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外周性性早熟又称非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依赖性性早熟，指非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激活，而是由其他来源的激素刺激引起的男孩在9岁前、女孩在7.5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发育，但不具备完整的性发育过程，仅有部分性征发育。外周性性早熟临床表现多样，常见的病因包括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McCune-Albright综合征、卵巢囊肿、肾上腺肿瘤、卵巢肿瘤、睾丸肿瘤、分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肿瘤、家族性男性性早熟、家族性芳香化酶活性增高及环境雌激素等。早期识别病因、精准鉴别诊断、产前基因筛查对该病的预防及诊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的:分析晚期肺腺癌患者肿瘤细胞异质性，探索肿瘤细胞亚群转录组特性以寻找个体特异的治疗方案。方法:从人类肿瘤相关的基因表达汇编(GEO)数据库下载肺腺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芯片编号GSE123902，包含收集于2018年至2019年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手术切除的8例原发肺癌组织，3例脑转移样本，1例骨转移样本，1例肾上腺转移样本。过滤、鉴定并分离肿瘤细胞，对表达数据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并根据表达模式对细胞进行聚类，利用基因差异表达分析，基因集变异分析(GSVA)探索不同肿瘤细胞亚群的表达特性。结果:共分离Ⅳ期肺腺癌原发灶肿瘤细胞211个，脑转移灶肿瘤细胞965个，骨转移灶肿瘤细胞659个，肾上腺转移灶肿瘤细胞14个。样本间比较涉及肿瘤血管生成、上皮间充质转化、侵袭转移相关的基因和基因集，例如骨转移组明显上调的波形蛋白(VIM，logFC＝3.185，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膜微囊蛋白-1(CAV-1，logFC＝2.757,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样本分析中，脑转移和骨转移灶中均鉴定出耐药相关细胞亚群，存在多个耐药相关基因上调，包括脑转移细胞亚群中上调的载脂蛋白2(LCN2, logFC＝1.822,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骨转移细胞亚群中上调的趋化因子1(CXCL1，logFC＝1.604,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通过单细胞转录组分析肿瘤细胞异质性，可为晚期肺腺癌患者寻找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线索。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艾司氯胺酮在老年胃肠肿瘤手术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选取年龄≥65岁择期行胃肠肿瘤手术的患者12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每组30例）：对照组（C组）、艾司氯胺酮0.2 mg/kg组（K1组）、艾司氯胺酮0.3 mg/kg组（K2组）、艾司氯胺酮0.4 mg/kg组（K3组）。K1组、K2组、K3组麻醉诱导时分别给予艾司氯胺酮0.2、0.3、0.4 mg/kg，术中分别泵注艾司氯胺酮0.2、0.3、0.4 mg·kg -1·h -1维持麻醉；C组在相应时间给予同体积生理盐水。记录4组患者麻醉诱导前（T 0）、气管插管后5 min（T 1）、手术开始后5 min（T 2）、缝皮时（T 3）的MAP和心率，术中舒芬太尼、去甲肾上腺素和麻黄碱用量，术后苏醒时间、拔管时间，拔除气管导管后5 min Richmond躁动-镇静（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 RASS）评分和躁动发生情况，PACU期间眩晕、恶心呕吐、瘙痒的发生率，出PACU时VAS疼痛评分。 结果:与T 0时比较，T 1时4组MAP均降低（ P<0.05），T 2时4组患者心率均降低（ P<0.05）；与C组比较，K2组、K3组T 1时MAP升高（ P<0.05），K3组T 2时MAP升高（ P<0.05）；其他时点MAP和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K1组、K2组、K3组术中麻黄碱用量小于C组（ P<0.05），4组患者术中舒芬太尼、去甲肾上腺素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K3组比较，C组、K1组和K2组术后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均缩短（ P<0.05）。与C组比较，K3组RASS评分升高（ P<0.05），K2组和K3组躁动发生率降低（ P<0.05）。4组患者均未发生恶心呕吐、眩晕、瘙痒等不良反应，出PACU时VAS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老年胃肠道肿瘤患者麻醉诱导时给予艾司氯胺酮0.3 mg/kg，术中泵注0.3 mg·kg -1·h -1维持麻醉，能够改善血流动力学，减少血管活性药物使用量，降低术后躁动发生率，增加临床使用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探讨右美托咪定对甲状腺肿瘤手术全身麻醉恢复期间呛咳反应及相关指标的影响。方法:选择在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行全身麻醉的甲状腺肿瘤手术患者90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45例）与对照组（45例）。观察组于手术开始静脉滴注右美托咪定0.5 μg/kg，静脉滴注时间至少10 min；对照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静脉滴注。比较两组患者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全身麻醉恢复期间呛咳反应发生率；术后6、24和48 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变化；术前和术后48 h应激反应指标[皮质醇（Cor）、肾上腺素（E）和去甲肾上腺素（NE）]和疼痛因子[前列腺素E2（PGE2）、神经肽Y（NPY）和β-内啡肽（β-EP）]变化。结果:观察组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15.62 ± 3.64）、（18.27 ± 4.25）min]均早于对照组[（23.12 ± 4.53）、（25.65 ± 3.89）min，均 P < 0.001]。观察组全身麻醉恢复期间呛咳反应发生率[8.89%（4/45）]低于对照组[28.89%（13/45）， P = 0.015]。观察组术后6、24和48 h VAS均低于对照组（均 P < 0.001）。两组术后48 h血清Cor、E和NE水平均高于术前（均 P < 0.001）；观察组术后48 h血清Cor、E和NE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均 P < 0.001）。两组术后48 h血清PGE2和NPY水平均高于术前，而β-EP水平低于术前（均 P < 0.001）；观察组术后48 h血清PGE2和NPY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而β-EP水平高于对照组（均 P < 0.001）。 结论:右美托咪定可降低甲状腺肿瘤手术患者全身麻醉恢复期间呛咳反应，明显减轻疼痛，且对应激反应和疼痛因子影响小。

肾上腺Castleman病临床较少见，本文报道1例左肾上腺Castleman病。患者术前无明显症状，B超检查发现左肾上腺占位。行后腹腔镜左肾上腺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肾上腺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符合Castleman病(透明血管型)。术后随访2年，未见肿瘤复发。

目的:探讨腹腔镜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本院行嗜铬细胞瘤切除术的1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开放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切除术的患者未纳入研究。按照肿瘤位置及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腹腔镜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组(LEAP组，18例)、开放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组(OPEN组，20例)和腹腔镜下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切除组(LAP组，74例)，比较各组手术相关及预后指标。结果:LEAP组的手术时间较OPEN组更短( P<0.001)，术中估算失血量更少( P＝0.012)，术后住院时间更短( P<0.001)，肿瘤最长径更小( P＝0.002)。LEAP组的术中估算出血量较LAP组更多( P＝0.018)，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时间更长( P＝0.040)，术中最高收缩压更高( P＝0.001)。共有7例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腹腔镜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和腹腔镜下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切除术的安全性和疗效接近，腹腔镜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对于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是一种可行的、可重复操作的手术方式。

垂体瘤是一组从垂体前叶和后叶及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发生的肿瘤，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2%~14.7%，约占全部颅内肿瘤10.0%~12.5%，多为良性肿瘤 [1]。根据起源，垂体瘤主要分为发生于前叶的垂体腺瘤，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部分发生于垂体前后叶间的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的颅咽管瘤；及少数来源于后叶的星型细胞瘤、神经节细胞瘤等 [2]。垂体腺瘤按照大小可分为垂体微腺瘤（肿瘤直径≤1 cm）、大腺瘤（肿瘤直径1~4 cm）以及巨大腺瘤（肿瘤直径>4 cm） [3]。根据免疫组化、内分泌、临床表现及电镜超微结构等情况，垂体腺瘤可进一步细分为催乳素腺瘤（40%~60%）、生长激素腺瘤（20%~30%）、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5%~15%）、促甲状腺激素腺瘤（<1%）等 [4]。因垂体瘤位于鞍区，紧邻视神经、颈内动脉、下丘脑等重要结构，在垂体瘤手术中若损伤到颈内动脉，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或脑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手术器械的更新，垂体瘤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风险仍然是医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本院成功救治一例垂体大腺瘤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患者，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经后腹腔联合经腹腔双入路腹腔镜技术治疗巨大嗜铬细胞瘤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总结初步疗效和临床技术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1例巨大嗜铬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2例，女9例。平均年龄(42.9±11.9)岁。体质指数(23.2±3.1)kg/m 2。术前收缩压150～22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80～160 mmHg。术前CT检查均提示嗜铬细胞瘤；肿瘤位于右侧12例，左侧9例；平均最大径(9.1±3.3)cm。术前21例均予甲磺酸多沙唑嗪充分控制血压。21例均全麻下行单一体位经后腹腔联合经腹腔双入路腹腔镜手术：患者取健侧折刀位，先经后腹腔充分游离肿瘤，然后纵向切开腹膜反折，于患侧锁骨中线与肋缘交点下2横指新建1个通道，联合经后腹腔操作通道转换行经腹腔手术。记录手术相关数据、术中循环监测数据、术后并发症及随访信息等。 结果:本组21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无肿瘤破裂，无中转开放手术。平均手术时间(166.7±32.8)min；估计失血量(205.4±45.3)ml，5例因术中失血量大输血治疗。术中9例发生循环不稳定；术后5例出现持续>24 h的低血压，予静脉泵入去甲肾上腺素恢复正常。未出现其他并发症。平均住院时间(6.5±1.7)d。病理检查均诊断为嗜铬细胞瘤。中位随访12(6～30)个月，21例血压均恢复正常，未见肿瘤复发。结论:双入路腹腔镜技术有利于术野显露，避免暴力牵拉或压迫瘤体，可降低术中循环不稳定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该术式安全可行，为治疗巨大嗜铬细胞瘤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案。

目的:研究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降钙素原（PCT）、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入ICU 72 h腹水培养结果，ICU住院期间去甲肾上腺素（NE）使用最大剂量和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情况及需要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情况，以及28 d预后等。以屈氏韧带为界，将胃、十二指肠穿孔者纳入上消化道组，将空肠、回肠、阑尾、结肠及直肠穿孔者纳入下消化道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特征。结果: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3例，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30例。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消化道组腹水培养病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45.5%）、屎肠球菌（18.2%）及大肠埃希菌（18.2%）；下消化道组大肠埃希菌（46.2%）及屎肠球菌（30.8%）为主要致病菌。上消化道组与下消化道组在PCT、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NE最大剂量及使用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CT（μg/L）：17.69（3.83，26.62）比32.82（4.21，100.00），ICU住院时间（h）：149.0（102.5，302.0）比115.5（30.8，214.5），机械通气时间（h）：106.0（41.5，183.0）比57.5（25.0，122.3），NE最大剂量（μg·kg -1·min -1）：1.2（0.5，2.0）比0.7（0.5，1.2），NE总使用时间（h）：72.0（21.0，145.0）比26.5（18.0，80.5），均 P<0.05〕，而APACHEⅡ和SOF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30.0（24.5，35.0）比28.0（25.0，33.5），10.67±4.14比9.50±3.33，均 P>0.05〕。与下消化道组比较，上消化道组患者更易发生AKI（78.8%比53.3%， P<0.05）以及需要接受CRRT治疗（39.4%比16.7%， P<0.05），但28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4%比43.3%， P>0.05）。 结论:不同部位胃肠道穿孔所致脓毒性休克的病原菌、病情严重程度、ICU住院时间等特征不尽相同。上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更常见真菌感染，休克程度更重，更易发生AKI及需要CRRT治疗，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间也更长；而下消化道穿孔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PCT升高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