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塞奇尤单抗作为首个靶向白细胞介素23的抑制剂，在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对中重度银屑病患者的治疗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综述白细胞介素23和其抑制剂的作用机制及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灵芝降糖方治疗肝肾阴虚型 2 型糖尿病（T2DM）胰岛素抵抗的临床疗效及机制。方法: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诊治的肝肾阴虚型T2DM患者86例，采用密闭信封按1∶1比例分为对照组（ n=43）和治疗组（ n=43），两组采用西医规范化治疗，治疗组给予灵芝降糖方治疗，两组随访观察12周。比较两组临床证候疗效、糖脂代谢、炎性因子、氧化应激变化及安全性。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8.4%（38/4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3.5%（23/43）（χ 2=12.69， P < 0.001）。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抵抗指数、总胆固醇、三酰甘油、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均下降，且治疗组下降更明显（均 P < 0.05）；两组空腹C肽、餐后2 h C肽、超氧化物歧化酶均上升（均 P < 0.05），治疗组上升更显著（均 P < 0.05）。 结论:灵芝降糖方可以显著改善肝肾阴虚型T2DM患者的胰岛素抵抗及糖脂代谢，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和上调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进一步改善炎性反应、抗氧化应激等从而达到有效缓解T2DM胰岛素抵抗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脾切断流术对肝硬化肝脏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前瞻性留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共54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脾切除前后不同时间点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肝脏血管内径和血流，血清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等血流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等肝再生和肝纤维化相关因子的变化。结果:54例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3例，年龄(45.5±10.2)岁。自由门静脉压从脾切除前的(37.0±7.1)cmH 2O(1 cmH 2O＝0.098 kPa)下降到术后的(26.1±5.7)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脾切除术后肝动脉内径(4.0±1.0)mm较术前(3.1±0.7) mm明显增加，门静脉内径(11.9±2.0)mm较术前(13.1±1.9)mm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肝动脉流速和血流量增加，门静脉流速和血流量减小。血清NO在脾切除术后即刻升高且持续处于高水平；血清ET-1在脾切除术后2 d下降且低水平波动。血清IL-6和HGF在脾切除术后2 d明显上升，在术后7 d和1个月缓慢下降。脾切除术后血清TGF- β1、MMP1明显升高，血清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脾切除术诱导了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重塑、肝细胞再生以及肝纤维化的逆转。对肝硬化肝脏产生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改良ROX（mROX）指数预测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结局的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新冠病毒感染致ARDS且需要HFNC治疗的57例患者。根据是否成功撤机将患者分为HFNC失败组和HFNC成功组。记录两组患者入ICU后实验室检查、入ICU首个24 h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HFNC治疗即刻和6 h后生命体征及动脉血气分析、治疗方案、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电话随访患者28 d和90 d结局。采用单因素分析上述指标，将有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患者HFNC失败的影响因素；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HFNC失败组和HFNC成功组患者28 d和90 d结局；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6 h mROX指数和6 h ROX指数预测患者HFNC成功的价值。结果:共纳入57例新冠病毒感染致ARDS患者，其中HFNC成功组34例，HFNC失败组23例。与HFNC成功组比较，HFNC失败组的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血乳酸（Lac）水平及使用升压药比例、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比例、APACHEⅡ评分和SOFA评分、治疗即刻和6 h呼吸频率（RR）均明显升高，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治疗即刻氧合指数（PaO 2/FiO 2）及治疗即刻和6 h SpO 2、PaO 2、ROX指数、mROX指数均明显降低（均 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HFNC成功组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100%比26.1%）和90 d累积生存率（85.3%比21.7%）均明显高于HFNC失败组（均 P<0.001）。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ac 〔优势比（ OR）＝0.129，95%可信区间（95% CI）为0.020～0.824〕、SOFA评分（ OR＝0.382，95% CI为0.158～0.925）、6 h ROX指数（ OR＝0.099，95% CI为0.011～0.920）、6 h mROX指数（ OR＝23.703，95% CI为1.415～396.947）与HFNC治疗结局相关（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6 h mROX指数和6 h ROX指数预测患者HFNC成功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均较高（分别为0.809、0.714），其中6 h mROX指数AUC明显高于6 h ROX指数（ P<0.01），当6 h mROX指数截断值为4.5时，敏感度为88.2%，特异度为52.2%。 结论:6 h mROX指数对HFNC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致ARDS患者结局的预测价值高于6 h ROX指数，当6 h mROX指数>4.5时，预测HFNC治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目的:分析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HBeAg阳性患者血清干扰素γ诱导单核细胞因子(monokine induced by IFN-γ，Mig)、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9与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前C/BCP区变异的相关性以及其对干扰素疗效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至2018年2月四川省简阳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10例CHB且HBeAg阳性患者资料，均给予聚乙二醇α-干扰素抗病毒治疗；治疗前扩增患者血清HBV前C/BCP区的基因片段并将患者分成HBV前C/BCP区野生型组(野生组61例)及突变型组(突变组49例)，并比较两组患者血清Mig、IL-9情况以及抗病毒治疗疗效差异。结果:突变组治疗前患者血清IL-9[(10.8±1.9) ng/L]明显高于野生组[(8.3±1.7) ng/L]( P<0.05)。突变组治疗48周后获得完全应答率[46.9%(23/49)]显著高于野生组[16.4%(10/61)]χ 2＝7.083， P＝0.018；突变组治疗24周后HBsAg下降>1 lg10者较下降≤1 lg10者治疗前的血清Mig显著升高[(129.2±37.9) ng/L与(91.5±25.7) ng/L]( P<0.05)。突变组治疗12、24周血清IL-9分别为(8.8±1.9)、(8.9±1.6) ng/L，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均<0.05)。 结论:CHB且HBeAg阳性患者治疗前血清IL-9的高表达与HBV前C/BCP区的变异关系密切，IL-9的表达与干扰素抗病毒疗效无相关性；患者治疗前Mig的高表达可能对HBV前C/BCP区变异者干扰素抗病毒疗效更有利。

生物制剂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治疗中重度、难治性及特殊类型银屑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获批上市并已用于治疗银屑病的生物制剂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白细胞介素12/23抑制剂和白细胞介素17A抑制剂三大类7种制剂，如何合理、有效、安全地使用生物制剂已经成为临床工作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为此，我国银屑病诊疗及相关领域专家依据国内外研究数据和临床经验，结合中国银屑病患者的特点，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本指南，从生物制剂的应用原则与方法、疗效与安全性、患者的筛查与监测、常见问题与对策以及特殊人群应用的注意事项等方面，为临床医生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用于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取得显著疗效，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矛盾的药物不良反应，即其可诱发部分患者出现银屑病样表现，称之为TNF-α抑制剂诱导的银屑病，病理表现可为银屑病样改变，也可为海绵状改变，发病机制可能与TNF-α和Ⅰ型干扰素之间平衡失调、白细胞介素23/Th17细胞轴参与、感染有关。本文对TNF-α抑制剂诱导的银屑病的流行病学、组织学特征及其可能的发病机制做一阐述，为识别和治疗TNF-α抑制剂诱导的银屑病提供依据。

目的:观察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相关性视神经炎（NMOSD-ON）患者静脉注射甲泼尼龙冲击（IVMP）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变化。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2020年1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检查确诊的NMOSD-ON患者24例纳入研究。其中，男性9例；女性15例。依据外周血中水通道蛋白4（AQP4）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AQP4-IgG）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AQP4-lgG阳性组、AQP4-lgG阴性组，分别为10、14例。选取健康志愿者20名作为对照组。三组受检者年龄（ F=0.639）、性别构成比（ χ2=2.37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04、0.333）。患者均给予500 mg/d或1 000 mg/d的IVMP治疗。采集所有受检者外周静脉血，Luminex FLEX MAP 3D液相悬浮芯片检测系统定量分析血清中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IL）-4、IL-31、IL-33、IL-17A、IL-6、IL-21、IL-23、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10水平。各组间差异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IVMP治疗前，AQP4-lgG阳性组、AQP4-lgG阴性组、对照组受检者血清IL-17A浓度分别为2.39、2.17、1.97 pg/ml；TNF-α浓度分别为5.60、4.17、5.89 pg/ml。与对照组比较，AQP4-IgG阳性组患者血清IL-17A浓度升高，AQP4-IgG阴性组患者TNF-α浓度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2.720、10.900， P=0.040、0.039）。IL-17A、IL-6等其他细胞因子水平无显著改变。IVMP治疗后，AQP4-lgG阳性组、AQP4-lgG阴性组患者血清IL-6分别为0.72、0.73 pg/ml；TNF-α浓度分别为4.17、3.88 pg/ml；IFN-γ浓度分别为2.15、2.55 pg/ml。与治疗前比较，AQP4-lgG阳性患者血清IL-6、TNF-α、IFN-γ浓度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68、－2.547、－2.201， P=0.008、0.011、0.028）；AQP4-lgG阴性患者血清IL-6、TNF-α浓度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501、－1.978， P=0.012，0.048）。 结论: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影响NMOSD-ON患者血清IL-6、TNF-α、IFN-γ水平发挥治疗作用。

目的:观察CD5 +CD19 +B细胞在体外是否具有分泌IL-10的功能，并探讨其在HBV感染过程中对CD8 +细胞的作用和机制。 方法:纳入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确诊的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组)23例、肝硬化(肝硬化组)18例患者，以及同期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19名。通过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分离、细胞培养、流式细胞术分析、CD5 +CD19 +B细胞分离等操作，比较3组CD5 +CD19 +B细胞含量较多(占淋巴细胞百分比>6%)的患者比例、CD5 +CD19 +B细胞分泌IL-10的情况和IL-10 +细胞含量较多(占淋巴细胞百分比>4%)的患者比例，分析CD5 +CD19 +B细胞对CD8 +细胞分泌γ干扰素的影响和可能机制。通过对慢性乙型肝炎13例和肝硬化5例患者行肝活组织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分析CD5 +CD19 +B细胞在人体肝组织中表达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肝硬化组中CD5 +CD19 +B细胞含量较多的患者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8/18比2/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9)。健康对照组(10名)、乙肝组(23例)、肝硬化组(18例)的CD5 +CD19 +B细胞分别占IL-10 +细胞的81.6%、82.3%、70.1%，IL-10 +细胞含量较多的患者分别为2、7和2例，3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脂多糖刺激培养48 h后，健康对照组(10名)CD8 +γ干扰素 +细胞占淋巴细胞百分比与乙肝组(10例)、肝硬化组(10例)比较(10.73%比7.05%和9.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剔除CD5 +CD19 +B细胞后，健康对照组(10名)、乙肝组(10例)和肝硬化组(10例)中分别有5、4、4例患者CD8 +γ干扰素 +细胞占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添加IL-10受体阻滞剂后，PBMC中CD8 +γ干扰素 +占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添加IL-10受体阻滞剂前升高(7.23%比6.87%)。肝活组织标本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结果显示，CD4 +和CD8 +细胞在患者肝小叶汇管区强表达，CD5 +和CD19 +细胞较少表达。 结论:CD5 +CD19 +B细胞在HBV慢性感染的进展过程中并未体现出明显数量和功能上的差异，但对CD8 +细胞分泌γ干扰素的能力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可能是通过分泌IL-10而不是通过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