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泌蛋白”是指由活细胞所分泌的丰富的、具有复杂生理功能的一系列蛋白，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激素、消化酶、抗体、胞外蛋白酶和毒素等，这些蛋白参与细胞信号转导、粘连、迁移和免疫防御等多种生物过程，发挥重要的生理作用。近年来，蛋白组学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分泌蛋白组学的研究和发展。分泌蛋白组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生殖领域的探索，并鉴定了许多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妊娠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或治疗目标。本文综述了分泌蛋白组学在人卵泡液、胚胎发育及子宫内膜分泌物中的研究进展，为分泌蛋白组学在人类生殖领域研究中的深入应用提供借鉴。

目的:探讨miRNAs介导的胶质瘤肿瘤微环境(TME)中巨噬细胞(Mφ)的恶性转化及其机制。方法:应用集落刺激因子诱导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小鼠骨髓来源细胞(BMDCs)分化，获得Mφ-GFP。将胶质瘤干细胞(GSCs)与Mφ-GFP体外共培养，筛选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Mφ-GFP，即恶变巨噬细胞(t-Mφ)。通过miRNAs芯片分析获取t-Mφ与正常Mφ的miRNAs差异表达谱。分别比较目标miRNA在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胶质瘤组织、来源于手术切除的10例胶质瘤组织与瘤旁组织、t-Mφ与正常Mφ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目标miRNA表达水平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采用流式细胞术、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及荧光素酶活性实验探讨目标miRNA调控TME中Mφ恶变的分子机制。结果:通过建立双色荧光示踪共培养体系，成功获得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单克隆GFP +细胞，并表达Mφ标志物F4/80和CD11b。miRNAs芯片差异表达谱和qRT-PCR结果证实，与正常Mφ相比，miR-223-3p在t-Mφ中的表达显著升高。临床分析中，胶质瘤组织样本中miR-223-3p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配对的瘤旁组织( P<0.01)。对CGGA的分析结果发现，胶质母细胞瘤中的miR-223-3p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WHO 2/3级)( P<0.001)。生存分析结果提示，低表达miR-223-3p胶质瘤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显著优于高表达组( P<0.01)。下调miR-223-3p可促进t-Mφ的凋亡( P<0.01)。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RIPK3)基因3′-UTR区存在miR-223-3p潜在的结合位点。荧光素酶活性实验结果显示，与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对照和RIPK3-WT的细胞相比，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和RIPK3-WT的t-Mφ细胞荧光强度显著降低( P<0.01)。qRT-PCR和WB实验结果证实，miR-223-3p下调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而miR-223-3p过表达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此外，miR-223-3p抑制剂/RIPK3抑制剂组t-Mφ的凋亡细胞比例显著低于miR-223-3p抑制剂组( P<0.01)。 结论:GSCs可诱导TME中Mφ的恶性转化，而miR-223-3p可靶向抑制t-Mφ中RIPK3的表达，进而抑制t-Mφ的细胞凋亡。

吻合口漏是直肠前切除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尽管吻合器械及外科手术技术不断进步，但吻合口漏发生率并无显著下降。随着更多关于吻合口漏早期诊断的研究发表，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如发热、首次排粪时间、腹部CT、C-反应蛋白（CRP）水平、降钙素原（PCT）水平、基质金属蛋白酶-9、其他细胞因子和生物标志物（IL-6、TNF-α、乳酸、pH值、尿新蝶呤/肌酐比率）等为外科医生评估吻合口漏发生风险提供了参考，增加了吻合口漏早期诊断的可能。尽管如此，预防吻合口漏的发生仍然是最终目标。对于吻合口漏的预防，术中吲哚菁绿（ICG）荧光显影技术为医生评估吻合口灌注提供了一种简单且安全的客观手段；转流性造口的应用可能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肛管引流可以减少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引流管是否均可以明确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还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此外，对于经肛引流管留置时间，放置的位置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对于吻合口漏的研究仍未采用统一的定义，相关研究之间的异质性大，仍然期待更多高质量、多中心、大型前瞻性及随机对照研究来明确直肠癌吻合口漏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措施。

B型利钠肽（BNP）及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是心脏功能生物标志物，同时也是心力衰竭诊断与鉴别诊断、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的首选生物标志物。但随着临床研究不断深入，以及新型心力衰竭治疗药物的广泛应用，BNP/NT-proBNP的实验室检测和临床应用面临诸多问题需进一步达成共识：（1）BNP和NT-proBNP，哪个更“好用”？是否需要同时开展BNP和NT-proBNP检测？（2）BNP/NT-proBNP体外稳定时间是否与其体内半衰期相同？（3）BNP或NT-proBNP各检测平台间的一致性如何？BNP与NT-proBNP检测结果是否可以相互换算？（4）影响BNP/NT-proBNP检测的因素众多，如何保证BNP/NT-proBNP检验质量？如何开展性能验证？（5）如何标准化报告BNP/NT-proBNP检测结果？解释BNP/NT-proBNP检测结果时需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6）是否需要建立中国人群BNP/NT-proBNP参考区间及医学决定水平？（7）排除和诊断心力衰竭的BNP/NT-proBNP界值是否适用于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评估心力衰竭预后的BNP/NT-proBNP目标值是多少？预防心力衰竭的BNP/NT-proBNP干预界值是多少？如何确定心力衰竭患者BNP/NT-proBNP监测频率？（8）肾功能不全、肥胖等患者排除和诊断心力衰竭的BNP/NT-proBNP界值如何确定？（9）BNP/NT-proBNP均可用于奈西立肽、沙库巴曲/缬沙坦等新型心力衰竭治疗药物的疗效评价及相关患者的预后评估吗？（10）除心力衰竭外，BNP/NT-proBNP还可应用于哪些疾病？鉴于此，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心血管专家委员会组织国内检验专家以及临床专家撰写了本共识，针对上述10个关键问题，从检验和临床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BNP/NT-proBNP最新研究进展和国内现阶段应用要求，用以指导和规范BNP/NT-proBNP实验室检测与临床应用。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许多恶性黑素瘤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其旨在恢复并促进效应T细胞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系统性增强全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对于手术切除后具有高复发风险或处于疾病晚期（不可切除或存在转移）的患者都是较好的治疗选择。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主要目标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它们分别是中枢和外周免疫耐受的两个关键受体。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效应、可能存在的药物反应性预测标志物与相关不良反应。

外泌体是源自细胞膜系统的囊泡，起源于内体多囊泡体，释放到组织液中。外泌体作为细胞间通信的载体，含有蛋白质、脂质、源自其供体细胞质的编码或非编码RNA。卵泡是卵母细胞发育的重要微环境，在卵母细胞发育过程中，物质通过细胞外囊泡进行卵母细胞与卵泡周围卵丘和颗粒细胞之间的物质传递，从而调节卵母细胞的基因表达。在正常和病理条件下，外泌体由多种细胞释放，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可作为疾病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及治疗干预的潜在目标。本文阐述了外泌体中的微小RNA、长链非编码RNA及环状RNA等成分在卵母细胞发育状态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卵巢、子宫相关生殖系统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变化。针对外泌体的检测可以深入了解卵母细胞发育状态，有助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2021年，美国危重病医学会及欧洲危重病协会联合发布了《拯救脓毒症运动：2020国际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管理指南》，提出93条推荐意见。同年，日本集中治疗医学会及日本急救医学会也联合发表了《日本脓毒症诊疗指南2020》，涵盖22个领域的118个临床问题。本文将两个指南的内容按照国际指南的顺序，从筛查、初始复苏、平均动脉压、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感染诊断、抗菌药物给药时机、启动抗菌治疗的生物标志物、抗菌药物的选择、抗真菌治疗、抗病毒治疗、抗菌药物的输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感染源控制、抗菌药物降级策略、抗菌药物使用疗程、停用抗菌药物的生物标志物、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正性肌力药、监测和静脉通路、液体平衡、氧合目标、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通气、保护性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应用、非ARDS呼吸衰竭患者的小潮气量、肺复张、俯卧位通气、肌松剂、体外膜肺氧合（ECMO）、糖皮质激素、血液净化、红细胞（RBC）输注、免疫球蛋白、应激性溃疡的预防、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预防、肾脏替代治疗、血糖管理、维生素C、碳酸氢钠治疗、营养、治疗目标、姑息治疗、同伴支持团体、治疗的交接、寻求经济或社会支持、脓毒症患者以及家属的脓毒症知识教育、共同决策、出院计划、认知疗法、出院后随访等50个条款进行比较，便于大家了解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领域一些观点的碰撞，加深认识。

目的:通过肠道生物标志物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瓜氨酸的动态变化来协助评价不同程度休克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是否能够获益。方法:①由2021年2月至2023年2月，纳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重症监护室目标患者133例，观察期为入院7 d，肠道生物标志物监测3次，分别为：入院后24 h（D1）、入院第3天（D3）、入院第7天（D7）。②纳入患者根据入院48 h内接受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分为：安全剂量组[接受去甲肾上腺素<0.3 μg/（kg·min）]，危险剂量组[接受去甲肾上腺素≥0.3 μg/（kg·min）]。③安全剂量组标按照指南推荐意见实施早期肠内营养，危险剂量组随机予早期肠内营养（EEN）和延迟肠内营养（DEN）。④观察三组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瓜氨酸的动态变化；比较危险剂量EEN/DEN不同时间点肠道生物标志物的差异。⑤记录危险剂量EEN/DEN组28 d内生存时间，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⑥纳入总体进行28 d死亡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①比较安全剂量EEN组/危险剂量EEN组基线资料，APACHE Ⅱ评分、动脉血乳酸、AGI分级、喂养中断、7 d内喂养总时间、28 d生存人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比较危险剂量EEN组/危险剂量DEN组基线资料，仅喂养中断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安全剂量EEN组与危险剂量DEN组变化趋势相同：I-FABP从D3至D7开始有明显下降趋势（ P<0.05）；瓜氨酸从D1至D3降低，但从D3至D7开始回升（ P<0.05）；危险剂量EEN组，I-FABP在监测期内无明显变化（ P>0.05）；瓜氨酸在D1至D3有明显下降（ P<0.05）；危险剂量EEN/DEN比较仅D7-I-FAB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比较危险剂量EEN/DEN生存曲线，DEN可以提高危险剂量下危重患者早期生存率（Breslow检验 P = 0.0447）。④年龄（ OR=1.069, 95% CI: 1.002~1.140， P=0.044）是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BMI（ OR=0.772, 95% CI: 0.604~0.987， P=0.039）、无喂养中断（ OR=0.044，95% CI: 0.004~0.455， P=0.009）、7 d内喂养总时间（ OR=0.959，95% CI: 0.923~0.997， P=0.036）是其保护因素。 结论:安全剂量下EEN和危险剂量下DEN能有效地逆转肠细胞的的坏死，促进肠细胞功能的恢复。危险剂量EEN不能明确是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但其不仅增加了喂养中断发生率，从肠道生物标志物的角度也不利于肠细胞功能的恢复。

目的:探索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敏感性相关基因及分子标志物。方法:收集2017—2018年间31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采用根治性同期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治疗前外周血并提取血浆Cf DNA，采用基于NovaSeq6000高通量测序平台的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检测靶基因与肿瘤突变负荷(TMB)变化。根据放化疗近期疗效将患者分为放化疗敏感组(CR+PR)和放化疗抗拒组(SD+PD)，综合生物信息学和临床资料分析两组间的基因突变和TMB差异。结果:31例患者测序数据中突变频率>10%的肿瘤相关基因为Tp53、NOTCH1、BRAF、FGFR4、CDKN2A、ATRX和AXIN2，他们在放化疗敏感组和放化疗抗拒组均有分布且相近。高频突变基因主要与7条信号通路相关，主要涉及凋亡信号通路和细胞周期信号通路等，它们主要参与的是RTK-RAS信号通路。放化疗敏感组患者TMB值高于放化疗抵抗组( P＝0.04)，但GXYLT1和KRT18基因在放化疗抵抗组患者的突变率高于放化疗敏感组( P<0.05)。 结论:Tp53、NOTCH1和CDKN2A可能是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相关的高频突变基因，而KRT18、GXYLT1和TMB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同期放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

近十年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尤其是靶向治疗，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分子分型是非小细胞肺癌实施靶向治疗的前提。选择准确、快速、恰当的检测方法，全面筛选出适用靶向药物的目标人群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指南基于国内临床实践数据及结合中国国情，以国内已上市治疗药物及体外诊断检测试剂为导向制定，重在对分子病理检测实践的指导。其他靶基因及免疫治疗相关生物标志物只做简单概述，待更多实践数据的积累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