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肿瘤内皮细胞(TECs)来源CXC趋化因子配体8(CXCL8)在肝细胞癌(HCC)血管生成拟态(VM)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9月到2019年9月在北京朝阳医院行手术切除的HCC组织，免疫磁珠法分离TECs；慢病毒感染TECs，敲低其CXCL8表达，分为对照组和敲低组，收集其条件培养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TECs条件培养基中CXCL8的表达；小管形成实验观察HCC细胞VM；蛋白质印迹法观察HCC细胞中相关蛋白水平变化。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TECs敲低组中CXCL8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对照组条件培养基中CXCL8水平[(1 076.00±88.80) pg/ml]较敲低组明显升高[(787.50±63.43)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920， P<0.01)。对照组和敲低组条件培养基处理HepG2细胞后相对小管长度分别为(9 814.0±692.8)和(6 434.0±127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42， P<0.05)；在SMMC7721细胞中，对照组和敲低组分别为(22 317.0±3 121.0)和(9 834.0±1 5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17， P<0.01)。CXC趋化因子受体1(CXCR1)中和性抗体预处理HCC细胞后，TECs促进HCC细胞的VM能力减弱。对照组条件培养基较敲低组明显促进HCC细胞中波形蛋白(Vimentin)和Snail的表达。HepG2细胞中Vimentin的表达量为0.178±0.020和0.094±0.023( t＝4.707， P<0.01)，Snail的表达量为0.273±0.020和0.188±0.033( t＝3.755， P<0.05)；SMMC7721细胞中Vimentin的表达量为0.342±0.020和0.242±0.035( t＝4.270， P<0.05)，Snail的表达量为0.189±0.014和0.139±0.021( t＝3.354， P<0.05)。 结论:TECs通过旁分泌CXCL8方式结合HCC细胞表面CXCR1，调节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来促进HCC细胞VM。

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评价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非治愈性切除后追加外科手术的临床意义。方法:2014年1月—2020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行ESD治疗，术后病理结果为非治愈性切除的69例早期胃癌病例纳入回顾性观察，依据真实世界里后续是否追加外科手术分为追加手术组（ n=12）和随访组（ n=57）。主要观察临床和病理资料的组间差异，追加手术组的外科手术情况，2组三年无复发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影响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随访组比较，追加手术组的黏膜下层浸润率［66.7%（8/12）比21.1%（12/57）， χ 2=7.927， P=0.005］、脉管侵犯率［33.3%（4/12）比1.8%（1/57）， P=0.003］和神经侵犯率［16.7%（2/12）比0.0%（0/57）， P=0.028］更高。追加手术组追加外科手术距ESD手术的间隔时间为18.5 d（7～55 d），外科手术用时（286.4±85.9）min，清扫淋巴结（25.6±7.4）枚，4例（33.3%）有肿瘤残留，4例（33.3%）发生术后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好转后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有1例于外科手术后17个月发生肝转移，手术后22个月因胃癌肝转移死亡，1例外科手术后22个月因非肿瘤原因死亡，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91.7%（11/12）和91.7%（11/12）。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87.7%（50/57）和100.0%（57/5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2 cm是影响随访组患者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7， HR=15.595，95% CI：1.181～205.952）。 结论:对于ESD非治愈性切除的早期胃癌患者，追加外科手术或密切随访均是安全可行的后续治疗策略，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内镜手术病理结果，结合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意愿进行合理选择；而对于原发肿瘤长径≥2 cm者，建议积极追加外科手术治疗。

目的:探讨不同的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在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ELRA)术治疗肝泡型包虫病(AE)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是2010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ELRA治疗的88例终末期肝AE受者。根据术中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的不同分为3组：A组(自体血管重建组，50例)；B组(肝后下腔静脉替换组，31例)；C组(肝后下腔静脉切除不重建组，7例)，分析比较各组受者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天数、总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等资料。结果:三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6.32±3.20 h、15.99±3.32 h和16.86±4.18 h( P>0.05)，无肝期时间分别是(398.48±104.12)min、(389.41±135.25)min和(337.43±108.65)min( 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三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分别是(30.64±18.54)d、(25.94±16.37)d和(51.29±29.43)d(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受者术后住院天数明显少于A、C组。A、B两组中术后下腔静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0.0 %和9.7 %。9例受者术后出现下腔静脉狭窄，4例形成血栓，B组受者中均未见下腔静脉狭窄情况。 结论:ELRA中肝后下腔静脉的重建方式应根据切除病灶后血管壁的缺损程度而适当选择。

目的:研究LINC00665对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凋亡的影响和潜在的分子机制。方法:选取2013年6月至2018年6月于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病理检查确诊为肝癌且经手术切除126例患者的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距离肝癌组织边缘>2 cm)，其中男86例，女40例，年龄25.0～72.0(48.2±9.9)岁。qRT-PCR检测126例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LINC00665的表达，CCK8法测定肝癌HCC9204细胞存活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验证LINC00665与miR-379-5p的调控关系。结果:与癌旁组织相比，肝癌组织组中的LINC00665表达量升高[(1.00±0.10)比(1.82±0.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LINC00665含量降低后[(1.01±0.10)比(0.53±0.05)]，HCC9204细胞中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蛋白(Bcl-2)、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量降低[(0.74±0.07)比(0.13±0.01)；(0.81±0.08)比(0.35±0.03)；(0.69±0.07)比(0.22±0.02)]，p21、Bax和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升高[(0.20±0.02)比(0.66±0.06)；(0.26±0.03)比(0.78±0.08)；(0.17±0.02)比(0.72±0.07)]，细胞存活率降低[(100.13±10.14)%比(46.22±4.73)%]，细胞凋亡率上升[(8.42±0.91)%比(23.34±2.37)%]，迁移和侵袭细胞数均下降[(109±11)个比(53±5)个；(101±10)个比(47±5)个]，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过表达miR-379-5p组共转染野生型WT-LINC00665报告载体的细胞中萤火虫荧光素酶相对活性显著降低[(1.03±0.10)比(0.24±0.02)]，转染突变型MUT-LINC00665的细胞中荧光素酶相对活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LINC00665过表达组(pcDNA3.1-LINC00665)的miR-379-5p含量下降[(1.01±0.10)比(0.37±0.04)]；LINC00665抑制组(si-LINC00665)的miR-379-5p含量上升[(0.98±0.10)比(1.66±0.1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降低LINC00665含量同时降低miR-379-5p含量，细胞存活率升高[(46.53±4.72)%比(82.26±8.34)%]，细胞凋亡率降低[(23.51±2.44)%比(12.07±1.21)]，迁移细胞数和侵袭细胞数均升高[(54±6)个比(92±9)个；(48±5)个比(88±9)个]，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肝细胞癌HCC9204中，LINC00665靶向调控miR-379-5p的表达，进而调控肝癌细胞HCC9204增殖、迁移、侵袭和凋亡，是肝癌的潜在分子靶点。

例1，女，71岁，汉族。2021年5月21日因“双下肢浮肿、气憋、乏力10余天，加重2 d”入住舟曲县人民医院内一科。10余天前，患者逐渐出现双下肢浮肿、气憋、憋闷、喘促、乏力等症状，上坡时气憋明显加重，未给予药物治疗。近2 d来，上述症状加重，为进一步治疗，门诊就诊。既往史：5年前因“胃癌”行“胃大部切除术”，具体手术情况不详。出院后饮食较差，营养欠佳。3年前发现胆囊泥沙样结石，平时间歇性腹痛。体格检查：结膜略苍白，心肺无异常，腹部平坦，可见长约8 cm手术瘢痕，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征阴性，肠鸣音正常，甲床微苍白，双下肢中度浮肿。血细胞分析：白细胞（WBC）2.85×10 9/L，红细胞（RBC）2.25×10 12/L，血红蛋白（Hb）96 g/L，血小板（PLT）87×10 9/L。辅助检查：腹部超声检查为胆囊颈部结石（多发）（见图1A）。入院诊断：胃癌术后，胆囊炎并结石（多发），营养不良性贫血。入院后行CT检查：（1）胆囊炎并胆囊结石（多发），胆囊积液，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扩张；（2）胃术后改变，术区未见明显异常（见图1B）。经过吸氧、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经会诊后转入外科，完善术前准备，患者近亲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于2021年5月28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胆囊切除术。为避免肠管损伤，建立气腹时取脐下1 cm切口，直视下逐层分离进腹并放置10 mm Trocar，成功建立气腹，进镜探查发现腹腔内广泛粘连，在右侧腋前线平脐无粘连处置入5 mm Trocar，用电凝钩紧靠腹壁由近及远，从下往上，循序渐进地仔细分离粘连。建立一定空间后，在右侧锁骨中线与肋缘交点处下方2 cm处打孔置入5 mm Trocar，继续分离粘连最终到达肝脏下缘，在剑突下打孔置入10 mm Trocar。成功分离腹腔粘连并建立操作孔后进行胆囊Calot三角解剖（见图1C），仔细辨别胆囊管、左右肝管、胆总管，然后用Hem-o-lock夹夹闭胆囊动脉、胆囊管近端及远端，离断胆囊动脉、胆囊管后，顺行分离切除胆囊。手术总共用时180 min，术中无出血。术后给予抗感染、对症等治疗。病理诊断：慢性胆囊炎伴胆囊结石。术后1周患者痊愈出院，无任何并发症。

目的:分析基于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在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术后恢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上海长征医院行腹腔镜肝癌切除术的患者102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1例)和试验组(51例)。对照组给予传统健康教育，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两组均干预至出院。比较两组围术期指标。干预前及干预后的焦虑、疼痛感、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及治疗依从性评分。结果:试验组腹腔引流管拔出时间(21.94±1.89)h、肛门排气排便时间(21.31±1.89)h、首次进食时间(10.26±1.14)h、术前准备时间(1.58±0.59)h、住院时间(7.57±0.74)h短于对照组(25.14±2.33)h、(23.93±1.94)h、(15.85±1.73)h、(1.96±0.64)h、(9.16±0.84)h，首次活动时间(32.64±6.73)min、首次活动距离(81.39±14.29)m长于对照组(22.74±4.83)min、(64.26±12.73)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情感状况、身体状况、社会状况、功能健康、肝胆特异性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静息时、活动时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试验组护理满意率为96.08%(49/51)，高于对照组的78.43%(40/51)，且试验组治疗依从性评分(10.84±1.12)分高于对照组(7.73±1.7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采用基于ERAS理念下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腹腔镜肝癌切除术患者进行干预，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其焦虑感及疼痛感，进而可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提高其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

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分析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ELRA)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知网、万方等数据库199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ELRA的相关研究。使用R(V4.1.2)等统计软件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法模拟后验分布进行贝叶斯单臂荟萃分析，分析术后30 d内死亡率、术后1年生存率、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率、R 0切除率等相关指标。 结果:最终纳入20篇文献436例患者。贝叶斯单臂荟萃分析显示：ELRA术后1年生存率为83.24%[95%最大后验概率( HPD)：72.40%~92.05%]，其中肝多房棘球蚴病和肝恶性肿瘤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分别为88.66%(95% HPD：81.52%~94.50%)和61.29%(95% HPD：38.53%~93.68%)。ELRA术后30 d内死亡率、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率、R 0切除率分别为6.96%(95% HPD：4.47%~10.15%)、27.91%(95% HPD：19.00%~38.30%)、99.84%(95% HPD：37.61%~100.00%)。在ELRA术后30 d内死亡原因中，肾功能衰竭是最多的死亡原因。 结论:ELRA适用于能够通过切除获益而又无法在体内完成肝切除的肝恶性肿瘤以及肝多房棘球蚴病，安全可行，肝多房棘球蚴病获益最大，而肝恶性肿瘤仅部分患者获益。ELRA应用于肝恶性肿瘤治疗，尚需从获益角度对其适应证进行探究。

外科手术切除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针对这部分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有外科医生提出了计划性肝切除的理念即有计划地降低肿瘤分期、增加剩余肝体积(FLR)，从而达到提高手术安全性，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对于前期评估或/和治疗后FLR不足的患者，肝叶增生是计划性肝切除的重要环节，通过各种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增加FLR。门静脉结扎术和门静脉栓塞术、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肝静脉剥夺术是三种主要的肝叶增生技术。本文针对这三种肝叶增生技术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