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新诊断或既往诊断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PA）患者罹患头颈癌的风险。方法:全部数据来源于TriNetX Analytics Network联合研究平台，共计纳入临床随访信息完整的研究对象13 094 188例，分为实验组（GPA患者20 663例）及对照组（非GPA患者13 073 525例）。记录2组患者在最初诊断为GPA的同时或之后罹患鼻腔/鼻咽、口腔、口咽和喉/下咽恶性肿瘤的患者，参与者的特征按各协变量[年龄、性别、种族、头颈部癌症（HNC）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并使用单向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相关的混杂变量，包括人乳头瘤病毒、烟草和酒精暴露，在分层队列之间进行了匹配。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2组患者患HNC的危险比（ HR）和相应95%可信区间（ CI），以评估GPA对HNC发生的影响。 结果:在GPA患者中，分别有22例（0.11%）、59例（0.29%）、15例（0.08%）和18例（0.09%）同时被诊断为鼻腔/鼻咽、口腔、口咽和喉部的恶性肿瘤。将GPA患者与标准化对照人群进行比较时，GPA患者发生鼻腔/鼻咽恶性肿瘤的风险至少高出2倍[ HR值（95% CI）=2.20（1.04，4.65）， P<0.001]。 结论:本研究发现，GPA患者罹患鼻腔/鼻咽癌的风险在统计学上显著增加。但仍需要更多的大型人口数据调查来证实这些相关发现。

目的:对比分析二甲双胍与胰岛素的使用对糖尿病患者行PET/CT检查时肠道摄取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的70例Ⅱ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41例、女性29例，年龄38~86(62.9±12.4）岁。根据使用的降血糖药物将患者分为二甲双胍治疗组和胰岛素治疗组。收集同期以健康体检或肿瘤筛查为检查目的的非糖尿病患者作为对照组（38名），其中男性22名、女性16名，年龄16~82(55.0±13.0）岁。对肠道PET/CT图像的 18F-FDG摄取程度进行视觉评级，并测量各段肠道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采用卡方检验比较3组受检者性别的差异；采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3组间肠道摄取程度的视觉评级并进行成对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间一般临床资料及肠道各段和右侧股直肌SUV max的差异，并采用LSD- t检验进一步行组间比较。 结果:二甲双胍治疗组患者肠道的 18F-FDG摄取程度视觉评级与对照组和胰岛素治疗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5.988、21.548，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二甲双胍治疗组除十二指肠外，空肠（2.23±0.51对2.60±0.57）、回肠（2.19± 0.66对2.95±1.66）、升结肠（2.65±1.03对4.56±3.09）、横结肠（2.09±0.83对3.37±2.15）、降结肠（2.37±1.06对4.72±3.51）、乙状结肠（2.74±1.12对5.26±3.34）、直肠（3.40±1.06对5.74±3.27）的SUV max均明显增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33~4.699，均 P<0.01）。与胰岛素治疗组比较，二甲双胍治疗组的空肠（2.26±0.41对2.60±0.57）、回肠（2.13±0.58对2.95±1.66）、升结肠（2.84±1.15对4.56±3.09）、乙状结肠（3.79±2.68对5.26±3.34）、直肠（3.89±2.34对5.74±3.27）的SUV max均明显增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002~2.977，均 P<0.05）。 结论:二甲双胍可导致糖尿病患者肠道摄取 18F-FDG增加，而胰岛素对肠道摄取 18F-FDG的影响较小。

目的:探讨帕金森病（PD）患者 11C-2β-甲氧甲酰-3β-（4-氟苯基）托烷（CFT）脑多巴胺转运体（DAT）PET/CT显像的特点，分析其对PD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21年2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 11C-CFT PET/CT脑显像且经临床确诊的41例原发性PD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21例、女性20例，年龄34~81岁（57.6± 12.2）岁。根据Hoehn-Yahr(H-Y）分级将PD患者分为早期PD组（19例）和晚期PD组（22例）。同时纳入与PD组患者年龄匹配的8名健康受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性4名、女性4名，年龄42~72(61.0±9.8）岁。通过勾画感兴趣区（ROI）得到双侧尾状核、壳核及小脑3个层面的 11C-CFT摄取值，按相应公式计算双侧尾状核、壳核、新纹状体的 11C-CFT摄取值和不对称指数、壳核与尾状核摄取值的比值。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PD患者新纹状体及各亚区DAT分布与各临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在 11C-CFT PET/CT脑显像中，PD组双侧尾状核放射性分布呈稍降低但尚均匀，双侧壳核放射性分布呈不同程度的降低或稀疏缺损。其中，早期PD组患者双侧壳核放射性分布呈不对称性降低或缺损；晚期PD组患者双侧壳核放射性分布呈较对称性稀疏缺损。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D组新纹状体 11C-CFT摄取值减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29±2.75对7.69±2.42 ， t=4.818， P<0.01）；PD组不对称指数增高，且在壳核中表现最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6±0.08对0.14±0.09， t=2.184， P<0.05）；PD组壳核与尾状核摄取值的比值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3±0.13对0.74±0.21， t=4.929， P<0.01）。与早期PD组比较，晚期PD组在新纹状体的摄取值降低最明显，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50±1.77对6.99±2.71， t=2.070， P<0.05），晚期PD组在尾状核、壳核不对称指数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06±0.06对0.11±0.08、0.18±0.10对0.11±0.07， t=2.251、2.858，均 P<0.05）。PD患者新纹状体 11C-CFT摄取值与年龄、起病年龄、H-Y分级均呈负相关（ r=-0.444、-0.514、-0.426，均 P<0.01），与壳核 11C-CFT摄取不对称指数呈正相关（ r=0.331 ， P<0.05）。PD患者尾状核 11C-CFT摄取值与年龄、起病年龄、H-Y分级均呈负相关（ r=-0.537、-0.581、-0.380，均 P<0.05），与壳核不对称指数呈正相关（ r=0.410， P<0.01）；PD患者壳核 11C-CFT摄取值与起病年龄、H-Y分级均呈负相关（ r=-0.353、-0.453，均 P<0.05），与病程、壳核与尾状核摄取值的比值均呈正相关（ r=0.322、0.396，均 P<0.05）。 结论:PD患者DAT在 11C-CFT PET/CT脑显像上主要表现为双侧尾状核及壳核的放射性分布降低， 11C-CFT PET/CT脑DAT显像有助于PD的诊断及其严重程度的评估。

目的:探讨早期儿与完全足月儿发育行为的差异。方法:选取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建立的马鞍山市母婴健康出生队列，进行随访。从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抄录婴儿分娩结局，采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中文版评估其发育行为。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早期儿与完全足月儿行为发育的差异。结果:早期儿出生率为24.74%（500/2 021）。早期儿沟通、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解决问题和个人-社会5个能区发育迟缓检出率分别为2.1%、3.2%、6.1%、6.3%和2.7%。早期儿解决问题能区发育迟缓检出率显著高于完全足月儿组（6.3% 比 3.7%， χ2 =5.42， P<0.05）。在控制怀孕年龄、饮酒史、性别、出生体重、家庭收入、分娩方式、居住地等可能混杂因素后，与完全足月儿相比，早期儿解决问题能区发育迟缓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65， 95%CI：1.01~2.70， P<0.05），沟通、粗大运动、精细运动和个人-社会能区发育迟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早期儿出现发育迟缓的风险显著高于完全足月儿，对早期儿需要进行长期的随访和适当的早期发展促进干预，提高其生命质量。

[背景]现阶段,生活方式干预或饮食调整目前仍然是2型糖尿病(T2D)一级预防和管理的基石.[目的]探究植物性食物摄入与T2D发生风险的关系.[方法]系基于上海社区自然人群队列(SSACB)松江区居民开展的前瞻队列研究.基线调查时用经验证的食物频率问卷评估不同类型食物摄入状况并计算植物性膳食指数(PDI)、健康植物性膳食指数(hPDI)和不健康植物性膳食指数(uPDI),借由绑定了居民医疗保险卡的电子信息系统获取队列建立后经医生诊断[空腹血糖≥7.0 mmol·L-1 或 2 h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11.1 mmol·L-1 或糖化血红蛋白≥6.5%或具备典型的高血糖(危象)症状及随机血糖≥11.1 mmol·L-1]的或存在用药记录的新发糖尿病病例.采用多因素校正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膳食摄入与T2D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队列中共有 29016名松江区居民被纳入分析[基线年龄的xˉ±s为(55.3±11.6)岁],截至2022年 9月 21日,中位随访时间 5.688年.结果显示,当地居民植物性食物(未加工)摄入与新发T2D呈负相关[HR(95%CI):0.983(0.969～0.998)];其中,植物性食物每日摄入量最低四分位数组(<500.9 g)的 T2D发生风险高于每日摄入量最高四分位数组(≥859.3 g)[HR(95%CI):1.250(1.012～1.544)];未发现动物性食物[HR(95%CI):1.006(0.987～1.026)]和加工食品[HR(95%CI):0.978(0.944～1.014)]摄入与T2D发生风险相关.用等量(50 g)的植物性食物替代动物性食物[HR(95%CI):0.982(0.968～0.996)]或加工食品[HR(95%CI):0.983(0.969～0.998)],T2D的发生风险下降.此外,居民PDI(P非线性=0.023)、hPDI(P非线性=0.016)与新发T2D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结论]植物性食物,特别是健康植物性食物摄入与新发T2D风险降低相关.

目的 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自我管理干预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明确干预要素,为临床实践和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按照范围综述框架,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INAHL、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有关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自我管理的干预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2月.由2名研究者对纳入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及汇总分析.结果 共纳入12篇文献,包括3项随机对照试验、8项类实验研究、1项混合性研究.6项研究基于以自我管理为导向的5A护理模式、持续护理模式、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理论等理论依据或护理模式进行干预;12项研究的干预方法包括护士主导的 自我管理指导以及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多学科协作、图文卡片进行干预;干预时长多为1～3个月,结局指标包括移动应用程序的可操作性、易用性、用户满意度等可行性评价指标以及患者的 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服药依从性等效果评价指标;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自我管理干预能够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服药依从性,改善其心理及营养状况.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自我管理干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积极影响已得到初步验证.医护人员应加强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自我管理评估,发挥多学科团队作用、利用电子健康干预手段,制订多层次、科学有效的自我管理干预方案.

目的:探究吉林省居民电子居民健康卡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为电子居民健康卡更好地普及和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UTAUT模型为基础,结合感知风险、自我效能和技术焦虑因素设计问卷并对吉林省居民展开调查,采用秩和检验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验证各因素对电子居民健康卡使用意愿的影响.结果:居民对电子居民健康卡的使用意愿在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便利条件、社会影响、感知风险、技术焦虑、自我效能方面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知风险和技术焦虑是影响电子居民健康卡使用意愿的负向因素(P<0.05).结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便利条件、社会影响、感知风险、技术焦虑、自我效能均是影响电子居民健康卡使用意愿的因素.未来,电子居民健康卡的推广普及建议明确关键切入点,持续升级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程序,丰富其便民惠民功能,同时做好宣传和培训,强化平台的信息保护.

伤害监测是伤害防制的重要手段,是疾病综合监测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以来,随着医疗数字化的发展,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基于宁波市健康信息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伤害智能监测系统,并在区域内应用.该系统将人工报卡模式转变为智能报卡模式,可实现监测数据流行病学分析、伤害高发预警、伤害分类管理及报卡质量控制等功能.2022年11月上线以来已完成自动报卡近30万份,初步掌握了辖区伤害发生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开展伤害预警和干预提供数据支持.鄞州区伤害智能监测系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报卡质量,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推动伤害监测全面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撑.

目的:解决医疗卫生机构"多卡并存、互不通用"的问题,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一码通用",拓展电子健康码在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应用.方法:通过中心端系统建设、平台对接、医院受理环境改造、个人终端接入等,搭建电子健康码管理平台,构建卫生健康领域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身份统一标识和认证服务体系.结果:支持医生和患者调阅居民健康档案和检验检查报告,实现了跨机构、跨地域就医线上线下一体化,贯穿了妇幼健康、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个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进一步拓展了卫生相关服务内容.结论:电子健康码管理平台有助于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深化便民惠民应用、提升卫生服务效率;未来可通过新兴技术赋能、多码集成应用、跨界融合创新等方式,进一步推进电子健康码安全、规范运行,促进"三医联动"和综合管理.

2018年1月14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福建省卫生计生委指导推动下,"电子健康卡福建省首发式暨家医签约及就医惠民应用启用仪式"隆重举行,厦门市从此进入电子健康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