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纤维蛋白单体(Fibrin monomer,FM)及肺炎支原体抗体(Mycoplasma pneumoniae antibody,MP-Ab)检测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中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3年11月本院收治的103例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设定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在本院行体检各项正常者60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IFN-γ、FM水平以及MP-Ab含量;对比观察组不同病情程度患儿血清IFN-γ、FM水平以及MP-Ab含量;以病原学检查为金标准,分析血清IFN-γ、FM及MP-Ab检测对支原体肺炎病情的评估价值.结果:103例支原体肺炎患儿中,其中72例属于急性期,31例属于恢复期;72例急性期患儿中18例为重症支原体肺炎,54例为轻症支原体肺炎.观察组中急性期、恢复期患儿血清IFN-γ、FM水平与MP-Ab含量及各指标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急性期显著高于恢复期(P＜0.05).观察组急性期中重症患儿血清IFN-γ、FM水平与与MP-Ab含量及各指标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轻症患儿,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干扰素γ、FM水平及MP-Ab含量在支原体肺炎患儿中呈现高表达,且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呈逐渐升高趋势,对患儿疾病的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目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ICU收治的ICU住院时间≥72 h且每日行床旁血管超声筛查的患者。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病、慢性合并症等基线资料，以及入ICU前和入ICU 24 h、48 h的凝血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纤维蛋白原（Fib）、纤维蛋白单体（FM）、vWF、D-二聚体、抗凝血酶Ⅲ（ATⅢ）等。根据是否发生VTE〔VTE诊断：患者每日行床旁血管（双上下肢、内脏静脉）超声筛查，怀疑有血栓者由超声科医生复查确诊或肺动脉造影确诊〕将患者分为VTE组和非VTE组。采用PSM分析方法，以VTE组为基准，对年龄、是否有恶性肿瘤、是否有感染、是否合并糖尿病及入ICU前凝血指标进行1∶1匹配，得到组间协变量均衡的样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VTE发生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vWF对重症患者发生VTE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20例患者，其中18例（15.0%）入ICU后72 h内确诊发生VTE，102例（85.0%）在ICU内未发现血栓。PSM前，VTE组与非VTE组患者年龄、性别、合并恶性肿瘤和感染比例及凝血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SM后，成功匹配14对，两组间不平衡的协变量均达到均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ICU 48 h vWF是重症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16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0～1.025， P＝0.004〕。ROC曲线分析显示，入ICU 48 h vWF预测重症患者发生VTE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2，95% CI为0.618～0.945， P＝0.007；当最佳截断值为312.12%时，敏感度为67.7%，特异度为93.0%。 结论:动态监测vWF有助于判断ICU患者发生VTE，入ICU 48 h vWF对VTE发生有一定预测价值。

凝血因子ⅩⅢ（FⅩⅢ）是凝血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凝血因子，具有转谷氨酰胺酶活性，催化纤维蛋白单体中α和γ链中的谷氨酰胺酰胺基与赖氨酸氨基之间共价结合，从而形成不溶的纤维蛋白聚合物发挥止血作用 [1]。血浆FⅩⅢ分别以2个A亚基（FⅩⅢ-A）和B亚基（FⅩⅢ-B）形成四聚体的形式存在，其中A亚基具有转谷氨酰胺酶活性，B亚基作为载体保护A亚基免于降解 [2-3]。根据亚基缺陷类型FⅩⅢ缺乏症分为FⅩⅢ-A亚基缺乏症和FⅩⅢ-B亚基缺乏症两大类，后者临床出血表现较轻 [4-5]。

基于凝血级联途径探讨血栓通注射液(Xueshuantong Injection,XST)对博来霉素(bleomycin,BLM)所致肺纤维化大鼠的作用机制.将 60 只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吡非尼酮组(pirfenidone,PFD,50 mg·kg-1)组和 27、54、81 mg·kg-1 XST组,采用气管内注入博来霉素(5 mg·kg-1)建立肺纤维化大鼠模型.24 h后,给药组分别给予相应的药物,假手术组、模型组给予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第 28 天取材,观察大鼠肺部影像学与胶原纤维变化,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大鼠肺组织α-平滑肌肌动蛋白(alpha-smooth muscle actin,α-SMA)、Ⅰ型胶原(collagen Ⅰ,Col-Ⅰ)、波形蛋白(vimentin,Vim)与 E-钙黏蛋白(E-cadherin,E-cad)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检测肺组织α-SMA、Col-Ⅰ、Vim和E-cad的蛋白表达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大鼠肺组织中凝血酶原片段(prothrombin fragment 1+2,F1+2)、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hrombin-antithrombin complex,TAT)、可溶性纤维蛋白单体复合物(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SFMC)和大鼠血纤蛋白原降解产物(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FDP)含量,最后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Western blot与免疫荧光法测定肺组织中蛋白酶激活受体-1(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s-1,PAR-1)mRNA水平与蛋白水平.与模型组相比,给予XST后肺部扫描也显示出斑片状、不均匀的阴影,但这些阴影的密度低于模型组;同时大鼠肺部Ⅰ型胶原纤维显著减少;并且XST抑制上皮-间充质转化并下调α-SMA、Col-Ⅰ蛋白表达.在凝血系统方面,给予 81 mg·kg-1 XST可显著降低SFMC与FDP的含量;同时 81 mg·kg-1 XST可显著下调PAR-1 mRNA水平与蛋白水平.XST具有抗大鼠肺纤维化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下调PAR-1从而改善凝血途径的异常有关.

目的:探讨血清纤维蛋白单体(F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MIP-1α)与产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关系及其预测价值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在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分娩后有VTE的产妇纳入VTE组(n=45),根据1:4配对方法选择我院同期分娩后无VTE的产妇纳入非VTE组(n=180).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FM、TAT、MIP-1α、D-二聚体(D-D)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产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FM、TAT、MIP-1α、D-D水平对产后VTE的预测价值.结果:与非VTE组比较,VTE组血清FM、TAT、MIP-1α、D-D水平升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加、剖宫产和FM、TAT、MIP-1α、D-D升高为影响产后VT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FM、TAT、MIP-1α、D-D水平联合预测产后VTE的曲线下面积为0.911,大于血清FM、TAT、MIP-1α、D-D水平单独预测的0.748、0.755、0.722、0.592.结论:血清FM、TAT、MIP-1α水平升高是产后VTE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FM、TAT、MIP-1α联合D-D对产后VTE的预测价值较高.

目的 探究四川宜宾地区不同孕期健康孕妇血浆可溶性纤维蛋白单体复合物(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SFMC)水平的变化,建立不同孕期SFMC的参考范围.方法 选取 2021 年 05 月～2022 年 01 月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377例健康孕妇及12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对照组四组.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检测其血浆SFMC和D-二聚体(D-D)水平,建立各组SFMC的参考范围,同时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对照组、孕早期组、孕中期组和孕晚期组SFMC的参考范围分别为＜7.3μg/ml,＜18.4μg/ml,＜20.4μg/ml和＜58.5μg/ml,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5.989,P＜0.001),且随着孕期的增长,血浆SFMC水平呈上升趋势.受试者血浆SFMC水平与D-D水平呈正相关(r2=0.468 8).结论 孕妇血浆SFMC水平随孕期的增加明显上升,正常人群的参考范围不能满足各妊娠期妇女的静脉血栓风险评估.初步建立了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妇女血浆SFMC的参考范围,对孕妇静脉血栓栓塞预防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的 基于多中心数据探究Caprini血栓风险评分(Caprini评分)联合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对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309例疑似VTE住院患者,依据有无发生VTE分为VTE组和非VTE组,比较2组患者Caprini评分、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纤维蛋白单体(FM)、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D-二聚体(D-dimer,DDI)]及基线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明确VTE的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各指标诊断VTE的效能进行分析.结果 与非VTE组比较,VTE组患者Caprini评分、FM、FDP及DDI水平均升高(P＜0.05).与非VTE组比较,VTE组患者合并高血压、肺动脉高压、使用激素治疗患者占比较低(P＜0.05),合并恶性肿瘤患者占比、血小板计数、肌酐、PT、APTT、FIB水平较高(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prini评分、FM、FDP和DDI升高是影响VT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依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VTE联合预测模型方程Logit(P)=-0.291+1.547 × Caprini评分+0.414 ×FM+0.522XFDP+1.035 × DDI(x2=20.229,P＜0.001),将309例住院患者数据代入模型方程,依据是否发生VTE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联合预测模型预测VTE的AUC为0.891(0.857～0.935),灵敏度为95.35％,特异度为75.94％,联合预测模型的AUC高于Caprini评分、FM、FDP、DDI单独应用的诊断价值.结论 住院VTE患者维蛋白相关标志物FM、FDP及DDI异常升高,基于Caprini评分、FM、FDP及DDI构建的联合预测模型有助于临床诊断 VTE.

目的 探讨Caprini血栓风险模型、D-二聚体、纤维蛋白单体预测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本课题研究对象来自于2020年1月-2022年12月入住唐山市第二医院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共387例,根据术后超声检查判断是否存在DVT,分为血栓组(128例)及对照组(259例),收集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Caprini模型评分及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单体水平(FM),并分析Caprini模型评分与D-D、FM水平的相关性,通过绘制ROC曲线评价分析三者单独及联合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发生DVT的预测效能;结果 单因素分析提示:血栓组患者的年龄、LDL-C、手术时长均高于对照组,糖尿病史、既往卒中病史所占比率亦高于对照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提示:Caprini模型评分、D-D、FM均与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DVT的发生独立相关;经Pearson相关分析提示:血栓组患者Caprini模型评分与术后D-D、FM水平呈正相关;通过绘制Caprini模型评分、D-D、FM三者单独及联合预测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发生DVT的ROC曲线,结果显示三者联合的预测曲线下面积最大,AUC值为0.74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2.81％、74.13％.结论 Caprini模型评分、D-D、FM与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DVT密切相关,且三者联合应用对于DVT的发生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中医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需要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然而,中医研究强调整体观,目前的生物技术却无法有效的整合由分子生物学主导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各种分子组学所产生的信息来完整的描述组织生理.与此同时,在单细胞层面,细胞已经完成对不同时空背景的复杂蛋白网络信息的整合,并将其表现在各种细胞行为上.在此,作者提出以细胞行为组学为主的策略并简短的介绍如何运用这种策略来进行针刺启动以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病征和病因不一定有直接可见的连结.但是,病征必定起于病因.病征是身体部分组织产生不正常生理活动的结果,源于身体特定组织的组成细胞(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受到组织微环境不正常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有时,组织内一种细胞的失序就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反应.譬如:胰脏内β细胞的损伤造成Ⅰ型糖尿病,或是骨骼肌细胞的凋亡产生肌肉萎缩症.同时,复杂的病理反应也常是部分组织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这些组织内多种细胞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微环境刺激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生成.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又与免疫细胞相串扰,分泌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效应分子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1].这样的环境培育了癌细胞免疫逃逸的能力.因此,组织微环境能够左右其内部的细胞行为而产生不同的机体生理与病理.造成不正常生理活动的原因(病因)常是基础医学关注的核心.了解病因后,我们才能试着遏制病因对组织内部细胞所产生的不正常影响,达到治病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个组织内各种细胞的行为,才能以组织内细胞间的互动来描述组织生理与病理.在组织微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因子(由机体内部各种细胞所产生的生物分子)以及环境因子(由机体外部吸收并出现在组织内的各种物质)都可能对其内的各种细胞产生影响.这些因子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其中,大分子可能凭借自身的构型与相匹配的细胞表面受体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细胞中的生物信号通路,改变所属信号传输链所调控的细胞行为;另外,小分子还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扰细胞内蛋白的活性,据此改变细胞行为.因此,这些因子的出现决定了细胞行为.当一个外部刺激改变了组织微环境,组织内部细胞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本身又会成为组织微环境中的新刺激源.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物理性的包含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力、细胞对细胞间充质蛋白(细胞分泌到胞体外的蛋白)的粘附力、细胞散发出的热量等.化学性的包含细胞直接或是经由外泌体、微囊泡、以及凋亡小体等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因子.生物性的则是生长、迁移、侵袭、凋亡等.这些变化在组织内成为新的刺激并以级联反应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改变组织内细胞的行为.组织内的各种细胞都适应了微环境的改变后,最终达成新的稳态,组织生理也就展现出新的样态(图1).如若外部刺激超过了常规水平而致使组织内部的细胞行为发生不正常的改变,组织可能就会处于病理发展的初始状态.以脑组织的生物力学为例,Segel等[2]发现脑组织硬度会随着衰老逐渐增加,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功能,而改变细胞外基质硬度可以逆转这一衰老表型.此外,脑组织硬度也介导诸如力传导、力敏蛋白的产生、以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细胞行为,从而诱发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3-4].而机体遭遇这些病理变化时的应变方式常是适应性的改变自身.例如在阿尔兹海默症中,小胶质细胞会感受到脑组织机械性质变化而定向迁移,施行包括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塑、促进突触塑性、调控免疫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细胞行为调适[5-7].由此可知,如若我们能够掌握组织微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细胞行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它们的时空顺序后将这些改变叠加起来,我们就能了解组织生理与病理.而研究细胞微环境的改变对各种细胞行为影响的总成就是细胞行为组学[8].值得注意的是:细胞行为组学研究必须把对各种细胞行为的量化分析当成主要的手段,而传统分子生物学或是生物化学所衍生的各种分子组学则为背景知识.原因如下: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不是物质.然而,基因或是蛋白都是物质,没有生命.所以它们不应是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同时,从中医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不能用以还原论为指导原则的分子生物学来主导,必须要从可以掌握整体组织生理活动的研究手段来实现.目前,针灸与方剂是中医施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所以在此就以如何运用细胞行为组学来研究针灸与方剂进行论述.在针灸研究方面:针灸经过两千多年的验证,其临床疗效有目共睹.而针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外治疗法,被世界范围内认可.同时,近年来针刺的优势病种已经从疼痛类疾病逐渐扩展至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内分泌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从动物实验中表明针刺可以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脑内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表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抑制神经凋亡[9].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脑内5-HT、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炎症,缓解焦虑、抑郁情绪[10].然而,以手针为例,手针仅通过一枚金属针作用于穴位,便可以调节脑内各种神经递质的作用,可是我们却无法了解手针针刺启动的明确机制.由于从进针、行针和留针,整个针刺过程中穴区所受到的刺激仅仅是由金属针施予的机械力,所以穴区细胞必定具备了由机械力向神经信号转化的能力[1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穴区主要是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结缔组织由独立的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特洛细胞等及其分泌的胶原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多糖等外基质所组成.在针刺入穴位并施行提插、捻转等手法过程中,针体会与胶原纤维发生交联、并对其进行牵拉.然而胶原纤维自身无法产生生物反应,所以它的作用应仅是将机械力传递给粘附于胶原纤维上的细胞.如此,对于针刺启动的研究首要就在于判定哪种穴区细胞对机械力刺激敏感(力敏细胞),并且能粘附于胶原纤维之上.接着,必须探讨这些力敏细胞在感受到由胶原纤维传来的拉伸力后,能够分泌哪些由拉伸力引发的细胞因子(力敏因子).与此同时,这些力敏因子必须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刺激源影响穴区周围的其他细胞行为,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巨噬细胞极化等,并且引发针刺启动效应.如此,我们仅需要从单种细胞对其微环境的简单变化着手,并根据此细胞分泌的力敏因子研究这些因子对穴区非力敏细胞的效应,表明细胞间的级联反应,便可了解针刺启动过程中机械力信号向生物信号的转化的机制,这样的策略是细胞行为组学的完美体现(图2).在中药方剂研究方面:目前药理研究的手段是以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技术为核心,这样的方法足以对于单靶点(仅对一种生物分子进行干预)分子药在细胞层面的药理进行研究.然而,中药方剂是以多种生物分子构成的多靶点(复方)药,以目前盛行的生物技术无法把它们的药理解释清楚.尽管近年来以分子组学分析为主的系统生物学逐渐成为中药方剂药理研究的主流,希冀从各种分子浓度的变化来描述受测中药对病理状态细胞干预的效果,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难以被定量评估,而且结论也仅局限于特定的细胞,难以扩展到组织层面.如前所述,在面对多病因的复杂类疾病时,现有的生命科学技术无法体现系统论的精神,遑论探讨复方中药与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结讯息.另一方面,细胞最终展现的行为是组织微环境和细胞行为平衡的结果,在微环境中出现中药复方内千百种不同的单体时,不论这些单体如何以不同的时空关系对细胞内的蛋白网络进行干预,细胞最终会将其整合成明确的细胞行为.基于此,中药方剂的药理药效可以从细胞行为的角度有效整合现有的生物多组学体系,来解决系统生物学遭遇的难点.如此,我们可以绕过系统生物学在学术性面临的复杂预测手段,并了解复方分子对细胞的干预后细胞行为的改变结果.基于组织工程学及高通量的显微影像捕捉,细胞行为学运用精细的细胞行为表征快速实现时空连续的单细胞行为定量分析,通过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机械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优化、切割、特征捕捉及分类.同时,对于方剂内不同药物组成的加减,我们也可以了解被加减药物对细胞行为的偏性,并了解中医用药的思想理论.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医药才能建立起一个以系统观为内涵的全新研究体系,以联结多种分子组学与细胞行为学的手段,架设链接微观到宏观的桥梁,辅助中药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图3).中医一直认为生命的本质不能仅从物质或能量层面去研究,必须兼顾物质、能量与信息.细胞行为组学基于生命的基本单位为研究核心,由细胞来体现物质与能量的变化.而蛋白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则由细胞的动态行为来表征.细胞的蛋白网络变化才是生命的表现,而专注于特定蛋白或是特定基因在特殊微环境下的改变无法描述生命.生命科学讲求对生命的了解,中西医结合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去注解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这两者都必须恪守不离开探索生命的本源.细胞行为组学立于生命科学之内,又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精神,是执行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以及标准化进程的一种合适策略.

目的 探讨纤维蛋白单体(FM)、D-二聚体(D-D)、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诊断重症肺炎患儿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前状态的价值.方法 104例重症肺炎患儿分为DIC前状态组(48例)和DIC组(56例),另选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40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和比较三组FM、D-D、FDP、Pl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血栓调节蛋白(TM)等指标,同时绘制ROC曲线,分析其诊断重症肺炎患儿DIC前状态的价值.结果 DIC前状态组FM、D-D、FDP、PT、APTT、Fib、Plt和TM均高于对照组(P＜0.05),DIC组FM、D-D、FDP和TM高于对照组(P＜0.05).FM、FDP和D-D诊断重症肺炎患儿DIC前状态的AUC分别为0.884、0.759和0.750,三者联合诊断时AUC为0.892.结论 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FM、D-D和FDP可作为重症肺炎患儿DIC前状态有价值的诊断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