（ P=0.025）；低水平miR-140组与高水平miR-140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 结论: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ACT方案化疗后疗效有关，血清miR-137高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探究先兆子痫发生的危险因素及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EGFR-1)与胎盘生长因子(PLGF)对先兆子痫(PE)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产前检查并最终确诊为PE的148例孕妇作为PE组，并选取与PE组同时期进行产前检查的148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VEGFR-1、PLGF、VEGFR-1/PLGF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PE的危险因素，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与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并获取截断值，根据截断值绘制孕妇发生PE的生存曲线。结果:PE组VEGFR-1、VEGFR-1/PLGF水平高于对照组(均 P<0.05)，PLGF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VEGFR-1和VEGFR-1/PLGF为PE的危险因素(均 P<0.05)，PLGF是PE的保护因素( P<0.05)。VEGFR-1、VEGFR-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正相关(均 P<0.001)，PLGF与年龄、BMI、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家族史、子痫前期史均呈负相关(均 P<0.001)。VEGFR-1、PLGF、VEGFR-1/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AUC＝0.773、0.791、0.825)，截断值分别为9 190.83 ng/L、508.17 ng/L、21.64。根据截断值将296例孕妇分为低、中、高风险3组，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三组发生PE的概率分别为1.36%、18.97%、66.67%。 结论:VEGFR-1与PLGF对PE的预测价值较高，临床可通过监测VEGFR-1/PLGF水平并联合其他检查手段提高PE诊断和预测的准确性，改善妊娠结局。

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目的:探讨基于CT影像特征构建术前鉴别诊断胃神经鞘瘤（GS）与胃间质瘤（GST）（长径2~5 cm）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23年4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2017年6月至2022年9月广东省人民医院49例GS患者和240例GST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鉴别GS与GST的独立因素。采用R4.3.1软件构建鉴别GS和GST的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鉴别GS与GST的效能；通过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结果:GS患者和GST患者有临床症状率、钙化率、溃疡率、肿瘤血管率、长短径比值和动脉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A-N）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S患者女性比例、发生于胃中下部率、混合或腔外型生长率、肿瘤相关淋巴结率、明显强化率、静脉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P-N）、延迟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D-N）、静脉期与动脉期CT值差值（CTV P-A）和延迟期与静脉期CT值差值（CTV D-P）明显高于GST患者[75.51%（37/49）比58.33%（140/240）、85.71%（42/49）比54.17%（130/240）、75.51%（37/49）比45.00%（108/240）、44.90%（22/49）比5.42%（13/240）、51.02%（25/49）比27.08%（65/240）、32.0（26.0，43.5）HU比29.0（22.0，37.7）HU、（44.59 ± 13.46）HU比（32.94 ± 12.47）HU、20.0（11.5，25.0）HU比10.0（5.0，17.0）HU和9.0（6.0，12.0）HU比4.0（-2.7，7.0）HU]，年龄、形态不规则率、囊变率和不均匀强化率明显低于GST患者[（58.12 ± 12.59）岁比（62.05 ± 11.22）岁、16.33%（8/49）比38.33%（92/240）、18.37%（9/49）比51.25%（123/240）和34.69%（17/49）比56.25%（135/2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部位、囊变、肿瘤相关淋巴结、CTV P-A和CTV D-P是鉴别GS与GST的独立影响因素（ OR = 3.599、0.201、19.031、1.124和1.160，95% CI 1.184~10.938、0.070~0.578、6.159~58.809、1.066~1.185和1.094~1.231， P<0.05或<0.01）。基于部位、囊变、肿瘤相关淋巴结、CTV P-A和CTV D-P构建鉴别GS与GST的列线图模型。列线图鉴别GS与GST的曲线下面积为0.924（95% CI 0.887~0.951）。校准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GS曲线与实际GS曲线之间一致性良好（平均绝对误差为0.033），Hosmer-Lemeshow检验提示该列线图模型不存在过度拟合（ χ2 = 2.52， P = 0.961）。临床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当列线图模型鉴别两种肿瘤的阈值>0.03时，列线图模型较"所有患者视为GS"方案或"所有患者视为GST"方案获得更多的净收益。 结论:基于CT影像特征的列线图模型可用于术前鉴别GS与GST。

目的:探究低剂量柳氮磺吡啶（SAS）对结直肠癌细胞的放疗增敏作用。方法:CCK-8检测不同浓度SAS对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采用凋亡、自噬等抑制剂联合SAS处理结直肠癌细胞，CCK-8法比较细胞活力。采用锥虫蓝染色、平板克隆形成、细胞生长曲线等实验评价低浓度SAS联合放疗对结直肠癌细胞的体外放疗增敏作用。通过检测细胞内脂质过氧化物、铁死亡蛋白标志物（GPX4、PTGS2）等，探究低浓度SAS联合放疗对细胞铁死亡的促进作用。利用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明确SAS的体内放疗增敏效应。结果:高浓度SAS可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与铁死亡。低浓度SAS增强结直肠癌细胞放疗敏感性，该效应可被铁死亡抑制剂（Fer-1）阻断。低浓度SAS联合放疗显著增加细胞内脂质过氧化物含量与PTGS2表达，降低GPX4表达。皮下移植瘤模型中SAS亦显示显著的放疗增敏效应。结论:低浓度SAS通过铁死亡途径增强结直肠癌细胞放疗敏感性。

目的: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及外周血微RNA-126(microRNA-126, miR-126)与脑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s, CMBs)数量和分布的关系。方法:连续纳入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3.0 T MRI检查，应用磁敏感加权成像检测CMBs。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VEGF浓度，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miR-126进行定量检测。应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CMBs的独立影响因素，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血清VEGF浓度和外周血miR-126与CBMs数量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价血清VEGF浓度和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对CMBs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193例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非CMBs组110例(57.0%)，单纯脑叶CMBs组20例(10.4%)，非单纯脑叶CMBs组63例(32.6%)。3组间比较显示，年龄可能是单纯脑叶CMBs的危险因素，VEGF较高、胱抑素C水平较高、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较低、高血压以及既往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可能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危险因素。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VEGF浓度较高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1.186，95%置信区间1.035～1.358； P＝0.014)，而miR-126相对表达量较高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54，95%置信区间0～0.269； P＝0.02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血清VEGF浓度较高( r＝0.848， P<0.001)和miR-126相对表达量较低( r＝-0.043， P＝0.035)可显著增加CMBs数量。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VEGF预测非单纯CMBs的曲线下面积为0.803(95%置信区间0.741～0.865)，最佳截断值为120.55 ng/L，敏感性为70.7%，特异性为75.5%。 结论:在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血清VEGF和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与CMBs数量及其分布存在显著相关性，血清VEGF可作为预测非单纯脑叶CMBs存在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评估肝动脉栓塞术（TAE）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NENLM）患者的疗效，分析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3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TAE治疗的NENL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及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评价TAE术后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用中位总生存期（mOS）、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评价患者预后，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多因素Cox回归分析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9例NENLM患者，年龄（53.3±10.3）岁（23~74岁），男23例，女16例。其中9例为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原发部位位于消化系统的有31例，原发灶WHO分级为G1、G2级的共有32例。肝转移瘤血供丰富者有27例，13例患者肝肿瘤负荷>50%。30例患者联合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SSA）治疗。39例患者共行123次TAE，ORR为38.5%（15/39），DCR为76.9%（30/39）。围手术期无4~5级严重不良事件发生。中位随访时间38.7（95% CI：31.3~46.1）个月，mOS为37.3（95% CI：27.0~47.5）个月，mPFS为12.6（95% CI：7.1~18.1）个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联合长效SSA治疗是患者总生存期长的影响因素（ HR=0.207，95% CI：0.076~0.567， P=0.002）。 结论:TAE能有效降低NENLM患者肝转移瘤负荷，联合长效SSA治疗可提高患者的总生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