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属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中的一种严重类型，多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基础上发生急性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 [1,2]。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PCI）比溶栓疗法能更快更有效地开通梗死相关动脉，改善罪犯血管血流量并限制心肌梗死面积，保留左心室射血功能提高患者生存率，因此PPCI已成为目前STEMI患者恢复冠脉再灌注的首选血运重建策略 [3,4]，然而仍会有5%-50%的患者在PPCI后会出现无复流现象（no-reflow phenomenon，NRP） [5]。NRP是一种与心肌梗死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的并发症，可增加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发生的风险并提高STEMI患者的院内病死率，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6,7]。近几年发现的心血管危险因子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被认为是STEMI患者PPCI后冠脉发生NRP的独立危险因素 [8]，有关证明二者相关性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增多，无不提示二者关系密切，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故本文围绕Hcy与NRP的关系作一综述，以期为NRP的预测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矛盾意向疗法在PCI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接受PCI的11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组时间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矛盾意向疗法。采用心理应激指标（血压、心率）、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Kolcaba舒适状况量表（GCQ）评价干预效果。结果:最终试验组纳入53例，对照组纳入55例。术前1 d、手术当日和术后1 d，试验组收缩压为（129.58 ± 13.89）、（132.08 ± 12.28）、（125.58 ± 12.28）mmHg（1 mmHg = 0.133 kPa），低于对照组的（137.22 ± 11.18）、（138.35 ± 14.94）、（132.35 ± 14.89）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4、2.38、2.59，均 P<0.05）；术前1 d、手术当日，试验组心率为（74.17 ± 4.18）、（76.39 ± 5.14）次/min，低于对照组的（76.62 ± 5.19）、（78.78 ± 6.22）次/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9、2.17，均 P<0.05）。干预4周后，试验组SCL-90中躯体化、强迫、焦虑、抑郁因子得分及总分分别为（1.25 ± 0.19）、（1.42 ± 0.23）、（1.19 ± 0.28）、（1.20 ± 0.16）分和（121.66 ± 9.66）分，低于对照组的（1.84 ± 0.25）、（1.68 ± 0.37）、（1.84 ± 0.39）、（1.73 ± 0.33）分和（146.47 ± 8.6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4.45 ~ 14.08，均 P<0.05）。试验组GCQ中生理维度、心理维度得分及总分分别为（10.89 ± 2.22）、（24.49 ± 4.92）、（77.91 ± 6.20）分，高于对照组的（8.51 ± 2.27）、（21.84 ± 4.61）、（72.09 ± 6.6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50、2.89、4.69，均 P<0.05）。 结论:矛盾意向疗法可有效缓解PCI患者围手术期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减轻其术后不适感。

本文报道了1例老年男性患者，因消化道出血就诊，既往曾行经皮冠状动脉支架介入手术，术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胶囊内镜检查提示小肠多发隔膜样狭窄伴溃疡糜烂，符合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小肠黏膜损伤表现。但追问病史，患者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前曾有过小肠不全梗阻病史，因此小肠黏膜的病变是先天存在还是药物相关尚值得思考。

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是心血管梅毒的表现形式之一，常引起严重临床后果。临床通常根据是否具有丰富的冠状动脉侧支循环，是否合并需处理的主动脉瓣反流以及患者耐受性等综合因素决定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由于梅毒性主动脉炎的持续存在，两种疗法具有移植物吻合口处狭窄和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密切随访至关重要。现对近年来国内外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的诊疗进展进行了综述。

PCI已成为冠心病患者重要的血运重建手段，运动疗法是PCI术后患者心脏康复的核心内容，八段锦作为中医传统运动功法中流传较广、健身效果明显的功法之一，对PCI术后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八段锦在PCI术后患者心肺功能、心理状态、生活质量、理化指标和心血管不良事件方面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开展八段锦应用于PCI术后患者康复的实践和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运动康复联合心理治疗相对单纯运动康复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老年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老年冠心病PCI术后患者150例，年龄均在65岁以上，采用随机方法分为A组(常规药物治疗)、B组(常规药物治疗＋运动康复治疗)和C组(常规药物治疗＋运动康复治疗＋心理治疗)，每组各50例，B、C组患者均于术后2周进行干预，每周1次，共12周。观察3组患者汉密顿焦虑量表(HAMD)评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A)评分、左心室射血分数、6 min步行试验、代谢当量治疗前后的改变及各组之间的差异。结果:治疗前，B组代谢当量(3.58±0.14)均低于A组(3.69±0.18)和C组(3.68±0.15)，A组和C组无差别。治疗12周后，HAMA评分A组干预前后(12.98±2.51)分和(12.16±2.91)分无差别( P>0.05)，B组(12.90±2.12)分和(8.06±2.11)分、C组(13.03±2.52)分和(6.96±2.13)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P<0.05)；HAMD评分各组均较治疗前降低[治疗前后：A组(22.38±2.52)分和(20.87±2.12)分，B组(22.58±2.57)分和(17.25±2.32)分，C组(22.23±2.35)分和(13.39±2.25分，且C组下降比B、A组均更为显著，B组下降显著于A组( P<0.05)]；左心室射血分数[治疗前后：A组(49.08±1.59)%和(52.15±1.91)%，B组(48.99±2.11)%和(57.56±2.13)%，C组(49.04±2.02)%和(59.92±1.93)%]、6 min步行试验(m)[治疗前后：A组(360.78±12.50)m和(370.16±12.41)m，B组(359.21±10.54)m和(394.19±15.56)m，C组(363.12±15.28)m和(413.29±18.15)m]、代谢当量(METs)[治疗前后：A组(3.69±0.18)和(3.91±0.21)，B组(3.58±0.14)和(4.89±0.09)，C组(3.68±0.15)和(5.77±0.13)]，较治疗前比较各组均有提高，且C组均高于B、A组，B组高于A组( P<0.05)。 结论:运动康复联合心理治疗对冠心病PCI术后老年患者的身体状况改善有重要意义，且优于单纯常规运动康复。

造影剂脑病(CIE)是血管内使用造影剂所引起的神经系统结构或功能短暂、可逆性异常。CIE的发病机理尚不明确。高渗透压和高血压可能参与了CIE的发生发展过程。高渗性的造影剂参与的CIE报道较多。本文报道1例低渗性造影剂碘比醇所致CIE病例，患者用碘比醇200 ml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后患者表情淡漠，反应迟钝，答不切题，定向力障碍，视物模糊不清，头颅CT平扫见静脉窦内造影剂存留，考虑为CIE。给予糖皮质激素抗变态反应，水化、利尿疗法，以稀释和加快造影剂的排泄，患者频繁恶心、呕吐，给予昂丹司琼镇吐等积极对症治疗，次日晨起患者问答切题，意识清，定向力计算力正常，无头痛、胸闷、胸痛、心悸，无恶心、呕吐后出院。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经成为冠心病的主要血运重建方法之一。随着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成为了晚期和极晚期支架内再狭窄、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发展与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涉及原有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范围、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内皮愈合反应、反复的炎症反应、血小板活化和不良的免疫反应。探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对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改善临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正在研究的多种技术方法，包括新型支架、介入器械、药物输送方式、药物疗法和策略、影像学指导下的支架置入术，可以用来改善药物洗脱支架相关的不良结果。该综述旨在提供防治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及防治策略。

目的:探讨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ASTE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疗法（PCI）术后血清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3（CTRP3）、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sST2）、Elabela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118例行PCI治疗的A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出院后90 d是否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分为MACE组（36例）和无MACE组（82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CTRP3、sST2和Elabela水平，按中位数分为高CTRP3组和低CTRP3组、高sST2组和低sST2组、高Elabela组和低Elabela组，每组均59例。以发生MACE为终点事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ASTE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预测MACE的效能。结果:MACE组sST2明显高于无MACE组[（49.56 ± 17.67） μg/L比（30.76 ± 12.83） μg/L]，CTRP3和Elabela明显低于无MACE组[（0.82 ± 0.42） μg/L比（2.02 ± 0.58） μg/L和（17.66 ± 3.85） μg/L比（21.84 ± 3.18）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低CTRP3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高CTRP3组[49.15%（29/59）比11.86%（7/59）]，低Elabela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高Elabela组[42.37%（25/59）比18.64%（11/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9.35和7.84， P<0.01）；高sST2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低sST2组[38.98%（23/59）比22.03%（13/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00， P<0.05）。将患者入院至发生MACE时间定义为生存时间，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高CTRP3组生存时间明显长于低CTRP3组[（81.02 ± 3.23） d比（56.31 ± 4.74） d]，低sST2组生存时间明显长于高sST2组[（74.52 ± 3.87）d比（61.12 ± 5.07） d]，高Elabela组生存时间明显长于低Elabela组[（77.95 ± 3.48） d比（58.64 ± 4.89）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LVEF、TnI、CTRP3、sST2和Elabela是影响ASTE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 HR = 1.632、1.124、0.712、1.482和0.676，95% CI 1.531~3.271、1.012~1.482、0.547~0.842、1.063~1.852和0.536~0.725，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TRP3、sST2和Elabela预测ASTE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截断值为0.79、52.17和16.82 μg/L，曲线下面积（AUC）为0.833、0.732和0.739。 结论:CTRP3、sST2和Elabela可作为评估ASTEMI患者PCI术后早期预后的指标。

目的:通过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及D-二聚体与纤维蛋白原比值（D/F）等指标构建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术后患者预后列线图模型并评估其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连续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医院收治的291例急性STEMI患者，收集所有患者PCI术前的临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Lp-PLA2以及D/F。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TEMI患者PCI术后90 d内死亡危险因素，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Lp-PLA2及D/F分组患者的生存情况，利用R语言软件构建列线图模型及决策曲线。结果:LpPLA2及D/F预测急性STEMI患者PCI术后90 d因心因死亡风险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6（95% CI 0.850~0.932）和0.884（95% CI 0.837 ~ 0.922）；其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9.50 μg/L和0.46（ P<0.05）；LpPLA2>59.50 μg/L患者心因病死率明显高于LpPLA2≤59.50 μg/L患者，D/F>0.46患者心因病死率明显高于D/F≤0.46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66岁）、左心室射血分数（≤45%）、LpPLA2（>59.50 μg/L）、D/F（>0.46）、N-末端脑钠肽前体（>1.55 μg/L）以及空腹血糖（FBG）（>7.00 mmol/L）是急性STEMI患者PCI术后90 d因心因死亡风险（ P<0.05）；当风险阈值分别>0.24时，列线图模型可提供显著附加的临床净收益。 结论:Lp-PLA2及D/F与急性STEMI患者PCI术后预后密切相关，联合其他临床指标所构建出的列线图模型可有效预测其PCI术后90 d内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