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抗凝血酶Ⅲ活性与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患者生存情况、发生出血和血栓的相关性，探讨抗凝血酶Ⅲ活性对ACLF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于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的130例ACLF患者的临床资料，检测入院时肝功能指标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观察患者90 d生存情况。监测入院时和入院后2、4、8周的抗凝血酶Ⅲ活性值，记录患者粪便隐血和股静脉血栓的发生情况。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Cox回归分析影响患者生存情况的风险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 结果:入院后观察90 d，130例患者中死亡56例，20例(15.38%)出现粪便隐血阳性，15例(11.54%)有股静脉血栓。死亡组患者的基线抗凝血酶Ⅲ活性为(17.89±13.68)%，低于生存组的(36.03±11.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045， P<0.01)。粪便隐血阳性患者和粪便隐血阴性患者的基线抗凝血酶Ⅲ活性分别为(18.26±11.52)%和(25.06±10.97)%；有股静脉血栓患者和无血栓形成患者的基线抗凝血酶Ⅲ活性分别为(17.55±10.33)%和(32.48±11.88)%，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746、8.090，均 P<0.01)。动态监测患者抗凝血酶Ⅲ活性发现，死亡组患者抗凝血酶Ⅲ活性呈下降趋势，生存组患者呈上升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0.282、0.401，均 P>0.05)。Cox回归分析提示INR[比值比(odds ratio， OR)＝1.364, 95% CI 1.078～1.726， P＝0.010]和基线抗凝血酶Ⅲ活性( OR＝0.930, 95% CI 0.906～0.954， P<0.01)是影响ACLF患者90 d生存情况的独立影响因素。抗凝血酶Ⅲ活性预测患者90 d生存结局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06(95% CI 0.773～0.952， P<0.01)，临界值为25%。抗凝血酶Ⅲ活性≥25%的患者累积生存率高于抗凝血酶Ⅲ活性<25%的患者( χ2＝58.20， P<0.01)。 结论:抗凝血酶Ⅲ活性可能与患者发生粪便隐血阳性和股静脉血栓有关。抗凝血酶Ⅲ活性是预测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当抗凝血酶Ⅲ活性<25%时，患者病死率较高。

目的:探究Akkermansia muciniphila(AKK)对葡聚糖硫酸钠溶液(DSS)诱导的小鼠模型的影响。方法:无特定病原体(SPF)级C57BL/C雄性小鼠30只，依次分为空白组、结肠炎组、AKK+结肠炎组。观察每组小鼠的日常活动量、排便情况，选择疾病活动指数(DAI)进行疾病活动度评估，收集粪便行粪便做隐血试验等，在建模结束7 d后采用断头法处死小鼠，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结肠组织白细胞介素(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苏木精-伊红(HE)检测结肠病理结构，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结肠黏膜中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1的表达，二喹啉甲酸(BCA)法测定结肠组织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的浓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统计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LSD- t或Tamhane’s T2法进行显著性分析。 结果:第3、7、21天空白组的体重分别为(17.01±1.30)、(19.77±1.85)、(21.07±1.80) g，结肠炎组的体重分别为(15.67±0.65)、(13.66±0.62)、(11.72±0.53) g，AKK+结肠炎组的体重分别为(15.74±1.43)、(15.14±1.31)、(13.37±1.46) g，第3天结肠炎组的体重有低于AKK+结肠炎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SD- t＝0.133， P>0.05)，第7天及第21天时结肠炎组及AKK+结肠炎组体重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LSD- t＝10.061、15.272， P<0.01)，结肠炎组低于AKK+结肠炎组(LSD- t＝2.436、2.706， P<0.05)。第3、7、21天空白组的DAI指数均为0，结肠炎组的DAI指数分别为1.25±0.06、2.26±0.13、3.13±0.08，AKK+结肠炎组的DAI指数分别为0.89±0.43、1.53±0.05、2.45±0.10，AKK+结肠炎组DAI评分低于结肠炎组(LSD- t＝3.242、20.444、2.027， P<0.05)。HE结果显示结肠炎组隐窝排列不规则、炎症细胞浸润、肠腺水肿，AKK菌灌胃后，结肠水肿和出血减轻，肠腺结构清晰，空白组、结肠炎组、AKK+结肠炎组的病理评分分别为(0.76±0.03)、(4.07±0.05)、(2.82±1.03)分，AKK+结肠炎组高于空白组、低于结肠炎组(LSD- t＝13.208、5.985， P<0.05)。结肠炎组中IL-1β、IL-6、TNF-α分别是(8.61±3.06)、(5.58±2.23)、(55.68±18.57) pg/ml，明显高于空白组(Tamhane’s T2＝6.584、7.175、9.239， P<0.01)，与结肠炎组相比，AKK+结肠炎组IL-1β、IL-6、TNF-α表达下降，分别是(5.51±2.32)、(3.12±0.89)、(20.94±8.05) pg/ml(Tamhane’s T2＝3.047、3.667、6.617， P<0.05)。结肠炎组中Occludin-1、D-乳酸、DAO分别是(615.56±41.87) ng/ml、(4.37±0.15) μg/ml、(8.93±0.07) ng/ml，明显高于空白组(Tamhane’s T2＝19.059、36.071、23.676， P<0.01)，与结肠炎组比较，AKK+结肠炎组Occludin-1、D-乳酸、DAO分别是(887.55±42.48) ng/ml、(3.57±0.20) μg/ml、(7.41±0.07) ng/ml。与结肠炎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amhane’s T2＝14.421、47.183、1.020， P<0.01)。 结论:AKK菌可降低IL-1β、IL-6、TNF-α含量，通过调控Occludin-1等结肠紧密连接蛋白，从而降低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增强结肠的屏障功能。

患儿男，8岁，因全身多发血管瘤5年，贫血1年就诊。患儿5年前全身皮肤出现散在大小不等血管瘤，进行性增多，确诊为全身多发血管瘤，于外院多次行血管瘤介入及手术治疗，效果不佳。1年前出现大量暗红色血便，伴有乏力、头晕，当地医院查血红蛋白51 g/L，血小板130 × 10 9/L[参考值（100 ~ 300）× 10 9/L，下同]，给予止血、输血等对症治疗，仍间断便血。家族中无相关疾病史。体检：精神可，贫血貌，面色苍白，全身皮肤散在大小不等血管瘤，多数突出皮面。左手多发血管畸形，局部瘢痕形成，出现不能握持等功能障碍；外生殖器可见血管瘤样凸起；足底见多发血管瘤（ 图1A， 图1B， 图1C）。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3.53 × 10 9/L，红细胞2.64 × 10 12/L，血红蛋白35 g/L，血小板199 × 10 9/L，平均血红蛋白量17.2 pg（25 ~ 34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212 g/L（310 ~ 355 g/L），血清铁1.4 μmol/L（11 ~ 306.8 μmol/L），粪便隐血阳性。腹部超声示肝脏多发血管瘤，最大5.3 mm × 2.9 mm，腹腔肠管内可见多处大小不等的异常团块附着肠壁生长，最大者14.7 mm × 9.2 mm。X线检查发现左手软组织肿块影伴局部隆起，提示血管瘤。双气囊小肠镜示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结肠及直肠黏膜可见多发圆形、半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隆起，表面溃破，可见糜烂及溃疡形成，直径30 ~ 45 mm（ 图1D、 图1E）。肠道隆起病变处组织病理示黏膜层、黏膜肌层及黏膜下层增生扩张的血管，内见充血、淤血、血栓形成（ 图1F）。

目的:探讨系统性淀粉样变消化道受累患者的临床特点和内镜下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并比较北京协和医院1991年12月至2004年12月(1991至2004年诊断组，18例)和2009年3月17日至2020年11月4日(2009至2020年诊断组，47例)伴消化道症状的系统性淀粉样变患者的临床和内镜下特征、活体组织检查(以下简称活检)部位和阳性情况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009至2020年诊断组47例患者中，41例为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其发病年龄高于1991至2004年诊断组[(57.15±9.10)岁比(50.75±10.90)岁]，诊断时距起病时间短于1991至2004年诊断组[(13.48±11.72)个月比(26.38±23.02)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08、-2.13， P＝0.048、0.047)。消化道症状首发患者诊断时距起病时间与非消化道症状首发患者比较[10.5个月(6.0个月，17.3个月)比14.0个月(5.8个月，25.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009至2020年诊断组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中，体重减轻为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占87.8%(36/41)；其次为消化道出血，其中18例(43.9%)患者粪便隐血试验阳性，4例(9.8%)表现为黑便或鲜血便。病理证实的消化道受累内镜下表现多样，表现为黏膜出血、渗血4例，黏膜质脆、触之易出血3例，4例表现为消化道黏膜隆起，黏膜隆起处活检结果均为阳性。齿龈、舌体活检操作例数较多，活检阳性率≥60.0%；15例患者完成直肠黏膜活检，6例刚果红染色阳性；分别有3、6例完成心肌和肾脏活检，其中阳性例数分别为2、4例。 结论:体重减轻、消化道出血为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常见的消化道症状，黏膜出血、质脆、隆起为常见和典型的内镜下表现，经验性多部位活检有助于尽早诊断和治疗。

目的:对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进行前瞻性随访观察，分析早期CD的临床特征，为CD早期诊断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消化内科行结肠镜检查发现不明原因回盲部炎症病变的232例患者，对其进行>1年的前瞻性随访。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早期CD与非特异性肠炎和肠结核患者表现为腹部症状(腹痛、腹泻、腹胀、便秘、便血、排便习惯改变)，伴随症状(口腔溃疡、关节痛)，ESR升高，CRP水平升高的患者比例，血清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抗酿酒酵母菌抗体(ASCA)、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粪便隐血阳性率，内镜下病灶大小、形态、累及部位，以及组织病理学结果。采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早期CD相关因素。结果:232例患者中，男155例，女77例；初诊年龄为(43.9±13.8)岁；随访时间(范围)为27个月(12～79个月)，诊断为早期CD 29例(12.5%)，肠结核45例(19.4%)，非特异性肠炎105例(45.3%)，未明确诊断53例(22.8%)；其中29例早期CD患者均有腹部症状，在172例有腹部症状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中占16.9%(29/172)。早期CD患者中表现为腹痛、CRP水平升高和ESR升高的患者比例，ASCA阳性率、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率和肠壁增厚者比例均高于非特异性肠炎患者[62.1%(18/29)比33.3%(35/105)、13.8%(4/29)比0、13.8%(4/29)比1.0%(1/105)、24.1%(7/29)比1.0%(1/105)、20.7%(6/29)比3.8%(4/105)和95.7%(22/23)比0]，表现为无腹部症状的患者比例低于非特异肠炎患者[0比31.4%(33/1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2，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7.162、17.826、7.497，Fisher确切概率法、Fisher确切概率法； P均<0.05)；早期CD患者更易累及多个部位(55.2%，16/29)，以深溃疡(55.2%，16/29)和长径为5～10 mm的溃疡为主(39.3%，11/28)，非特异性肠炎则多局限于回肠末端(75.2%，79/105)，以浅表溃疡(41.0%，43/105)和长径<5 mm的溃疡为主(69.0%，49/71)。早期CD患者中表现为无腹部症状的患者比例和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率均低于肠结核组[0比15.6%(7/45)和20.7%(6/29)比68.9%(31/45)]，ASCA阳性率和肠壁增厚者比例均高于肠结核组[24.1%(7/29)比0和95.7%(22/23)比11/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13.713，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6.710； P均<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腹痛和ASCA阳性是早期CD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855，95% CI 1.014～8.037， P＝0.047； OR＝10.033，95% CI 2.274～44.250， P＝0.002)。 结论:对不明原因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进行>1年的前瞻性随访可有效早期识别和诊断CD。有腹部症状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是CD早期表现之一，初诊时伴有腹痛、血清ASCA阳性是早期诊断CD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吞咽动作干预对磁控胶囊胃镜(MCE)食管检查效果的影响和可行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前瞻性纳入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MCE检查的被检者196例，根据MCE吞服过程中吞咽动作的不同分为常规检查对照组和吞咽控制干预组各98例。比较两组被检者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体重指数、临床症状(腹痛或腹胀、便血、黑便或粪便隐血试验阳性)、食管通过时间、食管病变检出率等指标。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常规检查对照组与吞咽控制干预组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体重指数，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MCE检查原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被检者均顺利完成检查，胶囊均排出体外。吞咽控制干预组的食管通过时间长于常规检查对照组[44.50 s (26.75 s, 101.25 s)比11.00 s (5.00 s, 29.00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8.13， P<0.001)。年龄为40~59岁被检者食管通过时间长于年龄<40岁者，但短于年龄≥60岁者[54.00 s (36.25 s, 64.75 s)比28.00 s (23.00 s, 35.00 s)、69.50 s (64.75 s, 73.00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72、－6.91，均 P<0.001)。吞咽控制干预组食管病变检出率高于常规检查对照组[22.4%(22/98)比11.2%(1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1， P＝0.036)。 结论:通过指令控制吞咽动作能有效延长MCE对食管的检查时间，并能提高MCE对食管病变的检出率。

目的:探究高敏定量粪便免疫化学试验(hs-q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诊断效能。方法:连续性纳入2020年7至12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结肠镜检查且亚太结直肠癌筛查评分为中危或高危的50~75岁患者。所有患者在结肠镜检查前需完成2次hs-qFIT检测。评估hs-q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诊断效能，计算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结果:最终纳入811例患者，其中结直肠癌20例(2.5%)，进展期腺瘤47例(5.8%)，非进展期腺瘤206例(25.4%)，非腺瘤性息肉219例(27.0%)，其他病变76例(9.4%)，无异常243例(30.0%)。当粪便血红蛋白截断值为10、30、50、75和100 ng/mL时，hs-qFIT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7.9%(145/811)、10.9%(88/811)、8.3%(67/811)、7.4%(60/811)和5.8%(47/811)。粪便血红蛋白截断值由100 ng/mL降低至10 ng/mL时，hs-qFIT诊断结直肠癌的灵敏度由90.0%上升至100.0%，特异度由96.3%下降至84.2%，诊断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由19.1%上升至66.0%，特异度由95.0%下降至85.1%。hs-qFIT诊断结直肠癌的AUC值为0.981(95%可信区间0.970~0.992)，最佳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91.2%；诊断进展期腺瘤的AUC值为0.846(95%可信区间0.807~0.886)，最佳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6.0%和85.3%。结论:hs-qFIT有助于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早期筛查。

目的:比较高敏定量粪便免疫化学试验（hs-qFIT）和定性粪便隐血试验（FOB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筛查价值。方法:连续纳入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的50~75岁的结直肠癌中高危人群，所有研究对象在结肠镜检查前完成hs-qFIT、胶体金法和免疫-化学双联法检测。通过灵敏度和特异度等指标比较hs-qFIT和2种定性FOBT检出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效能。结果:共纳入910例研究对象，男451例，女459例，年龄（59.6±6.4）岁。包括结直肠癌22例（2.4%）、进展期腺瘤61例（6.7%）、非进展期腺瘤276例（30.3%）、非腺瘤性息肉194例（21.3%）、其他病变85例（9.3%）和无异常272例（29.9%）。hs-qFIT检测结直肠癌的截断值从200 ng/ml降至10 ng/ml时，灵敏度从72.7%（95% CI：49.6%~88.4%）升至100%（95% CI：81.5%~100%），胶体金法和免疫-化学双联法检出结直肠癌的灵敏度均为63.6%（95% CI：40.8%~82.0%），低于hs-qFIT在10 ng/ml截断值时检出结直肠癌的灵敏度（ P=0.008）。hs-qFIT检出结直肠癌的稳定性高于胶体金法（ P=0.016）和免疫-化学双联法（ P=0.031）。hs-qFIT在10 ng/ml时检出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为52.5%（95% CI：39.4%~65.2%），高于胶体金法的13.1%（95% CI：6.2%~24.8%）（ P<0.001）和免疫-化学双联法的6.6%（95% CI：2.1%~16.7%）（ P<0.001）。 结论:hs-qFIT检出结直肠癌的灵敏度高于定性FOBT，且稳定性更高；使用更低浓度的截断值可提高检出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

筛查是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方式。与传统的愈创木酯法及胶体金法便隐血技术相比，定量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技术不易受饮食的影响，数据可定量分析，且阳性阈值可调，对结直肠癌筛查准确性高。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应用该技术，目前国内也逐步在应用该技术进行结直肠癌筛查。其中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于2018年12月组织开展了“体检人群结直肠癌早期筛查项目——定量FIT技术筛查结直肠癌多中心应用研究”的课题，目前课题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及经验。课题组对定量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技术原理及适用人群、技术规范化操作、检测流程以及技术的质量控制建议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制定该技术的规范指导建议；为规范定量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技术在我国结直肠癌筛查中的应用，确保技术检测的准确性，更好地在我国推广该技术提供理论支持。

目的:探讨结肠镜、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FIT）和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的人群筛查参与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在全国6个中心开展的人群结直肠癌筛查随机对照试验（2018年5月至今），纳入基线招募的符合条件受试者，按照1∶2∶2比例随机分配至以下3组：结肠镜组、FIT组和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组（受试者经过风险评估，高风险者接受结肠镜检查，低风险者接受FIT检测）。收集受试者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和临床检查等信息。计算不同筛查方案的参与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探讨筛查参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19 546例符合研究条件的受试者，经过随机化分组，分配至结肠镜组3 916例、FIT组7 854例、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组7 776例。在19 546例受试者中，男性为8 154例（41.7 %），年龄为（60.5±6.5）岁。结肠镜组、FIT组和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组的参与率分别为42.5 %、94.0 %和85.2 %，其中在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组中，高风险者接受结肠镜检查的参与率为49.2 %，低风险者接受FIT检测的参与率为94.0 %。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文化程度、吸烟史、既往结肠镜检查史、慢性结肠炎史和一级亲属结直肠癌家族史与筛查参与率相关。 结论:FIT和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组参与率显著优于结肠镜筛查。在未来需对特定人群开展健康宣教以提高结直肠癌筛查人群参与率，从而保证人群结直肠癌筛查效果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