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中国西南地区10个地(州)市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分布情况,为制定晚期肺癌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18-01-01-2022-05-31于中国西南地区2省10个地(州)市19家医院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资料,使用Excel 2019及SPSS 29.0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其基线特征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043例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主要分布在遵义市、遂宁市和六盘水市等10个地(州)市的医院.所有纳入患者年龄23～94岁,中位年龄61岁.其中男801例(76.80％),既往具有吸烟史患者609例(58.38％),城镇居住患者631例(60.50％),企事业单位人员436例(41.80％);肺鳞癌413例(39.59％),肺腺癌449例(43.04％),小细胞肺癌132例(12.67％),其他病理类型49例(4.70％),Ⅳ期患者900例(86.29％);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2分患者1 015例(97.41％),驱动基因阳性患者176例(16.87％);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检测率17.16％,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使用率95.78％,PD-1/PD-L1抑制剂一线使用率55.99％,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占80.54％,国产PD-1/PD-L1抑制剂使用率90.13％,适应证用药876例(83.98％).总体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8.26％,其中3～5级占13.23％,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的患者95例(9.10％),因严重免疫相关性肺炎死亡4例,因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死亡1例.绝大多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经短暂性停药或激素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 中国西南部分地区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存在覆盖患者有限、药物可及性受限及部分医院用药经验相对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改善.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治疗引起的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临床罕见，垂体炎合并垂体功能减退，如处理不及时可能引起垂体危象，甚至危及生命。本文报告1例胃癌患者使用PD-1抑制剂后出现自身免疫性垂体炎，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期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目的:探讨BRD4对高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L1的表达及增殖迁移的影响。方法:通过GEPIA中TCGA数据库，获取有关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相关数据，对高表达PD-L1、BRD4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总生存率分析，并对PD-L1和BRD4的表达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PD-L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选择高表达PD-L1的细胞株进行后续实验。分别用si-NC和si-BRD4转染A549细胞株，获得NC组和敲低BRD4组。通过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印迹法分别检测2组的BRD4和PD-L1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集落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成瘤能力，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分别加入DMSO和BRD4抑制剂JQ1获得对照组和JQ1组，蛋白质印迹法和CCK-8实验检测2组0、12、24、36、48 h的A549细胞PD-L1蛋白的表达和细胞增殖水平。结果:高表达BRD4、PD-L1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表现出低生存率( χ2值分别为6.538、8.258，均 P<0.05)。PD-L1和BRD4的表达呈正相关( r＝0.57， P<0.05， n＝105)。A459细胞PD-L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高于H460、H1975细胞，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2.58、2.67，均 P<0.05)。敲低BRD4组A549细胞中PD-L1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低于N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6.37、7.54，均 P<0.05)。敲低BRD4的表达后，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的迁移能力、集落形成能力以及生长的能力较对照组降低。随着时间的增加，JQ1组PD-L1蛋白的表达水平逐步下调。自12 h开始，2组PD-L1蛋白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7.25、8.24、10.25、12.23，均 P<0.05)。CCK-8实验显示，随着时间的增加，JQ1组A549细胞增殖水平逐步下调。自12 h开始，2组A549细胞增殖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8.86、12.25、15.24、7.586，均 P<0.05)。 结论:抑制BRD4可以抑制高表达PD-L1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L1的表达及增殖迁移。

随着对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认识，免疫检查点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伊匹木单抗、LY3321367等，可作为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应用于复发或转移性HNSCC的治疗。进一步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望为复发或转移性HNSCC患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鼻咽癌是一种与EB病毒（EBV）感染密切相关的癌种，并伴有癌巢周围高水平的免疫细胞浸润。EBV阳性鼻咽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中存在两种功能相反的免疫细胞，但由于EBV表面膜蛋白和γ干扰素的作用以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高表达，TIME表现为免疫抑制作用。免疫疗法利用TIME免疫抑制特性改变其中的免疫应答水平，从而抑制鼻咽癌的进展。EBV相关鼻咽癌的免疫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免疫疗法、肿瘤疫苗与溶瘤病毒免疫疗法。进一步探讨EBV与TIME的关系以及EBV在鼻咽癌免疫治疗策略中的作用，可为EBV阳性鼻咽癌的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患者男，58岁。诊断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性淋巴瘤，使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治疗6个月后出现颜面、四肢及躯干皮疹伴皮肤变硬，双腕、肘和膝关节僵硬并功能受限，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多（0.07×10 9/L升至3.3×10 9/L），双前臂磁共振成像示皮下组织增厚，T 2压脂序列（T 2WI）示肌群间肌筋膜信号增高，增强后明显强化。右前臂皮肤活检病理示，筋膜层增厚及纤维化，淋巴细胞、浆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最终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嗜酸性筋膜炎（EF），予甲泼尼龙 40 mg/d+甲氨蝶呤10 mg/周+巴瑞替尼4 mg/d治疗1个月后，患者皮肤肿胀硬化较前明显减轻，关节功能改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降至正常（0.17×10 9/L）。ICI相关EF属少见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检索国外文献报道的20例EF患者，结合本例共21例患者，使用ICI至出现EF的中位时间12（8，15）个月，临床表现以皮肤受累（19例）、关节功能受限（11例）、肌痛/肌无力（9例）为主。16例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7例患者经3（1，8）个月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嗜酸性粒细胞恢复正常。提示EF是ICI的一种可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反应，接受肿瘤免疫治疗的患者应关注EF的相关症状，尽早治疗对预防长期并发症至关重要。

卵巢癌具有早期诊断困难、易复发、易耐药等特点，其病死率居于妇科肿瘤的首位。现有的手术及放化疗等治疗方法效果欠佳，免疫治疗应运而生。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可抑制T细胞增殖、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目前，PD-1/PD-L1抑制剂已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在卵巢癌临床治疗中也取得初步疗效。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目的:基于血液学指标探讨接受免疫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方案治疗的80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收集基线期、最佳缓解期和疾病进展（PD）期的血液学指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截至随访截止日期，80例患者中63例PD，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2.09，95% CI为1.17~3.74， P=0.013），治疗线数（ HR=2.23，95% CI为1.21~4.12， P=0.010），基线期的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 HR=0.75，95% CI为0.57~0.97， P=0.028），最佳缓解期的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乳酸脱氢酶（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06），PD期的血红蛋白（ HR=0.97，95% CI为0.96~0.99， P<0.001）、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C-反应蛋白（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1）、白蛋白（ALB）（ HR=0.91，95% CI为0.87~0.96， 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 HR=1.16，95% CI为1.05~1.27， P=0.002）和LMR（ HR=0.62，95% CI为0.42~0.90， P=0.012）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对单因素分析中 P<0.10的变量进行筛选，得到9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最佳缓解期的纤维蛋白原、LDH，PD期的血红蛋白、D-二聚体、C-反应蛋白、LDH、ALB和LMR。将上述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0.91，95% CI为0.86~0.97， P=0.004）、PD期的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3）和ALB（ HR=0.82，95% CI为0.67~0.99， P=0.041）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2年OS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5% CI为0.65~0.89）、0.75（95% CI为0.66~0.88），C-index为0.71（95% CI为0.64~0.78），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一致性较好。低风险组患者（ n=40）的中位OS为29.9个月（95% CI为22.5个月~NA），明显优于高风险组（ n=40）[13.4个月（95% CI为11.4~23.5个月）， χ2=11.30， P<0.001]。 结论:年龄、PD期的LDH和ALB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预测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1、2年OS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