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 探究脑电图分级标准在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预后判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2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诊断为抗NMDAR脑炎病人50例.根据ECBER、Synek、Young和Laviz-zari脑电图分级标准,对病人入院后的首次脑电图进行分级.在病人出院时依据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评价预后,mRS评分0～2分为预后良好.比较4种不同脑电图分级标准与预后之间的相关性,选择预后预测效能最高的脑电图分级标准,研究其与病情严重程度、辅助检查及检验结果的相关性.结果 ECBER、Synek、Lavizzari这3种脑电图分级标准与病人预后均有明显相关性(P<0.05),脑电图级别越高,预后越差.经预测效能分析,Lavizzari标准的预后预测效能最高[曲线下面积(AUC)值达到0.86,灵敏度为83.33％,特异度为76.32％,P<0.001].Lavizzari标准的中重度异常脑电图组,在住院时间、监护室住院时间、临床症状数量、并发症数量和病情严重例数及占比分别为[42.00(29.00,53.00)d、16.00(0.00,42.00)d、5.00(4.50,5.50)个、3.00(1.00,3.50)个、13例(68.42％)],轻度异常脑电图组分别为[18.00(12.50,26.00)d、0.00(0.00,1.00)d、3.00(3.00,4.00)个、0.00(0.00,1.50)个、9例(29.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脑脊液抗体滴度、头颅核磁异常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抗NMDAR脑炎病人脑电图异常比例较高.Lavizzari脑电图分级标准对抗NMDAR脑炎病人早期病情评估及预后有较好预测价值,其异常程度与脑脊液抗体滴度、头颅MRI及疾病复发无关.

本文报告在单纯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引导下,远程使用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了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TEER)术治疗二尖瓣反流.患者为70岁男性,患有缺血性心肌病所致重度二尖瓣反流,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指南指导药物治疗后症状无明显改善,经多学科讨论后进行TEER术.TEER术采用超声引导下的机器人辅助技术,结合5G通讯技术,在北京远程操作深圳的手术机器人完成TEER术.术后患者二尖瓣反流减轻至微量,症状明显好转,无严重并发症,术后5 d出院.单纯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和远程机器人手术的结合,对提高基层心血管疾病治疗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酒精使用障碍（AUD）是一种非常常见、难治的医学疾病。AUD的症状是由以伏隔核(NAc)为中心的几个神经回路的功能障碍引起的。病例报告和动物研究表明，伏隔核深部脑刺激（NAc-DBS）治疗可能是严重AUD的一种有效的减害治疗方法。6例严重难治性AUD患者接受了NAc-DBS，安全性指标和临床结果被记录下来。在基线和6个月时，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FDG-PET）测量NAc中的葡萄糖代谢。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用于表征术后NAc与大脑其余部分的功能连接变化，以及NAc和背侧纹状体对酒精视觉线索的反应性。该研究已在ClinicalTrials.gov（NCT03660124）注册。所有患者的渴望程度都有所降低。12个月时饮酒量、酒精相关的强迫行为和焦虑明显减少。抑郁无明显变化。FDG-PET分析显示，6个月后NAc代谢减少，这与强迫性饮酒行为的改善相关。临床改善与NAc和视觉联合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少相关。主动深部脑刺激（DBS）与被动观看含酒精图片时背侧纹状体的激活减少有关。NAc-DBS在严重的难治性AUD患者中是可行和安全的。它与食欲和成瘾行为的减少有关。这一过程的潜在机制是下调NAc，破坏其与视觉联合皮质的功能连接，以及干扰线索诱发的背侧纹状体反应性。

目的:建立并评价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S-AKI）患者3个月死亡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收集2008至2021年S-AKI患者的临床数据。初步纳入58个相关预测因素，以3个月内全因死亡为结局事件。按7∶3比例将数据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在训练集中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变量，运用多重共线性分析、Lasso回归和随机森林算法并结合临床应用价值进行变量选择，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并利用列线图进行可视化表达。在验证集中进行内部验证，评价模型预测价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模型及牛津急性疾病严重度评分（OASIS）、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SIRS）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价校准度；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不同阈值概率下的净效益。结果:基于确诊后3个月时的生存状况将患者分为存活组7?768例（68.54%），死亡组3?566例（31.46%）。在训练集中通过多重筛选，最终纳入7个变量，即Logistic器官功能障碍评分（LODS）、Charlson合并症指数、尿量、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呼吸支持方式、血尿素氮和年龄，并纳入列线图模型。在验证集中进行内部验证，ROC曲线分析显示，列线图模型的AUC为0.81〔95%可信区间（95% CI）为0.80～0.82〕，大于OASIS评分的0.70（95% CI为0.69～0.71），远大于SOFA评分的0.57（95% CI为0.56～0.58）和SIRS评分的0.56（95% CI为0.55～0.57），具有较好区分度。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校准度优于OASIS、SOFA、SIRS评分。DCA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在不同阈概率情况下的临床净收益均好于OASIS、SOFA、SIRS评分。 结论:基于MIMIC-Ⅳ临床大数据建立的一个包含7项变量的S-AKI患者3个月死亡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具有很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为评估S-AKI患者预后提供了有效的新工具。

目的:探讨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的临床特征，以及导致患者死亡和致残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出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脑炎""结核性脑脊髓膜炎""结核性脑脓肿"的患者病例资料，建立回顾性队列，分析患者临床特点，应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分期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应用改良Rankin评分评估生活自理受损情况，并分析患者生存率和致残率。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纳入最终诊断为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患者161例，其中确诊病例55例(34.2%)，高度疑似病例72例(44.7%)，疑似病例34例(21.1%)。治疗前MRC分期 Ⅰ 期56例(34.8%)，Ⅱ 期76例(47.2%)，Ⅲ 期29例(18.0%)。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月1日，10例(6.2%)死亡，32例(19.9%)失访，119例(73.9%)存活。5年生存率达到92.83%。119例存活患者中，生活完全无影响者72例，中度影响者34例，重度影响者13例，致残率为39.5%(47/11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长[比值比(odds ratio， OR)＝1.06，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0~1.13， P＝0.032]、抗结核治疗中MRC分期出现恶化( OR＝89.00，95% CI 4.46~1 779.00， P＝0.003)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以重度残疾和死亡作为不良结局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年龄增长( OR＝1.07，95% CI1.01~1.13， P＝0.035)、抗结核治疗中MRC分期出现恶化( OR＝77.17，95% CI4.45~1 337.00， P＝0.003)是发生死亡或严重致残不良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患者病死率较低，致残率仍然较高。年龄增长及在抗结核治疗中出现MRC分期恶化是死亡及致残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检测过敏性哮喘患儿外周血微小核糖核酸-511-3p(miR-511-3p)表达水平，并分析其意义。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徐州市儿童医院2019年4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122例过敏性哮喘患儿，并于同时间段招募118名健康儿童志愿者，分别记为疾病组与健康组。2组均取外周血，采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miR-511-3p表达并比较；比较疾病组不同哮喘严重程度患儿外周血miR-511-3p表达水平；比较2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白细胞介素10(IL-10)、IL-17、IL-22]、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和全血嗜酸粒细胞(EOS)比率；采用Pearson法分析疾病组外周血miR-511-3p表达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IgE水平和全血EOS比率的相关性。结果:疾病组外周血miR-511-3p表达水平低于健康组( t＝10.13， P<0.05)，且中度组和重度组哮喘患儿外周血miR-511-3p表达水平均低于轻度组哮喘患儿( t值分别为5.41、14.81， P值均<0.05)，重度组哮喘患儿miR-511-3p表达水平低于中度组哮喘患儿( t＝11.27， P<0.05)；疾病组血清IL-17、IL-22、IgE水平和全血EOS比率均高于健康组( t值分别为34.22、28.03、43.63、44.17， P值均<0.05)，血清IL-10水平低于健康组( t＝23.59， P<0.05)；疾病组外周血miR-511-3p表达水平与血清IL-17、IL-22、IgE水平和全血EOS比率均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73、-0.80、-0.80、-0.82， P值均<0.05)，与血清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83， P<0.05)。 结论:过敏性哮喘患儿外周血miR-511-3p表达水平低，与病情严重程度有关，且与炎症反应、血清IgE水平和全血EOS比率均相关。

目前，无托槽隐形矫治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成人正畸治疗及牙周病患者的正畸治疗中。对于轻中度牙周病患者，无托槽隐形矫治可获得较好的矫治效果；对于重度牙周病患者，无托槽隐形矫治仍存在风险，需严格把控适应证。明确牙周病患者的正畸治疗目标，严格控制牙齿移动范围，多学科联合治疗疑难病例，是正畸临床需关注的内容。牙周病患者无托槽隐形矫治时需确定可行的矫治目标位，根据牙周情况进行合理分步、设置适当的附件以及设计减小牙龈刺激的矫治器边缘。本文针对无托槽隐形矫治在牙周病患者正畸治疗中的应用领域，从适应证选择、矫治目标、矫治器设计、多学科联合治疗中的作用以及矫治器对牙周健康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目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与冠心病等多种心血管疾病相关，中重度OSA患者的冠状动脉狭窄更严重，综合血清学指标、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造影，进一步研究睡眠呼吸暂停与冠心病的关系。方法:选取有冠状动脉造影指征并在住院期间完成冠状动脉造影和睡眠呼吸监测的11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97例，女13例，年龄27~85岁。收集其基线资料、生化指标、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造影、睡眠呼吸监测数据。采用 t检验、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程度睡眠呼吸暂停的心血管指标差异以及不同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OSA以及冠状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 结果:84.5%（93/110）的患者患有OSA。中重度OSA患者睡眠时心率变异程度更大，近端升主动脉更宽，更易有右心结构功能的异常，而心肌损伤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高的患者OSA患病率更高且程度更严重，并且中枢型呼吸暂停事件相对更多。调整其他因素后，患高血压与冠状动脉狭窄以及中重度OSA独立相关（ OR=3.88， P=0.035； OR=2.95， P=0.046）。 结论: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高的患者更易患OSA且中枢型事件更多；合并有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冠心病患者更易出现主动脉的增宽和右心结构异常；高血压分别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和中重度OSA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肠系膜上动脉（SMA）缺血的手术策略与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0年8月至2020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24例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21例，女性3例，年龄（50.3±9.9）岁（范围：44~72岁）。A型主动脉夹层（TAAD）9例，B型主动脉夹层（TBAD）15例。患者入院后均行CT血管造影检查，根据影像学特征将患者分为3型：Ⅰ型，仅SMA真腔重度狭窄或闭塞；Ⅱ型，降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分离型）；Ⅲ型，SMA上段胸腹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延续型）。根据影像学分型不同采用相应的SMA腔内治疗方法。记录患者的影像学分型、手术情况及并发症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及再干预率。结果:24例患者中，Ⅰ型17例（70.8%），Ⅱ型4例（16.7%），Ⅲ型3例（12.5%）。14例Ⅰ型患者采用TEVAR加SMA支架植入术治疗；3例Ⅰ型及1例Ⅱ型患者仅行SMA重建（1例慢性TAAD患者行髂动脉-SMA旁路术治疗）；3例Ⅱ型及3例Ⅲ型患者采用降主动脉联合SMA裸支架植入术；同期或二期行部分小肠切除术5例（20.8%）。住院期间4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16.7%，其中2例患者死于严重肠缺血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随访（46±9）个月（范围：13~72个月），期间2例患者死亡，均与肠缺血无关。患者的5年期免于再干预生存率为86.1%，5年期累积生存率为82.6%。结论: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围术期病死率高，风险大，针对不同临床场景采用相应的手术策略可缓解肠缺血，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