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肿瘤疾病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0%~80%的早期非转移性患者可以被治愈，而晚期乳腺癌伴远处器官转移是无法治愈的。乳腺癌的组织学和分子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疗决策。乳腺癌分子特征包括激活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 2)，激活激素受体以及 BRCA突变。治疗策略因分子亚型而异，主要为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近年来，系统治疗方法中免疫治疗越发得到重视。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十分有效且不良反应最小。文章就乳腺癌的生物学特点、发生机制及其治疗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乳腺癌相关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分析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PRES)的特点，探究其可能的发病因素，提高认识，早期诊治并改善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18年8月于西安市儿童医院肾脏科住院10例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PRES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资料，并随访其预后。结果:10例患儿中，男1例，女9例；年龄4岁3个月～13岁[(8.53±3.09)岁]。原发基础疾病分别为肾病综合征6例，狼疮性肾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多发性大动脉炎和肾综合征出血热各1例。其中8例口服激素，4例联合应用其他免疫抑制剂。均急性起病，其中9例并感染。10例患儿发生PRES时血压均升高(100.0%)，头痛、头晕5例(50.0%)，恶心、呕吐5例(50.0%)，视物模糊3例(30.0%)，抽搐9例(90.0%)且均表现为全身强直大发作。神经系统查体均未见异常。眼底检查均未见异常。9例患儿头颅CT均表现为低密度灶，无特异性。10例患儿头颅磁共振成像(MRI)示病灶以顶、枕、额叶大脑皮质为主呈异常信号。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均高信号，4例轴位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表明PRES已由可逆的血管源性水肿进展为不可逆的细胞毒性水肿，提示预后不佳，但4例患儿经及时血液净化、脱水降颅压等治疗后病情恢复。大多数确诊PRES后经及时治疗后症状消失，未再复发，预后较好。结论:PRES在儿童肾脏疾病发作时常伴高血压，可能与应用免疫制剂有关，对疑似患儿应尽早行头颅MRI协助诊断PRES。

目的:探讨急性嗜碱性粒细胞白血病（ABL）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甘肃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采用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的ABL患者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因头晕、乏力加重伴发热于2021年7月就诊，经过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融合基因及染色体等检查确诊为ABL。初始使用阿扎胞苷联合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进行治疗，第1个疗程未缓解；第2个疗程加用PD-1抑制剂，治疗后达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MRD）阴性。后继续使用以上3药联合方案治疗2个疗程，骨髓持续完全缓解，MRD阴性。结论:ABL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罕见类型，诊断需依靠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患者预后较差，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PD-1抑制剂具有较好疗效，但其疗效仍需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已被纳入转移性肾癌的治疗指南中，但其存在反应率低的问题，局部疗法以及多学科联合疗法在转移性肾癌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SABR)能够有效提高肾癌的放疗反应率及刺激全身免疫反应，其联合ICI治疗转移性肾癌的临床实践与研究近年来不断涌现，但目前对此治疗方案还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通过对SABR联合ICI治疗转移性肾癌的临床实践资料进行归纳，探讨SABR联合ICI治疗转移性肾癌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总结治疗方案设计要点，为临床治疗及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巨噬细胞是固有免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由血液中单核细胞分化而来，帮助宿主抵御炎症和肿瘤。大部分的肿瘤可将巨噬细胞驯化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促进肿瘤的生长、侵袭和转移，并对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然而，巨噬细胞经适当的激活时也可以通过增强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和细胞毒性来发挥抗肿瘤作用。此外，TAM与肿瘤治疗包括免疫治疗的不良预后和耐药相关，这表明巨噬细胞是肿瘤治疗中联合治疗的诱人靶点。在此，我们将对巨噬细胞在肿瘤发生、转移和免疫治疗中的作用进行综述。基于以巨噬细胞为中心包括消耗和重塑TAM的治疗策略来描述肿瘤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

目的: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及列线图，构建和验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风险预测模型，旨在为更好的辅助临床护理人员筛查CIP的高危人群，提供准确直观的方法。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就诊的230例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使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资料。应用5种机器学习算法和列线图构建预测模型，在独立测试集进行模型的验证，最后依据评价指标AUC、准确率等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及稳定性。结果:6种模型均提示，肺部基础疾病、吸烟史、血清白蛋白值≤35 g/L、胸部放疗史是促进CIP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K最近邻、支持向量机（SVM）、朴素贝叶斯、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构建的CIP预测模型的AUC分别为0.647、0.696、0.930、0.870、0.934。列线图构建的模型AUC为0.813，预测性能较好，但低于机器学习算法中表现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AUC=0.934）。结论:与列线图相比，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的CIP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但列线图构建的模型可更直观评估患者风险，建议在列线图基础上，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增加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及实用性。

目的:探讨术前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否减少胃癌转移淋巴结的癌残留。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术前系统治疗，且D 2根治术后病理提示原发灶退缩分级为肿瘤退缩分级（TRG）1级的胃腺癌患者，排除术前接受放疗的患者。共纳入58例患者（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46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2例），根据术前用药方案的不同，分为术前单纯化疗组（36例）和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22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合并糖尿病、肿瘤位置、病理分型、Lauren分型、肿瘤分化程度、治疗前肿瘤原发灶浸润深度、治疗前淋巴结分期、治疗前临床分期、错配修复蛋白状态、术前治疗周期和术前治疗间隔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术后淋巴结降期情况，次要观察指标包括术后肿瘤浸润深度和淋巴结检出数目，以及影响原发灶TRG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癌残留的因素。 结果: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治疗后淋巴结降期显著优于术前单纯化疗组［pN0：90.9%（20/22）比61.1%（22/36）；pN1：4.5%（1/22）比36.1%（13/36）；pN2：4.5%（1/22）比0；pN3：0比2.8%（1/36）， Z=-2.315， P=0.021］。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组与单纯化疗组比较，术后送检淋巴结数目［（40.5±16.3）枚比（40.8±17.5）枚， t=0.076， P=0.940］和治疗后原发灶浸润深度［pT1a：50.0%（11/22）比30.6%（11/36）；pT1b：13.6%（3/22）比19.4%（7/36）；pT2：13.6%（3/22）比13.9%（5/36）；pT3：13.6%（3/22）比25.0%（9/36）；pT4a：9.1%（2/22）比11.1%（4/36）， Z=-1.331， P=0.18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治疗方案与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癌残留有关（χ 2=6.070， P=0.014）。除术前治疗方案外，另外选取治疗前肿瘤原发灶浸润深度、治疗前淋巴结分期、治疗前临床分期、术前治疗周期和术前治疗间隔时间等临床上考虑可能与淋巴结癌残留有关的因素一起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联合免疫治疗是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淋巴结无癌残留的独立保护因素（OR=0.147，95%CI：0.026~0.828， P=0.030）。 结论:相对术前单纯化疗，术前免疫检查点抑制联合化疗在原发灶TRG 1级胃癌患者中更好地减少了胃癌转移淋巴结的癌残留。

胃癌作为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不同的分子表型和免疫环境，使得患者的临床预后和治疗效果难以预测。近年来，多项研究证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非常有效，但胃癌患者免疫治疗的总应答率不到15%。多种因素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的反应性，其中CD8+细胞毒性T细胞对肿瘤抗原的反应会发生大量的功能和表型改变从而启动免疫反应，而PD-1等抑制性受体可以抑制这一过程，故ICIs可通过阻断这些抑制性受体使CD8+T细胞介导的免疫恢复活力。趋化因子配体13(CXCL13）作为一种不良的生存预测因子，已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研究。CXCL13在滤泡辅助T细胞（TFH）中的分泌和生理作用已被较好地描述，但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相关的CXCL13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有效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进而达到重新激发抗肿瘤免疫监视的效果，但会引起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irAEs的临床疾病谱复杂，目前的机制研究尚不深入，临床诊治中往往会借鉴传统风湿病的诊治经验。irAEs治疗方案的选择需警惕药物的副作用，以及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肿瘤效应的风险。本文从免疫学角度概述了介导irAEs的关键的病理生理机制，总结当前可用的药物及有前景的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以提供未来针对irAEs进行个性化治疗的解决方案。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