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膈疝的病因主要包括先天性及创伤性，其总体发病率较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漏诊，诊断与治疗尚无临床指南与共识。笔者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临床实践，探讨成人膈疝的诊断与治疗策略：建议疑似患者及时完善多排螺旋CT检查，关注矢状位影像；有临床症状者应及时修补缺损，择期手术优先选择经腹入路腹腔镜手术，对于缺损较大者推荐补片加强修补。

在进行腹腔恶性肿瘤根治性切除手术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血管受侵犯的情况，这不但给手术增加了难度，也直接影响到了根治效果和预后。随着联合血管切除重建的扩大根治性手术相关技术的发展，外科医师开始采用自体、异体或者人工血管进行术中缺损血管修补，从而达到根治性手术的效果。但由于这些材料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学者们一直在寻求更好的替代物。鉴于腹膜间皮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在胚胎学、组织学和生理学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且腹膜组织相较于自体、异体或者人工血管更容易获取，将自体腹膜制作成补片来修补缺损血管在理论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本文就目前自体腹膜补片修补缺损血管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脱细胞基质材料生物补片在青少年腹股沟疝修补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收治的159例青少年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55例，女4例；中位年龄为15.0岁，年龄范围为13.0～18.0岁。159例患者中，42例行传统疝囊高位结扎术设为传统手术组；61例采用国产交联脱细胞基质材料生物补片行开放Lichtenstein手术设为国产生物补片组；56例采用进口非交联脱细胞基质材料生物补片行开放Lichtenstein手术设为进口生物补片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恢复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两两比较采用Nemenyi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两两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校正。 结果:(1)手术情况：3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股沟疝修补术。传统手术组、国产生物补片组、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手术时间分别为20 min(10～25 min)、35 min(30～40 min)、35 min(30～40 min)，3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1.640，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传统手术组患者手术时间分别与国产生物补片组和进口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6 7)。国产生物补片组患者手术时间与进口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术后恢复情况：传统手术组、国产生物补片组、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术后疝复发率分别为7.1%(3/42)、0、0，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150，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疝复发率分别与国产生物补片组和进口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6 7)。国产生物补片组患者术后疝复发率与进口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传统手术组、国产生物补片组、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血清肿发生率分别为0、3.3%(2/61)、17.9%(10/56)，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4.929，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血清肿发生率分别与传统手术组和国产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517，6.741， P<0.016 7)。传统手术组患者血清肿发生率与国产生物补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传统手术组、国产生物补片组、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伤口脂肪液化发生率分别为0、3.3%(2/61)、1.8%(1/56)，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伤口脂肪液化患者经换药后愈合。传统手术组、国产生物补片组、进口生物补片组患者住院时间分别为3.0 d(2.0～5.0 d)、3.0 d(1.0～5.0 d)、2.5 d(1.0～5.0 d)，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907， P>0.05)。(3)随访情况：159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2～7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41个月。随访期间3组患者均无慢性疼痛、异物感及感染发生。 结论:生物补片修补治疗青少年腹股沟疝安全、有效。两种不同类型的脱细胞基质材料生物补片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可用于青少年腹股沟疝修补术。

腹股沟疝是普通外科中较常见的疾病之一，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近年来随着无张力疝修补术的出现和普及，复发率较前降低，腹股沟疝术后慢性疼痛(CPIP)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CPIP现已成为腹股沟疝手术的重要疗效指标之一。CPIP发生的病因较复杂，主要有神经性疼痛、非神经性疼痛、躯体性疼痛和内脏性疼痛。女性、年幼、肥胖、对疼痛的控制感较低、术前焦虑、术前疼痛、疼痛敏感性遗传易感性等患者因素和术者经验、开放疝修补术、重量补片、补片固定、术后急性疼痛等手术因素均为CPIP发生的危险因素。CPIP不仅是神经性和伤害性疼痛的产物，也受到心理、情感、认知和遗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故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正确的疼痛及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对诊断CPIP是非常必要的。CPIP的治疗应遵循一定的步骤，首选期待治疗、药物治疗、心理及行为治疗、物理治疗等保守治疗和介入治疗，如果经过6个月到1年的上述治疗手段疼痛缓解不明显，则考虑手术治疗。目前为止，预防性镇痛和规范化手术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最主要手段。

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后剖宫产瘢痕妊娠（CSP）的发病率、临床特点、诊疗策略及再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2010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实施IVF-ET后发生CSP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继发不孕合并瘢痕子宫（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史）、经IVF-ET助孕后获得临床妊娠的患者共1 441例，其中CSP患者占比1.94%（28/1 441）。CSP患者年龄（34±3）岁，有人工流产史患者占50.0%（14/28）。卵裂胚移植、囊胚移植后CSP发病率分别为1.74%、2.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408， P=0.523）。新鲜周期移植、解冻周期移植后CSP发病率分别为1.77%、2.23%，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 2=0.372， P=0.542）。CSP诊断时平均孕龄为（47±6）d。根据早孕期影像学检查分型，1例CSP-Ⅰ型患者采取期待治疗，妊娠至晚孕期活产；2例宫内妊娠合并CSP患者采取经阴道选择性减胎术，宫内妊娠至晚孕期活产；1例CSP-Ⅲ型患者行腹腔镜妊娠组织清除+子宫修补术，24例CSP-Ⅰ型或Ⅱ型患者行宫腔镜妊娠组织清除术±子宫动脉栓塞术；5例患者在CSP治疗后经再次胚胎移植助孕并获临床妊娠，均为正常宫内妊娠并足月活产。 结论:剖宫产术后再妊娠经IVF-ET助孕者，早孕期应行彩色超声检查明确有无CSP发生。CSP治疗应个体化实施，严格选择的CSP-Ⅰ型患者有期待治疗机会。

本文介绍了1例手助腹腔镜左肝外侧叶切除术联合食管裂孔疝修补及胃底折叠术的手术经验。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相比，该手助腹腔镜联合术式在缩短手术时长和控制出血量方面均取得良好效果，安全可行。

目的:探究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APP)后发生血清肿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分析2019年12月—2022年12月于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行TAPP的320例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26例，女性94例，年龄(61.46±10.22)岁，年龄范围23~76岁。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血清肿分为血清肿组( n＝18)和未发生组( n＝302)。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TAPP后发生血清肿的影响因素，并基于Softmax策略以二分类变量生存0(结局事件未发生)和1(结局事件发生)作为结果变量构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采用受试工作者特征(ROC)曲线和累积增益图分析模型区分度和应用价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320例患者术后血清肿发生率为5.63%(18/320)，其中Ⅰ型7例，Ⅱ型4例，Ⅲ型7例，经对症治疗后均已好转。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基础疾病、服用抗凝血药物、病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疝囊直径、补片固定方式、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是腹股沟疝患者TAPP无张力修补术后血清肿的影响因素( OR＝1.732、2.414、2.346、1.480、2.159、1.725、1.248、2.179；95% CI：1.385~2.942、1.764~3.176、1.280~3.209、1.263~2.275、1.331~2.861、1.308~2.239、1.005~1.764、1.644~2.982； P<0.05)。ROC曲线和累积增益图表明所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可较好地预测患者术后血清肿发生的概率。 结论:腹股沟疝患者TAPP后血清肿的发生与合并基础疾病、服用抗凝血药物、病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疝囊直径、补片固定方式、NLR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应重点关注这些问题，降低术后血清肿的发生率。

目的:回顾性总结主动脉夹层再次近端主动脉手术的临床结果和经验。探讨首次手术与再次手术的关系，再次手术指征、体外循环策略、术中技术细节以及术后早中期结果。方法: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28例患者接受29次再次正中开胸近端主动脉手术。全组男23例，女6例；年龄(45.1±12.7)岁。马方综合征15例(15/29，51.7%)，白塞病3例(3/29，10.3%)。患者首次手术方式包括主动脉瓣或二尖瓣置换、Bentall手术和升主动脉替换术，同期孙氏手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再次手术指征为：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远端扩张、近端主动脉瘤、吻合口漏、炎性主动脉病变致瓣周漏、机械瓣功能障碍合并主动脉瘤和主动脉根部脓肿。再次手术方式包括Bentall手术，Cabrol手术，Wheat手术，再植法保留主动脉瓣的根部替换术手术，吻合口漏修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全弓替换+支架象鼻置入术(孙氏手术)，升-右股动脉转流，腹主动脉替换。结果:全部患者住院死亡1例(3.4%)，原因为术后出现严重肺部并发症，双肺实变，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氧死亡。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症2例(6.9%)，1例经ECMO辅助后痊愈，1例术后半年死亡。术后二次开胸止血3例(10.3%)，肾衰需要透析3例(10.3%)，下肢轻瘫1例(3.4%)，均痊愈出院。随访期间因低心排血量综合症、多脏器衰竭死亡1例，全胸腹主动脉替换1例。1例患者Bentall术后冠状动脉开口瘤样扩张行Cabrol术，术后1年再发A型夹层行再次孙氏手术。结论:心脏和主动脉手术后的再次主动脉近端手术安全有效，近中期结果良好。术前全面评估，术中顺利开胸和建立体外循环，有效的脏器保护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主动脉疾病，特别是马方综合征患者再手术的可能性较大，要严密随访，必要时及时手术，避免主动脉破裂。孙氏手术适于复杂弓部二次手术。

目的:探讨减重代谢手术后早期严重并发症发生情况、诊治经验及其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回顾性收集2010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减重代谢外科4 255例施行减重代谢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 125例，女3 130例；手术年龄为（31.3±4.5）岁；体质指数（BMI）为（36.5±6.4）kg/m 2。手术方式包括袖状胃切除术（SG）2 397例、胃旁路术（RYGB）489例、袖状胃切除+空肠旁路术（SG-JJB）1 028例及单吻合口十二指肠转流术（SADS）341例。研究纳入标准：（1）因肥胖或2型糖尿病接受减重手术；（2）手术方式为SG、RYGB、SG-JJB及SADS；（3）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接受修正手术和同期接受其他手术的患者。早期严重并发症的诊断标准为术后1个月内发生且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级的并发症。根据Clavien-Dindo分级，分析不同严重程度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和转归，通过Logistic多因素分析其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1）减重代谢术后早期严重并发症发生情况：4 255例患者中有22例（0.52%）术后发生早期严重并发症，其中男性12例，女性10例；年龄（41.1±9.9）岁；术前BMI（36.9±8.2）kg/m 2。7例术前合并高血压，10例术前合并2型糖尿病，1例术前合并Ⅱ型呼吸衰竭，1例术前合并心力衰竭。严重并发症主要包括：Ⅲa级9例（0.21%）、Ⅲb级11例（0.26%）、Ⅳa级1例（0.02%）及Ⅴ级1例（0.02%）。不同手术方式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SG手术0.17%（4/2 397）、RYGB手术0.61%（3/489）、SG-JJB手术0.58%（6/1 028）及SADS手术2.64%（9/341）。常见严重并发症为漏0.28%（12例）、出血0.14%（6例）及梗阻0.05%（2例）。（2）早期严重并发症的转归：Ⅲa级并发症：包括8例漏和1例不明重症感染，经抗感染、介入下放置胃管、空肠营养管及CT引导穿刺引流治疗后痊愈。Ⅲb级并发症：包括5例出血，再次手术后痊愈；4例漏，其中3例修正为RYGB、1例行漏口缝合修补后痊愈；2例肠梗阻均行松解后痊愈。Ⅳa级并发症：为1例SG术后呼吸衰竭伴呕吐误吸，经重症监护治疗后痊愈。Ⅴ级并发症：为1例SG-JJB术后腹腔出血，再次急诊手术探查术中死亡，术中证实出血部位为胃短血管断端活动性出血。（3）减重代谢术后早期严重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术前是否合并2型糖尿病、手术时间及手术方式是影响减重代谢术后早期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1.3岁（OR=5.423，95%CI：1.004~29.278， P=0.049），手术方式（SADS：OR=19.758，95%CI：5.803~67.282， P<0.001；RYGB：OR=9.752，95%CI：2.456~38.723， P=0.001；SG-JJB：OR=5.706，95%CI：1.966~16.559， P=0.001）是减重代谢手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减重代谢手术安全性高，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为漏、出血及梗阻，需要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以提高诊治效果。患者年龄及手术方式是减重代谢手术后早期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利用术前渐进性人工气腹（PPP）、肉毒杆菌毒素A注射（BTI）和腹腔镜经腹膜前疝修补术（TAPP）联合的微创方法治疗巨大腹股沟疝（GIH）的效果。方法:两例GIH患者分别为56岁（患者1）和78岁男性患者（患者2），分别于2019年3月和2019年6月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疝和腹壁外科。站立位时，均可见腹股沟区及阴囊处包块突出，大小分别为40 cm×20 cm（椭圆形）和55 cm×13 cm（梨形），疝囊表面均可见肠型及蠕动波，分别经全腹CT检查诊断为左侧GIH伴腹壁功能失代偿和右侧GIH伴腹壁功能失代偿并发小左侧腹股沟疝。治疗方式：手术前2周给予双侧侧腹壁肌肉BTI，以促进局部麻痹，然后使用PPP获得更大的腹腔容量，TAPP手术修补缺损。结果:两例患者均顺利完成BTI、PPP和TAPP联合技术治疗。患者1和患者2手术时间分别为77 min和95 min；术后第3天引流量均<5 ml，拔除引流管；均在术后第2天排气，进食流质，下床活动，无发热感染表现；于术后第4天和第5天步行出院；分别随访6个月和7个月，均无疝复发。结论:BTI、PPP和ATPP联合微创治疗GIH安全、有效。