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两例胎盘植入孕妇术后盆腔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及诊治经过，结合文献探讨胎盘植入的术前评估及围手术期处理经验。两例孕妇均行胎盘植入术前超声评估，考虑为穿透性胎盘植入，术中二次评估后行胎盘在位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术后2~3 d出现腹痛或肉眼血尿，超声检查提示手术区域血肿形成，并伴有血肿内活动性出血。急诊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病灶逐渐缩小。胎盘植入于子宫前壁下段，子宫下段与膀胱及腹膜与子宫颈的间隙可能有复杂的新生血管及吻合系统，子宫切除术后，仍有可能出现迟发性出血。胎盘植入术前除了进行严重程度的评估之外，还应重视胎盘局部状态及植入部位解剖学的评估，术后迟发性出血时可应用介入血管栓塞术治疗。

患者女，38岁，因“体检发现子宫、附件包块10 d”入院。患者既往体健，有轻度痛经，无阴道不规则出血，12年前行剖宫产。体格检查：左侧附件区可扪及不易推动的包块。腹部超声：左侧附件区囊性团块，约5.0 cm×4.4 cm，边界清，左侧宫旁血管扩张；CTA：左侧附件区异常增粗血管影，考虑为子宫动静脉 畸形（uterin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UAVM），见图1。经多学科讨论后行子宫动脉栓塞（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UAE）治疗。术中造影证实为巨大UAVM，使用Glubran胶与碘油混合液以及弹簧圈对靶动脉进行超选择性栓塞（图2, 3）。术后2个月（图4）和2年盆腔CTA：左髂内动脉远段闭塞，UAVM消失。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探讨盆腔孤立性纤维性肿瘤（SFT）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自2013年7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行手术治疗且经术后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确诊为盆腔SFT的9例患者临床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33~85（中位数58）岁。总结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后情况。结果:全组患者病程时间0.5~36（中位数3）个月。其中8例的症状主要为：排粪困难或粪便变细，腰骶部疼痛，肛门坠胀或排尿困难，另有1例无典型症状。CT和MRI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9例患者均进行开放性手术完整切除肿瘤，8例为限期手术，1例患者行急诊手术，术后1例因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死亡。手术用时平均231 min，出血量平均1 661 ml。7例行联合脏器切除；5例患者术前行选择性肿瘤供血动脉栓塞术。肿瘤最大径中位数9 cm。手术标本多可见分叶，切面呈灰白或灰黄色，1例为灰红色。标本切面可见钙化灶或出血灶。镜下细胞呈梭形，均呈现不同程度异型性，血管丰富，可见钙化灶、灶状出血。9例患者CD34和Vimentin均为阳性。7例患者获随访3~29（中位数14）个月，1例术后1年可疑盆壁转移，其余患者术后均未见复发或转移征象。结论:盆腔SFT需要多学科诊疗，预后良好。

输尿管动脉瘘(UAF)是长期留置输尿管支架后出现的罕见并发症。本文报道2例，均有盆腔肿瘤手术、放疗史，均有输尿管皮肤造口及长期留置输尿管支架史。例1，女，52岁，2020年4月2日因输尿管皮肤造口内间歇出血1周入院。CT检查见左侧上尿路积血。行左肾切除术后左输尿管仍有出血，改开放手术见左输尿管盆腔段粘连明显、游离困难，遂切除输尿管远端，保留粘连段输尿管，两端结扎，术后诊断UAF，随访8个月未再出血。例2，男，82岁，2020年6月15日因输尿管皮肤造口出血1 h入院，增强CT检查发现左输尿管与髂总动脉交叉，考虑UAF，行介入手术，术中行左侧髂内动脉栓塞及髂总动脉、髂外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后即刻出血停止，随访6个月未再出血。

脾动脉瘤破裂致下消化道出血是一类极其罕见且凶险的疾病，检索国内近30年文献未见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了1例首发症状为排暗红色血便的40岁女性患者，通过结肠镜、全腹部+盆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和脾动脉造影检查发现，患者脾动脉真性动脉瘤破裂入结肠脾曲致下消化道出血，最终经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后康复出院。出院后随访1.5年，未再便血。

目的:评价经桡动脉途径(TRA)行外周血管介入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TRA行外周血管介入治疗的106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桡动脉穿刺率、穿刺完成后续操作的手术成功率以及术后30 d内相关并发症。结果:106例患者中，TRA外周血管介入操作112例次，其中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83例次，支气管动脉灌注术4例次，盆腔肿瘤栓塞术11例次，其他手术14例次。所有介入操作穿刺成功率为97.3%(109/112)，手术成功率为98.2%(107/109)。5例患者TRA失败，转为股动脉穿刺，并顺利完成操作。手术严重并发症为主动脉夹层2例次；轻微并发症中，桡动脉闭塞2例次，桡动脉痉挛1例次，手臂疼痛1例次，穿刺点血肿1例次。严重并发症和轻微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8%(2/112)和4.5%(5/112)。急诊操作16例次，均顺利完成操作，无并发症发生。结论:TRA行外周血管介入治疗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基于肺动脉联合下腔静脉CT血管成像技术，评估髂静脉压迫综合征（IVCS）并急性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肺栓塞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20年6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的166例急性左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一站式”肺动脉联合下腔静脉CT血管成像。按有无IVCS分为IVCS组（101例）和无IVCS组（65）例，比较2组患者一般资料，左髂总静脉狭窄率，下腔静脉漂浮血栓、盆腔粗大侧支静脉、肺栓塞发生情况，肺动脉栓塞指数，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IVCS组肺栓塞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IVCS组与无IVCS组左髂总静脉狭窄率［分别为（68±8）%、（25±14）%， t=-25.300， P<0.001］、下腔静脉漂浮血栓的发生情况［分别为25/101、31/65，χ2=9.310， P=0.002］、下腔静脉漂浮血栓长度［分别为17.2（10.9，27.8）mm，27.4（20.1，55.9）mm， Z=-2.316， P=0.021］、肺栓塞发生情况（分别为43/101、41/65，χ2=6.651， P=0.010）、肺动脉栓塞指数［分别为10.0%（5.0%，17.5%）、22.5%（10.0%，30.0%）， Z=-3.49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IVCS组中，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左髂总静脉狭窄率［β=-1.964，OR（95%CI）0.140（0.031~0.638）， P=0.011］、下腔静脉漂浮血栓［β=1.212，OR（95%CI）3.360（1.566~7.209）， P=0.002］是肺栓塞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下腔静脉漂浮血栓对肺动脉栓塞指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b=0.352， t=2.410， P=0.021）。 结论:IVCS并急性左侧髂股静脉血栓患者肺栓塞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低于无IVCS患者，有无下腔静脉漂浮血栓是影响肺栓塞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

目的 探讨盆腔源性急性肺栓塞(APE)的治疗方法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长沙市第一医院感染性疾病治疗中心2020年至2021年收治的8例盆腔源性APE患者的诊疗情况,所有患者均采用下腔静脉临时滤网联合导管接触溶栓治疗,3个月后随访了解患者的预后.结果 治疗后患者动脉血氧分压由(52.83±4.18)mmHg增加至(92.34±6.12)mmHg(t=33.221,P＜0.01),血氧饱和度由(80.83±5.34)％增加至(96.12±4.11)％(t=13.853,P＜0.01);休克指数、Miller评分明显降低(P＜0.05).所有患者均康复出院,平均住院日17.5 d,下腔静脉临时滤网回收率100％,回收平均时间3.38周,3个月后肺动脉CT动脉血管成像提示肺动脉主干通畅率100％.结论 下腔静脉临时滤网联合导管接触溶栓治疗盆腔源性APE安全有效.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指深静脉局部管腔内出现异常血凝块,阻塞血管而影响血液回流,引起相应临床表现,严重者可导致深静脉功能障碍,约90％的DVT多见于下肢及盆腔静脉,超过90％的急性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由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脱落引起的[1].下肢DVT患者主要的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时一侧肢体的疼痛、肿胀、红斑和发热,临床症状特异性与敏感性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