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不育症属中医"无子""艰嗣"等范畴.本病病因病机趋于复杂化,与肾、精室等脏腑密切相关,多表现为肾虚精亏,精室失用.本文将"肾虚精亏,精室血瘀"作为男性不育症发生的核心病机,认为其本虚在肾,血瘀在精室.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补肾、活血"的治疗原则,从补肾填精、补肾益气、补肾滋阴、补肾助阳立法,兼顾畅达精室血脉,改善本病诸症.此外,在应用补肾活血法时,也可参考"脑-心-肾-精室"轴的辨治思路,促进周身气机的协调有序.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际制度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公共健康、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迄今,《名古屋议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和《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是这一领域最富成效的国际制度范式,且相互具有可协调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相关领域的谈判虽然已经形成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表达3份案文,但各方在术语使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致使谈判举步维艰.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在讨论《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呼吁多年的来源披露等相关要求遭到发达国家抵制.近年来,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了多起援引“环境保护例外”条款起诉的案例,但遗传资源提供国可以从中汲取的可操作经验有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多边机制与《名古屋议定书》之间存在显见的法理冲突,制度上的变革与协调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双边模式更具现实操作空间,可以纳入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给予缔约方国内立法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因而为协调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自由贸易协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对“私法合同模式”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名古屋议定书》实施效力的不确定性.

区别于西药理论,中医药知识是隐性知识,中医药知识体系也不同于西医学的体系,但是当前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保护主要还是源于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因其局限性对中医药知识的保护陷入困境,亟待建立一套专门适用于传统知识领域的特殊知识保护制度;而利用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和源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传统知识惠益分享制度保护传统中医药知识,有其先进性、合理性.在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这一定义的前提下提出了包括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促进既有知识产权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立法协调、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制度协调、促进地方立法层面的制度创新、确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惠益分享机制等五项对策建议.

目的 了解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现状及其障碍因素,为推动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5年7月-2016年5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陕西省关中、陕南和陕北地区6家三级甲等医院抽取366名医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文献分析法提炼障碍因素.结果 陕西省366名医师中,有12.6％的医师非常了解多点执业政策,有80.6％的医师赞成多点执业政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78.4％的医师愿意多点执业;有多点执业行为的医师152人,占41.5％,不同性别、年龄、职称、工作年限医师多点执业行为比例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医师多点执业的障碍因素主要涉及法律法规(包括多点执业制度未立法、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执业管理办法地域差异大),第一执业机构(医院反对、人事管理制度限制、薪酬待遇有差异、未来发展受限),第二和第三执业机构(病人少、科研弱、硬件差、团队协调弱);医生个人(时间受限、身份受限、影响薪酬和晋升、担心医疗风险大),医疗责任险(赔偿额度少、赔付范围窄、责任主体划分不明确、险种可选择性小)等5个方面.结论 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比例较低,加快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法律化、确立医师和执业机构的劳动(劳务)合同关系、完善医疗责任险,可更好的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无量化标准,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自由探讨,百家争鸣;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必须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有的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中,当患者隐私权与配偶知情权出现交集时,二者容易发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患者婚前不洁性史或孕产史、婚前孕育问题、婚外情等隐私与配偶知情权的冲突.利益冲突、权利认识不一致以及权利边界模糊是导致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中患者隐私权与配偶知情权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协调二者的冲突,应遵循利益衡量原则与权利位阶原则;优先配置患者隐私权同时兼顾配偶知情权,不断完善相关立法以及提高患者及其配偶的医疗认识与权利认识.

建立区域伦理委员会是完善伦理委员会机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为此应该厘清其与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关系,进而促进伦理审查提高效率、发挥统一协调服务作用和推动伦理审查结果互认.在总结我国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对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指导职能,以便对伦理审查争议做出决定.同时,应该制定区域伦理委员会管理办法,完善区域伦理委员会运行机制,进一步思考区域伦理委员会未来在国家伦理委员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介绍了卫生防护距离、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定义及其区别,强调了这三类防护距离的易混淆性和在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三类防护距离的演变过程、研究管理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阐述.三类防护距离虽然设置前提、主要控制对象等多有不同,但在关键管理措施上具有共性.建议坚持问题导向,提高三类防护距离立法和标准化的权威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政府刚性落实产业布局规划,企业坚持本质安全清洁生产,评价单位严格规范评价,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健康.

目的:调查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医学生法律教育、法治意识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合理建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与分层抽样方法,对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蚌埠医学院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四所安徽省本科医学院校共计42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共计发放42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0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7％.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医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够,"我国的立法机关是什么?"正确率仅为39.55％(159/402),关注立法等法律热点事件者占50.49％(205/406);其对基本法律法规的主要学习途径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了解"(67.73％)和"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等公共课程"(71.43％);"希望更多地了解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这一问题中,"行政法类"占比最高(55.91％).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生受贿刑罚""处方与非处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事故解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非临床医学专业(P<0.01),高年级医学生对以上方面法律规范的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P<0.01);而不同专业、年级医学生对"执业医师资格"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对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59.11％的学生认为学校管理层未能更好地重视此项工作;超过一半的医学生认为在课程中仅学到很少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足以处理医患矛盾;而85.72％的在校医学生都认为在本科学习期间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是极其重要的.结论:在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医学生的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需要多方协调来提高医学生的法治意识.

数个国际多边协定、政府间组织和机构都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NP)、《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贸组织下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WTO/TRIPS)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然而,各个国际文书所界定的传统知识内涵和外延却有所区别和侧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多民族大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做法.作为多个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缔约方,中国应厘清各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内涵、保护目标及国际义务,加强国家在履行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过程中的协同增效,从而在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谈判中统一立场,维护国家及地方社区利益.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相关国际多边协定、组织和机构对于传统知识的界定,以及国际多边体系在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国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现状和已有的措施,结合当前履行国际多边协定的大背景,提出了促进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5项具体建议,包括:(1)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2)加强相关研究,强化技术支撑;(3)加强传统知识保护的能力建设;(4)在国内履约过程中,强化传统知识相关工作的协调;(5)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国传统知识的宣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